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者

2008年12月16日

我国低工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当前我国劳动工资的水平或者说年收入应该多高?从来没有人从宏观角度来进行测算。结果就出现了去年围绕着抄表工10万元年薪的事情展开了一场社会大愤怒。这是有点非理性的行为,就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状况,劳动工资水平到底应该多高,应当进行细致的分析。

  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判断,年收入10万元已经不是多么高不可及的标准,这是经过精确计算的。问题是当前我国巨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导致了普通企业职工低工资的状态。这种格局必须要靠政治的力量打破。但在之前,舆论界要有清醒和深入的认识。

  一、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工资水平

  先不要对年薪10万元大惊小怪,这正是国有垄断企业在某种程度上优于私营企业的地方,实际上真正需要做的是向10万元的工资水平看齐,是提高中國劳动者的政治地位,维护他们的劳动权利和经济收益。

  目前12家中央企业的人均人工成本在6-7万元之间,是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3-4倍。于是,央企成了被舆论批评的对象。人工成本6-7万元,平均月收入也就是五千多元,如果是全国工资水平3.5倍的话,那么全国平均工资水平月收入为1400元。这一收入水平对于我国广大的工薪者来说,高还是低?让我们从国民生产总值(GDP)角度来衡量。

  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收入一般都占GDP的50-60%.而我国 200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19万亿元,这一年职工工资总额仅有19980.8亿元,仅占当年GDP的11%,其中國有经济单位12009.2亿元,城镇集体经济单位 867.8亿元,其他经济单位7103.8亿元。这一比例可以看出我国工资水平是多么低!

  2005 年,我国城镇从业总人员数为27331万,国有单位、集体单位、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外商投资单位的从业人数分别为 6488万、810万、188万、45万、1750万、699万、3458万、557万、688万,个体户2778万。这一年,我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为 18405元,如果将这2.73亿从业人员都视为工资收入者,那么他们的工资收入总额应为5万亿元,约占2006 年20万亿元GDP的25%.这是将个体户都计入统计的结果。如果将我国的工资收入提高到占GDP40%的水平,以8万亿元除2亿从业人员(2.7亿城镇从业人口中有大量失业待业和非正规就业者,真正有工资收入的不到2亿人),人均年收入将达到4万元到5万元。这应该是我国劳动工资的合理份额。

  由于在收入分配中,工资等级不同,假如以全国4万元的平均工资水平衡量,那么中等工资收入者的工资水平就应该在七八万元左右。因此,一些企业的员工拿10万元也并不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但2005年,我国职工工资总额仅有19980.8亿元,仅占当年GDP的11%,这种收入水平实在是太低了。无怪有学者惊呼:中國正在摧毁资本主义的道德伦理底线!这意思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最残酷的原始时期,劳动工资水平也没有这么低!

  二、国民收入都到哪里去了?

  从宏观经济数据看,目前,政府财政大约拿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35%,企业资本拿走了大约45%,农民和城镇劳动者拿走了剩下的大约20%.这是一个极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由此导致我国的政府部门财大气粗,企业所有者财大气粗,劳动群体日益贫困化。

  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是:中國官僚资本特权集团已经在20多年来权贵化倾向的改革中牢固形成!这一集团一旦失去民主政治的制约,便会变本加厉地攫取社会资产。而这一环境之所以能形成,关键是中國的改革是一场权贵资本主义倾向的改革,劳动大众的权利已遭到严重剥夺,劳资关系的天平已经完全倾斜到资本的一方。

  让我们来看看企业高管和资本的收入。目前企业的高管少则上百万元,多则几千万元,至于说老板的收入更是每年以几十亿的速度增长。看一下我国每年的富豪排行榜就知道他们的财富增长每年是多少。

  举例来说,去年媒体报道说,联想公司总裁杨元庆2005财年的年薪为2175万港元!这一数字是这个抄表工人的217倍!是一个普通打工仔的2000多倍!然而舆论对这样一条高收入的消息社会和媒体却默不作声。

  一抄表工的年收入达到10万元,舆论一致谴责,认为这是大逆不道,而那些年收入几千万上亿的人,却认为是应该的,合理的。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社会心理的整体颓废和畸形。一个普通工人多拿了一点,全社会愤怒,而一个高管拿几千万元整个社会却全无痛痒,麻木不仁。中國社会在是非判断方面真是出了大问题。

  垄断企业不该拿高额的垄断利润,企业高管就该拿超高工资吗?老板就该拿比工人多得多的剩余利润吗?为什么这些年里中國社会没有一点这方面的抱怨和抗议?

