关注者

2009-4-10

谁冒犯领导,就用警察去教训他?

一个公民不堪地方政府以极低的补偿违法征地,多途径投诉和维权无果后,愤而将此事传到网上,迅速引起舆论关注,于是激怒了灵宝市有关部门。因为发帖者在上海打工,当地警察不远万里追到上海,跨省追捕将他“捉拿归案”。(见4月8日《中国青年报》)

灵宝警方的做法,让人想起“最牛县委书记”张治国进京拘捕记者的牛气,他们气势汹汹地跨省和进京拘捕中,都带着一种展示权力的炫耀和威胁意味:竟敢冒犯我,就是追到天涯海角也要将你“捉拿归案”;别以为在我势力范围外就奈何不了你,你永远也逃不出我权力的手心!

非常佩服灵宝网络警察监控公民的能耐,能从一则网帖迅速查到发帖者的身份信息,准确地判断出发帖者的位置,并迅速实施跨省追捕将其拘捕——如果在监控官员贪腐上有监控公民一半的能耐,公安、检察系统在反贪上也有这种敏锐、高效和严厉,反腐败何至于像如今这么被动和低效。在一些地方,一部分公权资源和监督资源都用在了严厉监控平民和打压公民身上,以至于腐败难以得到遏制,公民权利却不断受到侵犯。

然后很佩服灵宝地方在选择性执法上的高效。这个公民是求告无门、被逼无奈下才发帖揭露这个丑闻的,如果灵宝相关部门也能像“跨省追捕”那样高效地处理公民的举报,这个公民会到网络上寻求解决办法吗?

灵宝有关部门接受采访时说: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简直是胡说八道,给灵宝带来多坏的影响——这种说法是把灵宝整体形象、灵宝人的利益和灵宝政府的负面形象捆绑到了一起,把发帖人推到了所有灵宝人的对立面,这是什么逻辑?

跟许多类似事件一样,灵宝官员一口咬定发帖人是“造谣”和“诬蔑”,说“做事就要承担责任,受到一定惩罚,至少有点教训,下次不会再犯错”。一方面,是不是造谣不能由政府说了算,而应交由法律判断。另一方面,即使发帖人做错了事诬蔑了政府官员,应由法律对其进行审判并依法给其教训,跨省拘捕公民,违法关押,这样“教训”公民,显然是滥用公权力对公民进行打击报复。

中央曾三令五申政府不得滥用警力,警察不是政府用来“教训”公民的工具,而是为了保卫公共安全和保障公民权利——可是在不少地方,让人遗憾地看到,谁得罪了政府官员,谁冒犯了政府部门,领导就会让警察去教训他!(曹林/文 焦海洋/图)

2009-2-18

消费爱国,请领导们先上!

我原以为只有我胡思乱想的观点会雷到人,没有想到情人节一早起来就被人家雷到了。据今天的《南方都市报》报道,广东两会热烈讨论“扩大内需”,省人民政协的委员提出建议:共產黨人要带头进行爱国消费……不宜过分压低机关团体的公共支出……一位叫徐大章的特邀委员更是直言不讳:黨政机关都没有信心去消费,老百姓还怎么去消费呢?

  各位哥们、姐们,我是彻底被雷到了!政协的全称是“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就是能够代表各界精英的委员给我黨和政府提意见治理国家的组织,所以,这些委员多少代表了人民,这可是人民向我们黨和政府(机关)发出的呼吁:黨员和领导都不带头用公款消费爱国,人民没有信心啊!

  首先,作为一名老黨员,我真地无地自容,原本这消费爱国我应该一马当先,可我囊中羞涩,当然,无独有偶,我相信七千万黨员里像我这种应该不在少数,还不乏一些退休工人。所以,这黨员带头消费用私人的钱不实际,果然,人家说了,不要压低机关团体的“公共支出”——这个词儿和“公款消费”不是一回事吧?

  其次,作为“人民”,特别是作为一名“网民”,我也深感惭愧和悔恨。我哪里知道在当今的中國,爱国的概念是如此的易变和难以把握?我原以为多洗头、多洗脚、有事没事找个小姐按摩就是爱国了,我哪里知道原来我和部分网民一直在干着阻扰人家爱国的事儿?

  看看我们都干了些什么:人家地震灾区政府购买豪华车和万元笔记本电脑,这完全是扩大内需呀,结果我们去揭露人家,弄得人家小车不敢开,电脑不敢用;人家“机关团体”合理的公款旅游,我们却不负责任地把那些“消费爱国”单据在网络上曝光,搞得人家再出国时候就像派遣间谍特务一样偷偷摸摸;更过分的是,人家房管局周久耕同志只不过用公款买了几包贵了点的香烟,也被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网民人肉搜索了,结果人家被免职。这样大胆的消费爱国者被免职了,人家公仆还能、还敢、还想爱国吗?

  看看我们这些网民,都干了些啥呢!如果消费爱国,如果机关和团体消费公款正是“扩大内需”的爱国行为,我真是悔不当初啊,原谅我,为什么在这个神奇的国度,我总想爱国,可每每就成了陷害真正的“爱国忠良”的汉奸和卖国贼呢?

  如果我们这些网民一意孤行,严密监督黨员干部和人民的公仆们的爱国消费,那人家如何扩大内需?难道要逼我们的公仆烧钱爱国?或者像CCTV那样——你看,人家不知道如何花钱了,干脆就玩烟花,烧掉几十亿——几十亿啊,动用你每一个爱国的脑细胞计算一下,要重新建筑起来这样一个几十亿的大楼,那可是会拉动多少“内需”啊!看起来,今年感动中國的最大的消费爱国“机关团体”非咱们的央视莫属!

  前两天我才刚刚酝酿一个理论,我认为得寸进尺的网民对权力的舆论监督和对腐败分子的人肉搜索可能在客观上损害我们各级黨政领导的“爱国消费”积极性和热情,从而阻碍内需之扩大,影响国家经济之复苏,社会之和諧,人民之安康。没有想到我的这一理论还没有出笼,就有人民的政协委员和我遥相呼应,你说,我是应该感到悲,还是感到喜呢?

  其实,我要佩服政协委员们的犀利目光了,当今所谓鼓励消费扩大内需真正要起作用,不从七千万黨员以及“机关团体”的领导干部、人民公仆入手是无从说起的。中國老百姓不是傻瓜,你鼓噪一下内需爱国,他们就真把银行的那点准备用来养老或者送孩子读书、留学、娶媳妇的钱拿出来消费掉?你以为这消费爱国像到广场上喊喊“中國加油”那么简单?花自己钱的这种爱国哪里能够像我们留学生到悉尼和巴黎的街道上挥舞五星红旗那么过瘾!

  只要我们不是那么CCTV,我们应该都清楚,当今中國的消费大头正是公款消费和公共支出,你到任何一个高级饭店去看一下,那些花天酒地的人都是哪个部门的不就知道了?当然,你会说,有些是公司的老板啊,还叫小姐呢。是吗,那你再看一下他们在请谁,在用小姐招待谁,不就清楚了?还有,社会上有大批的二奶,你真以为都是有钱的老板们包养的?老板们的钱都是自己的,谁舍得花啊?二奶绝大多数都是有级别的,处级二奶、厅局级二奶和部级、X级二奶,大多是靠纳税人的钱在养着……

  说实话,如果网民们再接再厉地实行网络监督,弄得公仆们不敢随便花钱了,这对拉动内需还真起负面作用。所以,我在这里真心诚意地恳求网友们,为了热爱这个国家,让他们花费吧。我也对“机关团体”的领导同志们说一声:消费爱国,辛苦了,请领导同志们先走一步!

  至于普通民众,各位,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能够鼓动他们消费的办法只有一个:增加他们的信心,就能够扩大内需。增加他们对自己的前途、对这个国家的信心,他们就敢消费,甚至提前消费、借钱消费都不在话下。

  但你能够告诉我,一个在发大火的时候“让领导先走”的民族、在一个提倡“消费爱国”的时候让领导先上的国家,民众对前途能够有信心吗?

  本来想写到上面一句就嘎然而止,用问句结束,留下回肠荡气的悬念,然而,今天是情人节,我不能冷嘲热讽、一拍两散、恩断义绝,所以,我想对那些心中还残留一些良知和爱心的领导同志们进一言:只有增强民众对国家和未来的信心,他们才会消费,他们才敢消费。那么,怎么增强呢?

  我前两天才提到过,给每一个中國人或者学校孩子发一台电脑要比发钱更有效,不但可以提高教育水平,还可以提高国民素质。今天我换一种说法,地震灾区的“机关团体”用一万元购买豪华电脑“拉动内需”,只能让看到这个消息的广大民众对前途更加充满疑虑,更加舍不得花钱。

  然而,如果我们某地的政府用这一万元为学校孩子购买四到五套国产电脑,那么,很多家长心中会感到温暖,会为自己的孩子生在这样的国家感到自豪,从而也会对未来更有信心,更倾向于去消费。

  还有,鼓励“机关团体”不要过分限制公共支出,不能不让我想到公务员开会、旅游和公费出国现象,这些大概也是一种爱国的极致表现吧。但我告诉你,所有看到那些用公款出国旅游消息的国民,绝对会更紧地捂住自己的口袋,担心那些硕鼠随时会搜刮更多的民脂民膏去挥霍。

  我倒有一个建议,如果你真想扩大公共支出,为什么一定要用在公务员身上?如果你真想花费钱在旅游上,花大笔的钱让他们出国学习、长见识,如此开“官智”,还不如花钱开“民智”,由国家买单,以抽签的方式从工人、农民、普通士兵、学生、中小学老师、农民工、失业人士中定期选出普通民众去旅游、去学习、去国外游玩。

  这种使用纳税人的钱,用抽签的方式,把一些钱回馈到民众身上的做法,比那些掌握税钱的公仆花在自己身上,绝对会让人民对自己和国家的前途感到更加确定和有信心。

  最后提醒某些同志最、最重要的一点,对老百姓,你们完全可以只说不做,但对你们自己,千万要只做不说,例如带头用公费爱国的事,一定要做到只做不说。千万不要让民众知道你们消费他们的血汗钱,还美之曰爱国,千万不要在民众面前泄露你们有可能号召七千万黨员带头消费,号召单位团体领导用公共支出爱国。

  正如你们一直告诫我们的,我们的民众教育水平很低,素质不高,有时无法理解那种高端的爱国行为,如果民众误会了你们,就算你们帮这个国家度过了经济危机,我担心民众不但没有信心去消费了,有可能连这个国家都爱不起来了!

  杨恒均2009/2/14情人节

  作者:杨恒均

2009-2-6

养老——压向人民的第四座大山

  继住房、医疗、教育三座大山之后,养老这第四座大山又黑黑压压地砸在了老百姓头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按照国务院要求,正式启动了养老金制度改革,主要内容就是把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降低到企业水平,理由一是财政已不堪重负,二是整个社会(不包括官员)向低收入看齐有利于实现分配公平。按照该部门统计,目前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高于企业2倍,这就意味着,该项改革实施后,全国事业单位3千多万人的养老保险将要缩减三分之二,退休人员每年拿到的养老金将仅仅相当于现在4个月的数额。“实现公平的办法,就是把收入高的拉下来向收入低的看齐”,这原本是30年来改革教诬蔑毛澤東时代的妖魔化描述,没成想,却成为今天铁一般的现实。此前我们一直在讲,如果说私有化改革主要是对蓝领的剥夺,那么殖民化改革将主要是对白领的剥夺。现在这个改革就是对白领的剥夺,这是继股市之后对白领的第二次财富剥夺,如果照此下去,更大的剥夺还在后面。

  这让人不禁想起了港台流行的那句江湖诫语“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从九十年代瓜分国有企业开始所形成的历史欠账终于要还了。少数权贵瓜分国有企业剥离出的福利保障甩给了国家,优惠外资分离出的福利保障甩给了国家,国内民营资本实行血汗工资制度拒绝承担的福利保障也甩给了国家,再加上禁止罢工的法律又剥夺了工人反抗资本的所有手段,由环境资源、福利保障所构成的“底线财富”如同火山爆发般喷涌出来,又如长江大河般滚滚流向西方国家。我们之所以称之为是“底线财富”,是因为这是突破人类文明底线形成的财富,是其他任何文明国家都不曾拥有的财富。正因为这是底线财富,无论权贵富豪还是贪官污吏,都不敢将其留在国内,便争先恐后地向国外转移,不仅以个人和公司名义向外转移,买办集团甚至以国家名义向外转移,从而形成了一江财富向西流的悲惨景象。财富滚滚西流的结果,就是在举世瞩目的奢华繁荣之下,国家连发放养老金的钱都没有了。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资料显示,2000年到2006年,我国养老金亏空数额6年增加25倍,“空账”由360多亿元增加到9000多亿元,每年还在以1000多亿的速度增长。

  让中國财政不堪重负的养老金是占GDP比重太大吗?恰恰相反,中國养老金占GDP比重不仅远远低于毛澤東时代和其他社會主義国家,甚至远远低于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远远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远远低于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其落后程度乃至于很难找出比中國比重更低的国家。2008年,中國社会保障支出6684亿元,约占财政收入比重11%,约占GDP比重2.2%,这还是在胡錦濤新政连年大幅提高社会保障后的数字。而同期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总费用占国家GDP的比重是:比较低的日本是13.7%,美国16.81%,欧盟27.2%,其中,瑞典、法国和丹麦均高于30%,超过我国十几倍。中國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公共性支出占GDP比重一直徘徊在世界倒数最后几名,与中國争夺倒数第一名的国家全加起来也不过三、五个。