  窃国大盗无人过问,小偷小摸大呼小叫。看看当今企业在收入方面存在多大的差距!某山西私营煤炭企业,工人每月七八百元,但老板却成千上万地赚取利润,一百多万元一辆的进口高级轿车,老板一买就是十几辆。如果说效益不好,一些民营企业的大老板怎么能买得起上千万元一辆的豪华轿车、几千万元一栋的高级豪宅?

  据说著名民营企业幸福集团的老板刘永好先生拥有三辆高级豪华轿车,最便宜的一辆也价值670万元,最贵的一辆约有900多万元。试问:如果用这些奢侈的钱来为企业职工发工资,工人们的工资能那么少吗?我国劳动工资水平能那么低吗?全社会能对10万元的工资水平如此惊讶吗?

  这种现象恰恰印证了西方经济学泰斗亚当.斯密说过的一句话:“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必有500个穷人。少数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然而当今的中國社会却把贫富差距视为合理,把普通劳动者高一点的收入视为大逆不道。这岂不是巨大的社会心理扭曲吗?

  舆论质疑该名工人高收入的主要原因是,这个工人是国企的职工,而这是个带有行业垄断性质的企业。对于行业垄断利润、垄断福利我们当然应该反对,但另一个问题也需要反思:为什么国有企业能给一名普通工人 10万元的工资,而一些私营企业却发不出来?是因为企业效益不好,利润率低吗?

  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好像只有垄断企业才有暴利,其实,很多竞争性企业也可以赚大钱,也可以有暴利。但在那些企业里,即使是赚着了钱,大部分利润也流不到普通员工手里。我所看到更多的是,一些民营企业家把子女送到国外留学深造,到国外置产置地,或在国内奢侈消费,一掷千金。云南一个私企老板,两天的赌博便输掉了自己的一个价值几千万元的三星级宾馆。这些私企老板如此挥霍,而企业员工却拿着微薄的工资。

  最近我看到一份湖南煤矿企业的调查,工人月收入几百元,老板年收入几十万元。能说非垄断企业的老板就没有高利润吗?因此,中國的社会要把真实的情况搞清楚再愤怒也不迟。

  三、中國劳动收入被剥夺的野蛮程度已经打破了原始资本主义底线

  我国的工资收入在GDP的比重中如此低,大多数国民收入都被企业和政府拿走,以致老板有钱大肆挥霍,政府有钱盖豪华办公大楼,民众工资收入却一直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加上不同行业的差异,整个工资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便会出现巨大的差距。于是,一个抄表工年收入10万元成了社会惊讶的事,这种现象真正反映的是我国道德价值和认识标准的紊乱!

  现在让我们从银行储蓄方面来看看国家财富的分布情况。自上世纪末以来,我国连续实行了8年刺激国民消费的政策,然而在这8年中,个人消费占GDP总量的比重却下降了8个百分点,而且在继续下降。看一下下面这张表,就可以知道近些年来,我国家庭储蓄和企业储蓄发生的变化。

  1996年,家庭储蓄还占GDP的20%,到了2005年降到了16%,而企业储蓄从13%增大到20%.估计到2007年,企业储蓄的比例会达到25%.

  近十年来,在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政府财政收入和国有企业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而个人收入的比重是在不断下降的。目前,我国的家庭储蓄约占总储蓄的33%,企业储蓄占总储蓄的大约49%,政府储蓄占16%.这种变化导致我国的消费增长始终软弱乏力,人民群众缺乏消费能力,而 政府和企业却有大量的钱用来开支和投资。说到底,这都是工资水平太低的原因。中國劳动收入被剥夺的野蛮程度已经打破了原始资本主义底线。

  改革20多年来,为劳动群体说话的声音太少了,为资本辩护的声音太多太强了。有能耐的人都想多拿多占,而舆论阵地偏偏就由这一伙精英群体占据着,广大劳动者都处在默默无闻的状态,他们的要求极大地被忽视,他们的愿望根本得不到落实。

  因此,当前真正值得社会关注的事情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利润成果正在被官僚资本大量拿走,被高管和权贵瓜分。尽管经济在增长在发展,但好处大多被精英群体分享,普通员工们永远都处在一副饿不死也阔不了的生存状态。这导致处于社会低层的民众很难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因此,在声讨垄断的同时,还应进行有关分配公允与否的讨论。