  这就出现了一个让未来历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目前中國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一方面,只要提到民生指标,中國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甚至连少得如此可怜的一点儿养老金都已亏空,这是在金融危机中许多濒临破产的国家都没有出现的可怕情况。另一方面,提到经济发展,中國又是世界财富增长最快的国家,是有史以来唯一经济高速增长30年的国家,是世界上最财大气粗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人,是全世界最大的黄世仁。而最强大的美国反倒是全世界最大的杨白劳。以至于整个西方国家都认为,正是中國白送给美国的财富太多了,养成了美国人大手大脚花钱的不良习惯,才造成了目前的金融危机。既然是中國养成了美国人大手大脚花钱的不良习惯,中國就要承担相应责任,增加购买美国债券,把更多的财富送往美国。由美国操纵的中國伪自由派更是掀起了一波新的政治浪潮,要求顺从美国的呼声响彻云霄,为美欧等西方国家向中國索取“人權利润”积极创造条件。

  “人權利润”是和“底线财富”相联系的另一个掠夺中國的经济工具。一方面,作为改革教一路人马的买办集团突破人类文明底线攫取巨额财富,比如把罢工自由列为极左罪行加以禁止;另一方面,作为改革教另一路人马的伪自由派,又以禁止罢工违反人權为理由,带领西方国家对中國进行政治讨伐,迫使中國支付巨额财富换取稳定,从而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人權利润”。“人權利润”和“底线财富”是造成当今中國经济极度繁荣和民生极度艰难同时并存的直接经济根源。虽然追根溯源,私有制和两极分化才是总的经济根源,但是直接原因却是中國独有的“人權利润”和“底线财富”。正是“人權利润”和“底线财富”,把中國经济高速增长的30年,变成了西方国家高消费的30年,最终的结果就是掏空了中國资源,毁掉了中國家园,甚至连数千亿养老金都掏空了。

  此前我们一直在讲,以毁灭环境和耗尽资源,以牺牲国民的工资、福利和健康换取的财富,虽然被西方国家拿走了(包括贪官污吏的腐败财富也流向了西方,已掌握的数字就超过6千亿),但是最终要由中國人民来偿还,要由中國的子孙后代来偿还。目前这个偿还已经开始了,虽然降低养老金的改革算不上什么,用改革教的习惯语言来讲,还在人民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但它却是一个历史标志,它标志着“让少数人发财,由多数人买单”的中國改革模式,正在由“让少数人发财”为主的阶段,过渡到“由多数人买单”为主的阶段。为破坏的环境买单,为透支的资源买单,为损坏的健康买单,为取消的福利保障买单,为坑蒙拐骗的市场买单,为道德崩溃的人际关系买单,为流氓横行的社会环境买单,等等。总之,无论是大自然赐予的,还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抑或是我们前辈创造的,或者是子孙后代应该拥有的,都已经被这一代人变现干净,甚至连我们的灵魂都已经变现抵押给了魔鬼。中华民族再也没有可变现的东西了,变现的时代已经结束,偿还的时代正在到来。目前养老金改革的标志性意义就在于此。如果说在“发财阶段”都没有富裕起来的白领,进入“买单阶段”后就更不用再做富裕美梦;如果说在“发财阶段”就在买单的蓝领,进入“买单阶段”后不仅会被更加牢固地锁定在买单的倒霉命运上,甚至有可能连买单的资格都会被彻底剥夺。

  目前是中國财富变现的高峰期,各种资源变现的财富在全世界到处抛撒,仅投向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家美国企业的资金就超过2.5万亿人民币,相当于中國2008年4年的社会保障支出,甚至为了花钱,竟然发起了两年投资4万亿的花钱大跃进运动,在如此惊人的财富变现高峰期都没钱解决中國人自己的养老问题,一旦财富变现的高峰期过去,中國所有的历史欠账将如何偿还?谈到这里许多人仍然会继续前面的疑问:中國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为什么中國能拿出相当于5万亿人民币的资产购买美国国债,去支援美国经济建设,却连本国知识分子1千多亿养老金都感觉不堪重负?为什么能两年投资4万亿让各级官员上项目,却不能拿出1千多亿让知识分子安度晚年?既然投资4万亿是刺激内需,那么解决养老问题是最直接的刺激内需,并且无需转换浪费,可以直接消化掉出口受阻的那部分轻纺产品。的确,这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无法理解也不曾出现的现象。本来,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要满足本国人民消费,可中國却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相反现象,舍弃本国人民消费去发展经济。是中國政府不想满足中國人民的生活需要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中國经济舍弃本国需求而发展呢?

  矛盾的根源就在于猫论。世界独一无二的猫论,造成了世界独一无二的畸形经济。“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政治伦理,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宗旨,把赚钱变成了国家的职能和任务,使中國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的以赚钱为目标的国家。国家以赚钱为目标,必然成为脱离本国人民的獨立经济实体,所有投资都要以盈利为目的。如此一来,本国老百姓就倒了血霉,由于国家和老百姓成为利益竞争关系,而老百姓又在国家统治之下,老百姓便成为天然的掠夺对象,必然成为弱势群体,中國的弱势群体就是由此形成的。比较一下中美两国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投资计划就会发现,中美两国振兴经济的逻辑是相反的。美国7千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并不是政府动用本国财政资金进行投资,而是由美国政府出面向世界各国发行国债,让世界各国出钱投资美国经济,继续维持并争取提高美国人民现有生活水平。在此,美国生产目的和生产手段之间的关系,倒确确实实有些类似于社會主義经济的性质。反观中國投资计划则相反,不是通过发展经济满足人民需求,而是通过牺牲人民福利发展经济。这就是为什么宁可花5万亿购买美国国债,也不花1千亿解决本国人民养老的原因。购买美国国债可以带来利息,用于百姓养老没有任何利益。当盈利成为国家投资目标时,结果就只能是像目前这样,可以把钱花在任何国家任何地方,就是不能花在老百姓身上,因为花在老百姓身上不会带来任何盈利。如同家长一旦把盈利作为目标,则无论怎么花也绝不会把钱花在孩子身上,哪怕是赌博一次性输光,也会认为是正当花费。这就是我们一直坚持批判猫论的一个根本原因,猫论已成为中國经济殖民化的自动导航仪,无论采取多少纠偏政策,只要不公开批判这一理论,中國经济就会自动驰入殖民化轨道。胡錦濤新政的民生路线之所以始终得不到落实,中國经济转型之所以始终无法完成,根源就在这里。

  胡錦濤主席提出不折腾的初衷是好的,是想在实践中悄悄完成这一转变。但是目前看来要悄悄完成这一转变十分困难,国外敌对势力和国内买办势力,以及他们所操纵的伪自由派等汉奸势力,都十分清楚猫论是推动中國改旗易帜的最有效理论,是最终推翻共產黨和解体共和国的最有效武器,是把中华民族在精神上变成一盘散沙的最有效工具。这是一百多年来西方国家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兵不血刃奴役中國的最好方法,他们是绝不会容许中國摆脱这一历史陷阱的。最近,针对世界左转的历史大潮,针对中央放弃反左口号的政治转型,针对毛主席再次回归祖国大地的根本大势,国内外敌对势力策划动乱扯起的一面新旗帜,就是猫论创始人。这个新的政治动向,表明国内外敌对势力正在改变策略,由以往那种单纯宣扬散发着西方狐臭味的普世价值,转而采取具有中國特色的猫论武器来制造动乱和分裂,最近他们提出的“保护腐败论”就是猫论的具体运用。所谓保护腐败论,是由美国操纵的伪自由派争取现任官员的统战理论。他们告诫现任官员,如果让左派上台,腐败官员将肯定会被清算;如果让右派上台,腐败官员就能避免清算,得到有效保护。所以希望现任官员能够从自身利益出发,和他们一起联手解散共產黨,解体共和国。当猫论已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制造动乱和分裂的政治旗帜时,作为执政的共產黨人要维护和巩固其执政地位,就必须果断抛弃把13亿中國人民锁定在道德洼地上的这一实用主义流氓理论。这是落实民生路线,惩治腐败,摆脱殖民经济,避免被折腾的有效方法。

  目前正在进行的养老保险改革再次证明了我们对中國经济的基本判断:官人经济加洋人经济。改革已成为官人和洋人占有和瓜分社会财富的基本手段。这次养老保险改革就是再好不过的典型。中國财政供养人员约4千万,其中公务员约一千万,事业单位人员约3千万。如果从减轻财政负担出发,应该是把包括公务员在内的4千万财政供养人员的养老保险,都降低到企业水平;相反,如果从社会公平出发,则应该把企业人员的养老保险提高到机关和事业单位水平。而目前的改革却是非驴非马,只把3千万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保险降低到企业水平,1千万公务员仍然享有高额养老保险。如同以往所有掠夺性改革都能创造出相应的学术明星一样,这次养老保险改革又成就了几个丧尽天良的学术新星,提出了所谓“融冰理论”,说什么养老保险改革如同融化冰块,先融化掉3千万事业人员这个大冰块,再融化1千万公务员这个小冰块就容易了。先不说这个融冰理论的逻辑顺序狗屁不通,就其改革目的来说十分明显,就是要好钢用在刀刃上,甩掉3千万事业人员,以便挤出更多财政资金让公务员享有更高的养老保险,又怎么可能融化掉“大冰块”后再去融化“小冰块”呢。

  中國3千万事业人员的主体是知识分子,现在被官员赶下分享改革成果的福利列车,再次反映了中國知识分子兔死狗烹的历史命运。历史上中國知识分子兔死狗烹的不变命运,根源于他们总是扮演狗腿子的不变角色。当初权贵富豪打着改革的旗号抢劫蓝领时,知识分子齐声叫好,现在报应到了自己头上,知识分子才发现自己连最起码的呼吁能力都已彻底丧失,因为有能力呼吁的那些知识精英,在抢劫过程中不仅抢足了自己这一代人的养老保险,甚至连儿子孙子的养老保险都抢足了,不可能去管别人死活——哪怕是同类也毫不在乎。只可怜那些天天威胁孩子不好好学习就要去企业当工人的普通知识分子,到老却是自己落得一个享受企业待遇的最终结局。但愿通过这一番折腾,中國知识分子能够觉悟起来,能够意识到,知识分子的力量在于扎根于民众之中,而不是依附于官员之上。中國知识分子与欧美知识分子不同命运的根本原因就这里。当初毛澤東让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苦心也在于此。可惜中國知识分子不仅不感谢毛澤東,反倒被人利用来恶毒地践踏毛澤東,把教师节定在毛澤東逝世的第二天9月10日,由于中國人都是头天晚上庆祝节日,这就造成了每年9月9日都要敲锣打鼓的喜庆场面。如此人神共愤的歹毒设计,纵然是民心可侮,也定是天理难容!从那时起,便注定了中國教师冥冥中的悲剧命运:先是精神世界的堕落,所谓“公检法,国地税,人民教师,黑社会”,就是对教师精神世界堕落的描述;然后是社会地位的堕落,目前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教师罢课事件,就是教师社会地位堕落的反映。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个教师节,就把中國教师送上了灵与肉的赎罪道路,并且至今许多人也不明白,设置教师节本身就是中國知识分子宠物化的标志。虽然有时宠物也能上桌吃饭,但前提是主人饭多吃不了,现在主人的财政紧张了,宠物也就只能重新回到桌子下面吃残渣了。目前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还只是多与少之间的矛盾,如果财政继续紧张下去,等待中國知识分子的将很可能是有与无之间的矛盾。

  中國财政规模已超过6万亿,并且仅外汇储备一项就超过13万亿人民币,何来财政紧张一说?这里的财政紧张不是相对于国家财力而言,而是相对于中國官员超越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高消费而言。中國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超过GDP增长,而用于官员消费的行政费用增长,又远远超过财政收入的增长。1978年中國财政收入是1132亿元,行政费用开支52亿元,行政费用占财政收入比重是4.6%;2008年中國财政收入是61316亿,按照有关专家和“两会代表”提供的数字,目前行政费用开支占财政支出比重大概在百分之二十左右,相当于1.2万亿左右。30年间,中國财政收入增加了54倍,行政费用开支则增加了200多倍,并且在十七大以前,仍然以每年23%的速度递增。中國财政收入增加的绝大部分都被官员消费掉了,无论和本国七十年代纵向比,还是和世界其他国家横向比,财政收入中除了行政费用开支火箭般上升外,其它所有指标,包括国防、医疗、教育、养老、保险等,无一例外地都在下降。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行政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都在向1978年的中國看齐,可见那时的中國不仅在政治文化上是世界的榜样,即便在财政结构上也是世界的榜样。目前行政费用占财政收入比重最低的日本是2.38%,因担负世界任务开支最高的美国也不过9.9%,除去比较特殊的美国之外,世界各国行政费用占财政收入比重一般都不会超过6%,中國已经被胡錦濤新政冻结的比重都高达20%,这就是中國官员能够拥有超越帝王生活的财政基础。如果中國官员的行政费用能够像往常那样没有任何障碍地继续增长下去,也不会拿3千万事业单位的知识分子开刀问斩,关键就在于以胡錦濤为代表的黨中央为贯彻新的民生路线,在十七大后强行冻结了行政费用的增加部分,对行政费用开支实行零增长政策。这显然触犯了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但是又不敢直接反抗中央,便采取了“打儿娘就范”的策略,把3千万知识分子退入火坑,通过知识分子闹事逼迫中央放弃零增长政策,以便继续维持官僚帝王般的生活。这才编造出了所谓财政不堪重负的借口。