  再来看政府税收对劳动收入的影响。2006年,我国的财政收入达到4万亿元,占 GDP的20%.我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上升,已从1990年代初的12%上升到20%多,这还不算各级地方政府的隐性收入,如果加上预算外的收入,我国财政收入可达到GDP的35%.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政府对国民财富的控制程度以及政府规模的庞大程度。

  然而,国家财政收入是否可以无限制扩张?政府成本是否没有一个基本额度?这是中國改革这么多年来一直未解决的大问题。财政拿走一大块之后,剩下的一大块就是企业收入,也就是资本收入。在我国的GDP当中,资本收益约占40%多,大大高过劳动工资收入。

  因此,改变我国的国民财富收入分配格局,是解决整个工薪阶层收入的最根本问题。只有改变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严重不平衡的现实,我国整个工资水平才会得以提高。劳动收入如果不能超过资本收入,中國将成为财富高度集中在国家和少数私人手中的国家,这样的社会将很难达到共同富裕和均衡发展。

  所以,收入10万元,将不仅是一个经济目标,更是一个政治目标。国有大企业率先进入这一水平,既有不合理性,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合理性这一点上,私营企业要向国有企业学习。

  但是,我写这篇文章决不是说垄断利润不应该批判,垄断企业目前每年不合理的掠取着几千亿的企业利润,垄断利润、资本和财政税收正在形成我国社会的三大寡头,他们合起伙来拿走了GDP和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中國的劳动群体要联合起来向这三座大山索取利润。

  四、归根结底还要向制度找原因

  市场经济是一个残酷竞争、大量裁汰劳动力的经济。资本为了过度攫取利润,不仅尽量压低工资,还会减少劳动用工,由此产生的社会两极分化和穷富矛盾会日益加重。几十年来,中國对资本主义的追求已经达到了顶峰,资本对劳动淘汰的程度也达到了顶峰,目前我国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是这种制度的结果。

  由于劳动工资水平太低,导致消费乏力,需求不振,于是又迫使资本进一步压低劳动成本,减少工资成本,由此有进一步降低了消费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经济就只有依靠投资拉动型,完全靠投资来刺激。但这种模式难以持久,过几年就可能出现生产过剩和经济萧条。

  目前中國正处在这种前景的边缘。但中國的前景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靠富人消费来拉动经济,但富人消费毕竟是有限的,特别是会带来社会负面效应,但腐败消费的确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拉动经济增长。中國下一步到底该怎样调整,已经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作者是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作者:仲大军

2008年教育部对以下9个成语解释的纠正

2008年教育部对以下9个成语解释的纠正 
1.知书达礼:仅知道书本知识是不够的,还要学会送礼; 
2.度日如年:指当公务员的日子,非常好过,每天象过年一样; 
3.杯水车薪:指公务员的工作,每天办公室茶,月底可以拿到可以买一辆车的工资; 
4.知足常乐:知道有人请自己洗脚,心里就感到快乐; 
5.见异思迁:看见漂亮的异性就想搬到她那里去住; 
6.语重心长:别人话讲的重了,心里怀恨很长时间; 
7.有机可乘:出门考察有飞机可以乘坐; 
8.不学无术:不要白费工夫学那些不实用的东西; 
9.夫唱妇随:丈夫进了歌厅唱歌,妻子跟踪尾随

评论:“短信骂人罚款两百”为何招来骂声

一男大学生将房子转租给一位银行职员,因对方没交暖气费,他发了4条短信骂对方无耻.目前,他因发送短信干扰他人生活被济南警方罚款200元.(12月15日《成都商报》)
出人意料的是,这件小事在网络上招来了骂声一片:矛头并未指向骂人的大学生,而是指向了济南警方.看来,短信骂人是否应该被治安处罚,济南警方为何遭遇骂声,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短信骂人罚款两百”有法可依.《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可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将房子转租他人,对方未交暖气费,该大学生可通过协商乃至诉讼等方式解决,发送短信骂人则侵犯了租房者的正当权益,理应受到法律的惩处.

这一法条的设置显然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在现实生活中,公众也常常接收到他人发送的淫秽、侮辱、恐吓之类的信息.然而,面对这样的骚扰,大多数公众却往往求告无门:即便他们报警,警方也常常不予立案、不进行干预.从这个角度看,济南警方能够积极接警处理,反而值得赞许.然而,也正因为“短信骂人要拘留罚款”这一法条未被普遍落实,在遇到“短信骂人罚款两百”这一个案时,公众很容易留下“选择性执法”的印象.

很多网友提到了“林嘉祥涉嫌猥亵女童案”.深圳海事局原党组书记、副局长林嘉祥已被撤销党内外职务,警方已认定其行为不构成猥亵罪.但是,林嘉祥“我就是干了,怎么样?”“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我掐了小孩的脖子又怎么样,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等经典语录,至今仍备受争议.如果说短信骂人要受到治安处罚,那么当面骂人是否也要受到治安处罚呢?答案是肯定的.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也要受到与短信骂人同等的处罚.因此,即便林嘉祥猥亵罪不成立,也应受到治安处罚.

“林嘉祥涉嫌猥亵女童案”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显然比大学生短信骂人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大得多.遗憾的是,该大学生受到了法律的惩处,而林嘉祥却似乎只用承担道德的谴责——这无疑会形成法律管不了林嘉祥的恶劣印象.这不仅对受害女童及家属不公平,也使法律的正义性受到伤害,也难怪公众会产生“法律只管弱者不管强者”的错觉.

公众的这种正义创伤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2007年,在陕西省志丹县,因编发散布短信辱骂多名领导干部,数人遭到惩罚,其中两人被捕,一人被刑拘,4名科级干部遭到免职.同是短信骂人,为何骂普通人只是罚款,骂官员却要刑拘呢?警方的处理标准如此天壤之别,显然是说不过去的.不得不说,这样的案例在司法领域还有很多.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如果司法习惯于选择性执法、看对象执法,只会导致公平与正义一再受到创伤,也会使正常的执法工作失去公众的支持. 

2008年12月15日

从欧美市长兼职看中国官员的幸福

 一位检察官在酒后坦言:“现在当官不如以前了,说不定哪一天东窗事发,就得进监狱。”他在暗示,在中國,不贪的官员太稀有,只要严查,大多数有权有势的官都应该在监狱里度过余生。

  其实,这位检察官只是把中國官员现在的处境与过去的处境相比,而没有考虑到我们有官员倒底是干什么的。

  德国杜赛尔多夫市市长约阿希姆·埃尔温每个星期四下午,他会西装革履地坐在办公桌前,按规定接待来访的市民;但到了周末,他却要去“敲开市民的门,和房主热情地交谈几句,然后戴好口罩,做好准备工作”——认认真真地开始掏烟囱。约阿希姆·埃尔温以前曾是一名掏烟囱工,“由于市长的职务补贴少,不得不重操旧业。”当地媒体甚至给他的掏烟囱工作一个“技术过硬”的评价。

  在德国其他城市也有兼职市长。他们有的做业余艺术家,有的做业余技工,还有的做博物馆的解说员。在德国北部小城吉夫霍恩,一位欧洲央行的计算机高级管理人员,为了政治理想,放弃了每小时100欧元工资的工作当选为市长,却承受了经济上的损失——由于有4个孩子正在上学,老婆失业在家,为了节省开支,他平日上下班都乘公共汽车,但他的“亲民”举动反而让他获得更高支持率,连续两届当选为市长。为了改善生活,2003年,他在一所社区大学里兼职当起计算机指导老师,拿每小时20欧元的外快。

  公车不能私用,接待客人自掏腰包,连接受超过30欧元以上的私人礼物也算受贿……这便是德国的制度。有数据显示,在德国,一个普通官员的平均月工资仅为 2705欧元,65岁退休之后,他们只能领取原工资65%的退休金。即便这样,立法者仍然认为政府官员的退休金太高,应当减少到60%.在国外,市长的兼职往往是媒体热衷的话题——德国拜恩州班贝格市的市长,在市郊承包数亩农田,种些南瓜、土豆等出售,赚点钱以贴补自己孩子的日用;若在中國真要有哪位官员如此“作秀”,顶多也不过在承包农田的第一天让电视台记者跟着去拍些让老百姓觉得新奇的镜头,之后,早有许多马屁精以能到市长田里劳作几分钟为荣了,哪里还需要市长大人亲自动手?法国苏亚克市的市长阿兰。沙斯尼达奥尔,平时在巴黎阿歇特集团以秘书长身份上班,周末则赶往苏亚克市政府赶完他没有做完的工作;法国埃斯普莱特市市长安德列,2004年休年假的时候在我国成都的索菲特酒店的厨房“打工”当起了大厨,每天工作8小时,还顺便去看了熊猫……