  其实,全国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总额也就是1千多亿,原本就不大的数额,再怎么减少也不会对财政负担有实质性影响,醉翁之意不在酒,打儿是为让娘就范,目的就是要给中央一点儿颜色看,这和他们去年制造股灾如出一辙。据中央电视台报道,中國官员一年吃喝游玩费用就超过9千亿,相当于9年全国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总额。改革不在那吃喝玩乐的9千亿上打主意,却偏偏在这1千亿活命钱上打主意,明摆着是在激化矛盾操纵闹事。如同西方国家向中國索取“人權利润”,台湾向大陆索取“统一利润”一样,中國官僚集团也学会了向中央索取“稳定利润”,增加行政费用就是其中一项“稳定利润”。可见,权利被架空又和民众相隔绝的中央政府,要想推行一套民生路线相当艰难。难就难在摆脱了民众制约的官僚集团却对中央政府形成了单向制约,中央政府所有的政策都要经过官僚集团的利益过滤,对官僚集团有利的政策无限放大,对官僚集团不利的政策则坚决抵制和扭曲,中央政府则完全无能为力。表面看起来好像中央政府十分强大,其实全部权利都掌握在官僚集团手中,中央政府没有任何獨立权利。

  就拿国家首脑来说,无论是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是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或者是毛澤東主席生前,都可以直接任命一个老百姓当部长,全世界唯独目前中國的胡錦濤主席做不到。奥妙就在于当今西方国家的社团民主和舆论自由,与中國纹革时期的群众组织和四大自由,具有相同的政治功能和历史作用,就是对权利集团具有强大的约束作用,这就决定了当今美国和当初中國的官僚集团,只能是对中央政府和民众两头讨好,形成中央政府和民众两头拥有实权。官僚集团根本不可能像当今中國这样能够对上约束中央,对下鎮壓民众,无所顾忌地为所欲为。形成这种状况的根源,我们在其它文章中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只是简略概括出最核心的一点,这就是:中國官僚集团用西方精英民主的方法,在权利上架空了中央政府;又用妖魔化纹革的方法,在政治上架空了中央政府;把中央政府完全变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梁上君子,表面看上去很强大,实际上对内对外都十分脆弱。当初建立这种政治体制完全是为老爷子充当太上皇准备的,对上要随意玩弄中央政府,对下要准备鎮壓群众,就必须使两头权利虚置,形成官权独大的权利架构,让各类精英享有没有任何约束的民主自由。

  可以说,目前中國叫喊民主自由的各类精英,即便是权利最小的文化精英,所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利,也超越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自由。当今世界所有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國家,绝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精英,能够拥有中國文化精英这样没有限制的自由权利。美国的文化精英不可能拥有随便辱骂耶稣的自由,也不可能拥有要求清算所谓耶稣罪行的民主;以色列的文化精英不可能拥有宣传犹太人是劣等民族的自由,也不可能拥有可以废除《圣经》的民主;无论是美国精英,以色列精英,还是欧洲精英,都没有侮辱民众信仰、剥夺民众财产乃至摧残民众生命的自由,唯独中國精英拥有这些自由。中國的文化精英可以随意侮辱民众信仰,中國的经济精英可以随意剥夺民众财产,中國的司法精英可以随意摧残民众生命。中國精英所享有的民主自由已经达到了空前绝后为所欲为的极端程度,并且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约束。如果中央政府进行约束,就是專制暴政;如果百姓进行反抗,就是纹革暴民。左手拿着暴政的大棒对抗中央,右手拿着暴民的大棒打击民众。在世界面前,把中國政府妖魔化为暴政,把中國人民妖魔化为暴民。中國人怎么做都是错,中國人干什么都有罪。就是在文化精英、民主精英、改革精英对中國的妖魔化过程中,中國逐渐沦落为国际社会讨伐的对象,成为西方国家宰杀的对象,成为国内外反華势力折腾的对象,甚至成为国内官僚集团折腾的对象。这不,全国各地教师罢课风波尚未平息,又开始折腾起了3千万知识分子。折腾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中央政府和民众的双输。在中央政府和民众互相折腾的双输中,中國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了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再从中拿出一小部分奖赏给中國精英分子,让他们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在中國继续折腾,为西方国家折腾到更多的中國财富。

  所以,现在已到了废除官权体制,还权于民的时候了。只有实行包括每个劳动者在内的大众民主大众自由,才能切除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毒瘤——精英民主和精英自由。可以说,精英民主和精英自由,当今人类社会最大的祸患,无论是目前困扰世界的金融危机,还是困扰中國的腐败政治和殖民经济,其主要祸根就是精英民主和精英自由。而克服精英民主和精英自由的唯一选择,就是中國纹革创造的,目前美国已初露萌芽形式的大众民主和大众自由。前面提到的,无论美国欧洲的精英,还是以色列以及所有其他国家的精英,之所以不会自由地辱骂本民族是劣等民族,之所以不会勾结其他国家来民主地决定本国事务,就是大众民主大众自由制约的结果。可以说,如果今天晚上人民群众拥有了民主自由,那么明天早上太阳照耀到的,就肯定会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中國。所有那些带有殖民色彩的汉奸媒体,肯定会在一个晚上消失得干干净净;所有那些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汉奸学者,也会在一个晚上就完全销声匿迹。中國财富不仅不会再继续流向国外,甚至已经被逃亡官员带走的那近万亿财富也会回流国内。