  更有甚者,美国科罗拉多州联邦高地市市长斯帕克斯从2005年开始,就到市里的唯一一家脱衣舞俱乐部去做兼职“门童”。可惜的是,2006年的一天,当斯帕克斯一如既往地来到俱乐部上班时,20多名警察闯了进来,逮捕了这家俱乐部老板,指控他违反了脱衣舞者与观众最近距离不得小于0.9米的规定——他的兼职就此泡汤。若在中國,有这样“门童”把门儿,警察还敢闯进去逮捕老板吗?

  在法国,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少于5000人,那么市长、副市长都是不领薪金的,政府给的唯一补贴就是和法国其他城市交流时所需的伙食费与车费;在美国,部分城市的官员薪酬十分微薄,市长不是政府雇员,纳税人不需为他们支付福利,所以当“门童”的斯帕克斯“一个月才600美元”的工资,为了支付昂贵的健康保险和包括水电费在内的每月3500美元的账单,他只好兼职。

  其实,很多时候,有的人当市长才是一种兼职——有报道称,洛杉矶地区有近90个城市,除了洛杉矶市长外,其余80多位市长基本都非专职,“有的是律师,有的是医生,有的是生意人,每周到市政府上班的时间不过一两天”。密歇根州就有个18岁高中生当选了一个小城市的市长,边上学边当市长。市长的权限主要在公共事业,用财政收入做好教育、医疗、搞好治安、城市发展规划,很少直接管理经济运营。在这种环境下,他想贪污受贿恐怕都没有机会,不象在咱们大中國,就连县级一个最清贫的文化局局长都有直接管理钱财的机会。

  2008 年5月当选英国伦敦市长的约翰逊更是行为古怪“,十分平民化。他来北京参加奥运会的开幕式的旅程并不顺利,走下飞机时满脸倦容,后来英国媒体披露了原因:大概是这位市长看上去实在不太像市长了,英国航空公司竟然礼貌地拒绝了他从经济舱升到商务舱的请求,于是他只能在狭小的经济舱空间里捱过了九个小时。如果是在中國,象约翰逊这个级别的市长出行是根本不可能订经济舱的,既使没来得及订公务舱,在市长要求升舱时,早有随行人员与乘务人员沟通好了,如果有哪个空姐不识抬举,那耳巴子不甩到空姐脸上才怪呢。

  比起欧美市长们的处境,在中國做官可真是太幸福了。首先是吃喝拉撒睡全部由公款报销,还可以利用纳税人的钱为自己建造形象工程而无须征得纳税人的同意,并且还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从工程承包商那里获取巨额回扣。有了钱,再包养几个情妇什么的也已不算是新闻了。利用人民给予的权力,办事收钱已成为常态。随意制造几个冤案,把敢于对自己不满的人打入十八层地狱更是官场的拿手好戏。他们动辙让警察进京抓记者,网上通辑胆敢向有关部门反映他们问题的人。他们可以随意吊销不给他们送钱或向他提意见律师的执业证书,并可以动用纳税人的钱向上级行贿,让上级维持他们的错误处罚,还可以向有关领导送钱,让有关领导向法院施压,让法院维持他们的错误处罚。为了掩盖自己犯的一个错误,不惜再犯十个错误来掩盖。他们更不会担心媒体监督,他们可以动用权力让媒体闭嘴,还可以用小恩小惠让媒体象哈巴狗一样站在他们身边向路人狂吠,为他们的倒行逆施助威。他们的上级更不会去主动查处他们,因为不给上级送钱送物就能被提拨的官员是罕见的。这缘于在中國官员并非人民选举,而是由上级任命,这就是中國官员不必“为人民服务”而只要一心唯上,把主子伺侯好就可以平步青云的缘故。

  基于这些理由,我以为在中國做官是很幸福的。尽管黨中央一再加大反腐力度,可许多人还是一门心思往官场里钻,因为他们知道,在中國当官的好处实在太多了,被抓的不是站错了队,就是撞在了枪口上,毕竟在众多贪官队伍中还仅仅是极少数。