  中央政府应该坚信这一点,中國人民也应该坚信这一点。主席生前曾反复强调,应该相信群众相信黨。而目前中國最大的问题,就是黨不敢相信群众,群众也不相信黨。这主要是改革教在黨和群众之间设置政治防火墙的结果。被防火墙隔绝开来的黨和群众,同时失去了原有的强大力量,黨没有力量驾驭官僚,群众没有力量监督官僚,双方同时被官僚集团拖着走向与自己利益相反的方向。中國官僚集团为了永远地把黨和群众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一方面不断加固黨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防火墙,让黨和人民群众互相猜忌互相敌视;另一方面积极投靠西方国家,走上了买办化和汉奸化的发展道路。如果再不拆除这道防火墙,黨和人民群众将同时被拖向死路。拆除这道政治防火墙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实行社會主義大众民主。目前中國已进入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阶段,选择什么样的民主发展道路已是不容回避的迫切问题,既然中央已经宣布绝不选择改旗易帜的资本主义精英民主,就应该选择社會主義大众民主,此外再没有第三种民主模式。人类社会由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的过渡,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那些世界强大国家的力量,无一不是来自于向大众民主的过渡。国内外反華势力对纹革的妖魔化,使人们对社會主義大众民主形成了很深的误解和疑虑,总担心人民群众一旦拥有了民主权利,就会把矛头指向中央政府,就会导致社会混乱。各种反动势力就是利用这种担心和疑虑,不断制造人民群众的愤怒,不断激化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堵塞中國走社會主義大众民主的道路。目前,中國社会矛盾已接近白热化状态,随时都会爆发出来,如果不加以有效引导,把矛盾释放到国内外反动势力头上,他们就会引导群众把矛盾释放到共產黨头上。总之,积累起来的矛盾是一定要释放的,避免矛盾爆发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主动释放矛盾。虽然胡錦濤主席提出了不折腾策略,旨在化解矛盾于无形之中。但是,目前这种“大刀向百姓头上砍去”的改革措施,正在不断地把矛盾推向极端,并且把矛盾推向极端的速度,远远超过黨中央民生路线化解矛盾的速度。在这种情况下,胡錦濤新政化解矛盾的努力很难奏效,最后只能通过对民主的选择来解决矛盾。

  是选择大众民主还是选择精英民主,已经历史地摆在了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面前,这是光明与黑暗的选择,是和平与动荡的选择,是统一与分裂的选择,是崛起与毁灭的选择!

  相信中國人民一定会做出让中华民族崛起的正确选择。

2009-1-16

愤慨任志强的高调不如反思草根的失声

我们渴望看到更多草根阶层的代表委员能够坦然面对任志强们的公开叫板;同时,也希望看到各种媒体资源能够更多地关注那些草根委员的声音。

  1月13日,在北京市政协会议上,任志强委员在发言中指出,房地产是北京发展的重要支柱,住房价格本身就是控制人口增长与控制人口素质的门槛。任志强同时认为,过度扩张保障性住房建设,占用巨大的土地资源,使得房地产投资量缩小。(1月14日《新京报》)

  任志强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他总是不遗余力地推销自己“只给富人盖房”的理论,即使在两会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和地点,他依然毫不掩饰在商言商的利益冲动。

  不过,任志强的此番言论比“只给富人盖房”更加荒诞不经——在任何国家,拥有适度的住房都是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因此,必要的保障性住房是不可或缺的。按照任志强的逻辑,任何最基本的民生需求似乎都足以成为“控制人口增长与控制人口素质的门槛”——医疗、上学等费用,甚至,无限提高粮食价格岂非更能直接“控制人口增长”?任志强所展示出的对原始丛林法则的追捧,令人不寒而栗。

  当有人谴责任志强委员此番言论不合时宜的时候,我们也许应该面对这样一种现实,商人任志强和任志强委员其实并没有区别。无论任志强的意见是否正确,在政治协商的过程中,他都有发表自己看法的权利,而因为代表着特定的阶层,他不可避免地要站在自己的立场讲话。

  政协工作旨在建言立论参与国事,从而了解和反映社情民意,其中,发挥界别作用是其显著特色。不过,既然是“协商”,就应该有多种针锋相对的声音出现,那么,反对任志强的委员们在哪里呢?实际上,近年地方两会期间,雷人语录屡见不鲜:从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的“看病最不贵是中国”,到国内首富张茵建议取消“签订无限期合同”,再到北京某房地产公司老总穆麒茹的“钉子户”导致房价上涨,直至此次任志强的住房价格控制人口增长……

  然而,与“精英委员”雄踞讲坛侃侃而谈相对应,鲜见有代表委员针锋相对予以正面回应,而绝大多数普通草根也只能游走于网络论坛展开口诛笔伐。这样“关公战秦琼”似的论战实际上并无太多积极意义——草根不可能叫把握麦克风的精英闭嘴,精英也无法阻止隐匿于网络的草根发帖,长期对立的背后是双方隔阂与猜疑的加剧,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草根阶层缺少足够有力的公开代言人。

  如果草根阶层得不到应有的话语权,不免会使任志强们的发言更加无所顾忌,甚至是干扰政府决策的判断。因此,在两会这样一个各抒己见参政议政的平台,我们渴望看到更多草根阶层的代表委员能够坦然面对任志强们的公开叫板;同时,也希望看到各种媒体资源能够更多地关注那些草根委员的声音,而不仅仅是把注意力放在诸如任志强之类“明星委员”的身上,从而真正搭建起一个公开对话、平等协商的平台。

  两会过程中,与其愤慨精英委员的高调,不如反思草根委员的失声。按照常例,如果辩论双方有人弃权,无非导致两种结果:剩下的一方因没有对手而索然无味放弃宣讲;抑或因掺杂着利益诉求而更加肆无忌惮地喋喋不休。倘若不幸是后者,情况无疑更加糟糕——这意味着在失去代言人之后,我们只有忍痛洗耳恭听的份儿,而没有丝毫反驳辩解之力。(作者:赵志疆)(原标题:愤慨精英的高调不如反思草根的失声)

2008-12-16

我国低工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当前我国劳动工资的水平或者说年收入应该多高?从来没有人从宏观角度来进行测算。结果就出现了去年围绕着抄表工10万元年薪的事情展开了一场社会大愤怒。这是有点非理性的行为,就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状况,劳动工资水平到底应该多高,应当进行细致的分析。

  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判断,年收入10万元已经不是多么高不可及的标准,这是经过精确计算的。问题是当前我国巨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导致了普通企业职工低工资的状态。这种格局必须要靠政治的力量打破。但在之前,舆论界要有清醒和深入的认识。

  一、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工资水平

  先不要对年薪10万元大惊小怪,这正是国有垄断企业在某种程度上优于私营企业的地方,实际上真正需要做的是向10万元的工资水平看齐,是提高中國劳动者的政治地位,维护他们的劳动权利和经济收益。

  目前12家中央企业的人均人工成本在6-7万元之间,是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3-4倍。于是,央企成了被舆论批评的对象。人工成本6-7万元,平均月收入也就是五千多元,如果是全国工资水平3.5倍的话,那么全国平均工资水平月收入为1400元。这一收入水平对于我国广大的工薪者来说,高还是低?让我们从国民生产总值(GDP)角度来衡量。

  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收入一般都占GDP的50-60%.而我国 200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19万亿元,这一年职工工资总额仅有19980.8亿元,仅占当年GDP的11%,其中國有经济单位12009.2亿元,城镇集体经济单位 867.8亿元,其他经济单位7103.8亿元。这一比例可以看出我国工资水平是多么低!