2008年12月11日

中国寡头统治之社会结构已定型

 相对稳定的精英群体的形成,是社会结构定型化的组成部分之一。新时期精英的形成是伴随改革开放和由此导致的社会转型而来,而在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过程中,精英中不同部分所结成的联盟关系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现象。分析一下历史就可以看出,在80年代,当体制外精英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曾经使得体制内精英感到极不适应。怀疑和恐惧构成了双方关系的基本内容。当时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事实上与这种怀疑和恐惧是有直接关系的。怀疑和恐惧减少了对话和沟通的可能。

  但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双方关系已经在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复杂的联盟与冲突的模式。在此背景下,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如下的几个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80年代末开始形成的“稳定话语”,形成了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联盟的基础。80年代末的事件使双方共同认识到,“不稳定”既不利于统治和权力,也不利于商业活动。因此,保持稳定是双方共同的利益之所在。第二,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80年代末事件的基本背景之下,中央政府一度采取压制私营、民营和乡镇企业的政策。但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中层政府官员立场鲜明地站在了后者一边,于是有“几不变”政策的出台。由此,在地方和基层的层面上,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此后,在“下海”过程中,一些官员或有极强官方背景的人变为商人,促进了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亲和性。第三,新保守主义的形成,则标志着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这个联盟的加入。实际上,后来由于政府的政策取向等原因,自由主义(主要是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以更大的规模加入了这个联盟。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的几年中,在精英联盟不断发育的同时,精英和大众之间的裂痕也在进一步的加深。典型的是对一些改革措施的争论。很难说争论双方谁对谁错,因为这是不同的利益。在最近的几年中,在国企改革、医疗教育改革、房地产热以及其他一些有关改革和社会政策的看法和主张上,精英和民众之间的分歧甚至裂痕已经大大地加深。在网络上,人们可以看到对精英的奚落和羞辱越来越多,而精英本身似乎也变得越来越专横和霸道。当房地产商说,我们是给富人盖房子而不是给穷人盖房子的时候;当北京的出租车公司所有者说,换什么样的车型是我们公司的事情与消费者无关的时候;当有知识精英说普通老百姓反对我的观点恰好说明我正确的时候,我们既可以体会到精英的霸道与专横,也可以体会到精英与大众的裂痕在加深。裂痕的加深会导致“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的结构形成。而在结构的层面上,则会显现出“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特征。应当说,这是值得警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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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头统治

 

  精英寡头化是资源高度集中和精英力量不受约束的必然结果。在当今世界上,有两个地方的寡头问题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一个是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的寡头统治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其中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大地产制度。到18世纪末的时候,大地产制已经在拉丁美洲占据了支配地位,大农场主、大牧场主垄断了大部分的土地资源,他们不仅掌握着最多的经济资源,而且对对政治事务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另外的一个地方就是转型中的俄罗斯。俄罗斯的“寡头”主要是由在20世纪90年代私有化过程中迅速暴富起来的大资本家构成。在俄罗斯的私有化过程中,那些控制石油、天然气、钻石、有色金属等重要资源的人逐渐成了经济寡头。俄罗斯众寡头不仅控制着俄的经济,甚至逐渐将触角伸至政治领域,包括垄断、控制和操纵媒体,通过提供赞助等方式左右选举过程,干预决策、立法等,有的还亲自出任政权机关要职。2000年5月,普京就任总统几个月后,便开始对经济寡头进行打击。到目前为止,俄罗斯的寡头力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遏制。

  最近几年中,有关中国社会中精英寡头化的议论在开始出现。其中所涉及到的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做大做强”和“抓大放小”战略思想推动下,国有寡头企业凭借垄断优势发育迅速,同时中小企业和个体户大量消失;在一些行业和领域中,资源积聚迅速,如在房地产领域中,“寡头垄断”这个概念已经是众人耳熟能详的“口头禅”;在一些地方,已经形成的政商联盟掌握着行政经济等多方面的权力,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不受控制的地位。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国转型时期精英联盟的寡头化,与俄罗斯社会中的寡头统治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寡头化精英并没有俄罗斯寡头那样巨大的财产,寡头发挥作用的制度化空间也没有俄罗斯那样大。其实,中国精英寡头的问题之所以凸现出来,与其说是由于其自身的强大,不如说是由于其他群体社会与政治权利的被剥夺以及由此造成的无力状态,以及其权力的靠山。

  就现实的情况而言,精英联盟寡头化的结果之一,是侵占了其它阶层的发展空间。这当中有两个迹象是值得警惕的。一是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生存环境恶化。国家工商总局前几年发布的一组数据表明,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2004年这一数字下降为2350万户,6年间净减少810万户,平均每年减少135万户。另外一项研究表明,1994到2004年十年间,全国有770万家个体户消失。相反,垄断行业占有了全民资源,却只向国家交纳所得税,剩下的利润全都留给企业。二是中产阶层在最近几年中开始成为掠夺对象。在房地产热中,开始出现中产阶层成为掠夺对象的新现象。拆迁中的受损害者不仅包括城市的下层,也包括了一部分中产阶层。某大都市一个项目的拆迁过程被人们称之为“一个中产阶级社区”的噩梦。他们所居住的小区,在没有履行合法程序的情况下,被强行拆毁。而从该小区250户居民的职业构成看,大多数从事的都是公认的“受尊敬”的职业,有高等法院法官、局处级干部、军官、警官、医生、教师、作家、民营企业家、外资企业高级职员等。但即便如此,也没有避免被强行拆迁的命运。而房价的上涨,也构成对中产阶层的直接影响。在许多大城市,不但普通市民,就是收入不菲的白领阶层,面对不断攀升的房价,也苦不堪言。对于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白领来说,存钱的速度往往赶不上首付上涨的速度。对于相当一些白领阶层成员来说,即使努力买了房子,经济负担的沉重也是可以想见的。有专家指出,随着中国个人消费信贷(特别是住房信贷)规模的急剧扩大,一些大城市的居民已经悄然成为高负债一族。其中,上海和北京的家庭债务最高,分别达155%和122%,已经超过2003年美国的平均家庭债务比例115%。结果,就是生活质量的明显下降。

 

赢者通吃

 

  稀缺的社会资源,从类型上说可以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物质性的财富,即经济资源,一是政治上的权力,三是社会威望或社会声誉。在任何社会中,这三类资源都是稀缺的,但在不同社会中,分配这些资源的原则是不同的。一种方法是弥散型分配,即分配不同种类资源时实行的是不同的原则。在这样的社会中,拥有某种资源较多的人或群体不一定也拥有较多其他的资源。而在另外一种社会中,则可能实行一体化的原则。也就是说,各种不同的资源往往是集中同一部分人的手中。按照这两种不同原则进行资源分配所产生的结果和社会影响是完全不同的。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资源的分配主要是一种弥散型分配。原来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比如农民、城市中没有固定职业者、两劳人员,其经济地位首先获得了改善。其中,中国社会中最早的“先富者”或当时的“万元户”,往往是从这些群体中产生的。但这些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却往往不能与他们拥有的财富成正比。社会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一方面嫉妒他们的收入,另一方面又用歧视的眼光看待他们。而干部和国有企业的工人,在收入上往往低于这些“先富者”,但他们不仅享受着“先富者”不能享受的种种福利,而且他们的地位和职业在当时看来是牢不可破的。因此,他们的社会地位仍然是高于“个体户”的。另外的一个群体则是知识分子。改革伊始,就倡导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过去的“臭老九”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社会和文化上,他们开始收到社会的尊敬,以至于当时社会中有“老九上了天”的说法。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却得不到改善。在这样一种资源配置的格局中,几乎每个群体都有自己可以自豪的,也都有自己感到失落的。

  但在9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在90年代个体户这个阶层仍然存在的话,作为富人代称的含义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当中尽管个别的人可能发展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私营企业主,但大部分人回归到了较低的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在新富阶层迅速崛起的时候,个体户阶层已经逐步失去了在短时间内可以令他们颇为自豪的经济优势地位。而城市中的工人,在改革的过程中不仅逐步失去了种种过去令人艳羡的福利待遇,而且其中有几千万人失去了过去以为不可能失去的“铁饭碗”。即使是没有失去饭碗的,不仅也面临失去饭碗的压力,而且原来能够令他们自豪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也一去不复返了。在80年代初期收入迅速改善的农民,实际上在80年代中期开始就过了短暂的黄金时代。上述阶层在今天能够令自己自豪的资本已经很少。但在另一方面,一个以拥有总体性资本为特征的阶层,迅速地吸收社会中的种种资源。