  2005 年,我国城镇从业总人员数为27331万,国有单位、集体单位、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外商投资单位的从业人数分别为 6488万、810万、188万、45万、1750万、699万、3458万、557万、688万,个体户2778万。这一年,我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为 18405元,如果将这2.73亿从业人员都视为工资收入者,那么他们的工资收入总额应为5万亿元,约占2006 年20万亿元GDP的25%.这是将个体户都计入统计的结果。如果将我国的工资收入提高到占GDP40%的水平,以8万亿元除2亿从业人员(2.7亿城镇从业人口中有大量失业待业和非正规就业者,真正有工资收入的不到2亿人),人均年收入将达到4万元到5万元。这应该是我国劳动工资的合理份额。

  由于在收入分配中,工资等级不同,假如以全国4万元的平均工资水平衡量,那么中等工资收入者的工资水平就应该在七八万元左右。因此,一些企业的员工拿10万元也并不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但2005年,我国职工工资总额仅有19980.8亿元,仅占当年GDP的11%,这种收入水平实在是太低了。无怪有学者惊呼:中國正在摧毁资本主义的道德伦理底线!这意思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最残酷的原始时期,劳动工资水平也没有这么低!

  二、国民收入都到哪里去了?

  从宏观经济数据看,目前,政府财政大约拿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35%,企业资本拿走了大约45%,农民和城镇劳动者拿走了剩下的大约20%.这是一个极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由此导致我国的政府部门财大气粗,企业所有者财大气粗,劳动群体日益贫困化。

  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是:中國官僚资本特权集团已经在20多年来权贵化倾向的改革中牢固形成!这一集团一旦失去民主政治的制约,便会变本加厉地攫取社会资产。而这一环境之所以能形成,关键是中國的改革是一场权贵资本主义倾向的改革,劳动大众的权利已遭到严重剥夺,劳资关系的天平已经完全倾斜到资本的一方。

  让我们来看看企业高管和资本的收入。目前企业的高管少则上百万元,多则几千万元,至于说老板的收入更是每年以几十亿的速度增长。看一下我国每年的富豪排行榜就知道他们的财富增长每年是多少。

  举例来说,去年媒体报道说,联想公司总裁杨元庆2005财年的年薪为2175万港元!这一数字是这个抄表工人的217倍!是一个普通打工仔的2000多倍!然而舆论对这样一条高收入的消息社会和媒体却默不作声。

  一抄表工的年收入达到10万元,舆论一致谴责,认为这是大逆不道,而那些年收入几千万上亿的人,却认为是应该的,合理的。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社会心理的整体颓废和畸形。一个普通工人多拿了一点,全社会愤怒,而一个高管拿几千万元整个社会却全无痛痒,麻木不仁。中國社会在是非判断方面真是出了大问题。

  垄断企业不该拿高额的垄断利润,企业高管就该拿超高工资吗?老板就该拿比工人多得多的剩余利润吗?为什么这些年里中國社会没有一点这方面的抱怨和抗议?

  窃国大盗无人过问,小偷小摸大呼小叫。看看当今企业在收入方面存在多大的差距!某山西私营煤炭企业,工人每月七八百元,但老板却成千上万地赚取利润,一百多万元一辆的进口高级轿车,老板一买就是十几辆。如果说效益不好,一些民营企业的大老板怎么能买得起上千万元一辆的豪华轿车、几千万元一栋的高级豪宅?

  据说著名民营企业幸福集团的老板刘永好先生拥有三辆高级豪华轿车,最便宜的一辆也价值670万元,最贵的一辆约有900多万元。试问:如果用这些奢侈的钱来为企业职工发工资,工人们的工资能那么少吗?我国劳动工资水平能那么低吗?全社会能对10万元的工资水平如此惊讶吗?

  这种现象恰恰印证了西方经济学泰斗亚当.斯密说过的一句话:“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必有500个穷人。少数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然而当今的中國社会却把贫富差距视为合理,把普通劳动者高一点的收入视为大逆不道。这岂不是巨大的社会心理扭曲吗?

  舆论质疑该名工人高收入的主要原因是,这个工人是国企的职工,而这是个带有行业垄断性质的企业。对于行业垄断利润、垄断福利我们当然应该反对,但另一个问题也需要反思:为什么国有企业能给一名普通工人 10万元的工资,而一些私营企业却发不出来?是因为企业效益不好,利润率低吗?

  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好像只有垄断企业才有暴利,其实,很多竞争性企业也可以赚大钱,也可以有暴利。但在那些企业里,即使是赚着了钱,大部分利润也流不到普通员工手里。我所看到更多的是,一些民营企业家把子女送到国外留学深造,到国外置产置地,或在国内奢侈消费,一掷千金。云南一个私企老板,两天的赌博便输掉了自己的一个价值几千万元的三星级宾馆。这些私企老板如此挥霍,而企业员工却拿着微薄的工资。

  最近我看到一份湖南煤矿企业的调查,工人月收入几百元,老板年收入几十万元。能说非垄断企业的老板就没有高利润吗?因此,中國的社会要把真实的情况搞清楚再愤怒也不迟。

  三、中國劳动收入被剥夺的野蛮程度已经打破了原始资本主义底线

  我国的工资收入在GDP的比重中如此低,大多数国民收入都被企业和政府拿走,以致老板有钱大肆挥霍,政府有钱盖豪华办公大楼,民众工资收入却一直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加上不同行业的差异,整个工资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便会出现巨大的差距。于是,一个抄表工年收入10万元成了社会惊讶的事,这种现象真正反映的是我国道德价值和认识标准的紊乱!

  现在让我们从银行储蓄方面来看看国家财富的分布情况。自上世纪末以来,我国连续实行了8年刺激国民消费的政策,然而在这8年中,个人消费占GDP总量的比重却下降了8个百分点,而且在继续下降。看一下下面这张表,就可以知道近些年来,我国家庭储蓄和企业储蓄发生的变化。

  1996年,家庭储蓄还占GDP的20%,到了2005年降到了16%,而企业储蓄从13%增大到20%.估计到2007年,企业储蓄的比例会达到25%.

  近十年来,在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政府财政收入和国有企业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而个人收入的比重是在不断下降的。目前,我国的家庭储蓄约占总储蓄的33%,企业储蓄占总储蓄的大约49%,政府储蓄占16%.这种变化导致我国的消费增长始终软弱乏力,人民群众缺乏消费能力,而 政府和企业却有大量的钱用来开支和投资。说到底,这都是工资水平太低的原因。中國劳动收入被剥夺的野蛮程度已经打破了原始资本主义底线。

  改革20多年来,为劳动群体说话的声音太少了,为资本辩护的声音太多太强了。有能耐的人都想多拿多占,而舆论阵地偏偏就由这一伙精英群体占据着,广大劳动者都处在默默无闻的状态,他们的要求极大地被忽视,他们的愿望根本得不到落实。

  因此,当前真正值得社会关注的事情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利润成果正在被官僚资本大量拿走,被高管和权贵瓜分。尽管经济在增长在发展,但好处大多被精英群体分享,普通员工们永远都处在一副饿不死也阔不了的生存状态。这导致处于社会低层的民众很难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因此,在声讨垄断的同时,还应进行有关分配公允与否的讨论。

  再来看政府税收对劳动收入的影响。2006年,我国的财政收入达到4万亿元,占 GDP的20%.我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上升,已从1990年代初的12%上升到20%多,这还不算各级地方政府的隐性收入,如果加上预算外的收入,我国财政收入可达到GDP的35%.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政府对国民财富的控制程度以及政府规模的庞大程度。

  然而,国家财政收入是否可以无限制扩张?政府成本是否没有一个基本额度?这是中國改革这么多年来一直未解决的大问题。财政拿走一大块之后,剩下的一大块就是企业收入,也就是资本收入。在我国的GDP当中,资本收益约占40%多,大大高过劳动工资收入。

  因此,改变我国的国民财富收入分配格局,是解决整个工薪阶层收入的最根本问题。只有改变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严重不平衡的现实,我国整个工资水平才会得以提高。劳动收入如果不能超过资本收入,中國将成为财富高度集中在国家和少数私人手中的国家,这样的社会将很难达到共同富裕和均衡发展。

  所以,收入10万元,将不仅是一个经济目标,更是一个政治目标。国有大企业率先进入这一水平,既有不合理性,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合理性这一点上,私营企业要向国有企业学习。

  但是,我写这篇文章决不是说垄断利润不应该批判,垄断企业目前每年不合理的掠取着几千亿的企业利润,垄断利润、资本和财政税收正在形成我国社会的三大寡头,他们合起伙来拿走了GDP和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中國的劳动群体要联合起来向这三座大山索取利润。

  四、归根结底还要向制度找原因

  市场经济是一个残酷竞争、大量裁汰劳动力的经济。资本为了过度攫取利润,不仅尽量压低工资,还会减少劳动用工,由此产生的社会两极分化和穷富矛盾会日益加重。几十年来,中國对资本主义的追求已经达到了顶峰,资本对劳动淘汰的程度也达到了顶峰,目前我国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是这种制度的结果。

  由于劳动工资水平太低,导致消费乏力,需求不振,于是又迫使资本进一步压低劳动成本,减少工资成本,由此有进一步降低了消费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经济就只有依靠投资拉动型,完全靠投资来刺激。但这种模式难以持久,过几年就可能出现生产过剩和经济萧条。

  目前中國正处在这种前景的边缘。但中國的前景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靠富人消费来拉动经济,但富人消费毕竟是有限的,特别是会带来社会负面效应,但腐败消费的确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拉动经济增长。中國下一步到底该怎样调整,已经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作者是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作者:仲大军

2008年教育部对以下9个成语解释的纠正

2008年教育部对以下9个成语解释的纠正 
1.知书达礼:仅知道书本知识是不够的,还要学会送礼; 
2.度日如年:指当公务员的日子,非常好过,每天象过年一样; 
3.杯水车薪:指公务员的工作,每天办公室茶,月底可以拿到可以买一辆车的工资; 
4.知足常乐:知道有人请自己洗脚,心里就感到快乐; 
5.见异思迁:看见漂亮的异性就想搬到她那里去住; 
6.语重心长:别人话讲的重了,心里怀恨很长时间; 
7.有机可乘:出门考察有飞机可以乘坐; 
8.不学无术:不要白费工夫学那些不实用的东西; 
9.夫唱妇随:丈夫进了歌厅唱歌,妻子跟踪尾随

评论:“短信骂人罚款两百”为何招来骂声

一男大学生将房子转租给一位银行职员,因对方没交暖气费,他发了4条短信骂对方无耻.目前,他因发送短信干扰他人生活被济南警方罚款200元.(12月15日《成都商报》)
出人意料的是,这件小事在网络上招来了骂声一片:矛头并未指向骂人的大学生,而是指向了济南警方.看来,短信骂人是否应该被治安处罚,济南警方为何遭遇骂声,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短信骂人罚款两百”有法可依.《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可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将房子转租他人,对方未交暖气费,该大学生可通过协商乃至诉讼等方式解决,发送短信骂人则侵犯了租房者的正当权益,理应受到法律的惩处.

这一法条的设置显然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在现实生活中,公众也常常接收到他人发送的淫秽、侮辱、恐吓之类的信息.然而,面对这样的骚扰,大多数公众却往往求告无门:即便他们报警,警方也常常不予立案、不进行干预.从这个角度看,济南警方能够积极接警处理,反而值得赞许.然而,也正因为“短信骂人要拘留罚款”这一法条未被普遍落实,在遇到“短信骂人罚款两百”这一个案时,公众很容易留下“选择性执法”的印象.

很多网友提到了“林嘉祥涉嫌猥亵女童案”.深圳海事局原党组书记、副局长林嘉祥已被撤销党内外职务,警方已认定其行为不构成猥亵罪.但是,林嘉祥“我就是干了,怎么样?”“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我掐了小孩的脖子又怎么样,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等经典语录,至今仍备受争议.如果说短信骂人要受到治安处罚,那么当面骂人是否也要受到治安处罚呢?答案是肯定的.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也要受到与短信骂人同等的处罚.因此,即便林嘉祥猥亵罪不成立,也应受到治安处罚.

“林嘉祥涉嫌猥亵女童案”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显然比大学生短信骂人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大得多.遗憾的是,该大学生受到了法律的惩处,而林嘉祥却似乎只用承担道德的谴责——这无疑会形成法律管不了林嘉祥的恶劣印象.这不仅对受害女童及家属不公平,也使法律的正义性受到伤害,也难怪公众会产生“法律只管弱者不管强者”的错觉.

公众的这种正义创伤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2007年,在陕西省志丹县,因编发散布短信辱骂多名领导干部,数人遭到惩罚,其中两人被捕,一人被刑拘,4名科级干部遭到免职.同是短信骂人,为何骂普通人只是罚款,骂官员却要刑拘呢?警方的处理标准如此天壤之别,显然是说不过去的.不得不说,这样的案例在司法领域还有很多.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如果司法习惯于选择性执法、看对象执法,只会导致公平与正义一再受到创伤,也会使正常的执法工作失去公众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