  值得警惕的是,赢者通吃开始扩散到社会生活许多方面。在前几年,伴随豪宅热,一些地方的自然资源开始被瓜分和蚕食。在庐山莲花洞这个闻名全国的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历史上儒、释、道、天主四大教派的聚集地,园内居然兴建起大约50幢豪华别墅,其房主大多是政府官员和富商。在北京的香山,有开发商说“要把这里变成京城的第二个富人聚居区。”在上海,市郊一处山林名胜周围就被圈走1000多亩地,建造了100多栋超豪华别墅,一栋别墅的最低售价为1800万元,其中最大的一处竟占地20亩,标价1亿多元。此外,泰山、崂山等一些名山大川也已成为开发商猎取的目标。当然,这只是表面性的特征。在这些表面性特征的背后,是赢者通吃的现象已经开始全面形成。 (原题为《社会结构定型与精英寡头统治的初步凸现》 作者: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

被侮辱者,拿什么来维护自己的尊严

江西女子徐桂莲只身前往浙江打工,并与奉化男子黄裕彪相爱。在一次流产后,徐桂莲提出了结婚,换来的却是无情暴打。带着伤痛,徐桂莲开始维权。其间,她因病站立不起,不能自控,把尿拉在了民政局的地板上。奉化大桥派出所以妨碍干扰机关公务秩序为由,对徐桂莲羁押了14天。在旧伤未好又添新伤的情况下,最终导致徐桂莲无法正常行走。徐桂莲的事件惊动了公安部,目前,浙江省公安厅督察总队已经介入调查(2008年12月9日江南都市报)。

  话是可以说尽的,但是故事却可以不断发生。很感谢我们秉笔直书,道义良心不泯的新闻媒体,让我们得知这块神奇的国土,每天都有不少文治武功的伟业发生。人总有欺软怕硬的癖好,若还手握权力那就更显得放肆。不管是在众目睽睽的公共场景之下,还是在冷漠如刀的衙门,都能将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奇技施于他人。这些受害者,在他们看来,本可省略不计,但很不幸,被侮辱者却推动了社会前进的车轮。

  江西女子徐桂莲的不幸,算是民间社会悲剧里一个极其普通的读本。媒体的报道,总难逃脱挂一漏万的法则,若当事人不苦苦抗争,或许永难有见于天日的机会。况且抗争也是要倚靠机遇的,否则还要担心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危险。

  事情起因于苦难的婚姻,负心汉的恶毒背弃已足够摧残人心,骄横的公权力却又飞来一脚,小人物的命运总是如此多舛。有时候受人帮助不见得是好事,摊上人道主义的救助更要小心谨慎,因为邪恶常伴以道貌岸然的表情,而人道时因心虚而生。徐桂莲在民政局被拘,高速公路上被推下车,派出所警察的反复无常,就让人领教了人道主义的好心,而政府本应救民于水火的职责却并不包含在内。

  习惯了别人仰视的公权力,总容易心生猜忌,将公众的合理要求视为藐视政府权威的刁难之举。而喝多了太平盛世酿下的蜂蜜,自然难以容下公众“屁大点”事情的多次上访。胡搅蛮缠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被送往民营养老院了事,以及悄然送回景德镇老家的攻防中,徐桂莲胸椎骨折又添新伤,直至站立不起,身体不能自控,小便失禁。而奉化大桥派出所息访的“封口费”也迟迟不能兑现,当然权力的膨胀足可以让人飘忽矜骄,最后连封口的遮掩都不愿。

  事情惊动了公安部,浙江省公安厅督察总队已经介入调查。看来事情遇到转机,青天大老爷终于为民伸冤了,中国古代戏曲里最常见的情节,在现代文明社会里的演绎,竟然如此熟巧,并被报以热烈掌声,或许这是特殊国情里无法忽视的表情。但这样的待遇并不多见,大部分的社情民意就在官员的太极拳中被推脱或忽悠。如此言之,徐桂莲何其悲哉,何其幸哉!然而又忍不住想,其他被侮辱者,又拿什么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呢!

2008年12月5日

腐败之路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作者的话:这篇文章是我政治文化系列的第四篇,准备近三年,今年6月动笔,历时三个月,直至9月1号写出初稿,然后分发给10位朋友征求意见。最近才得空做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大力削减篇幅,将初稿的2万2千字,删减为现在的1万6千字。原有的框架和主要观点保留原样,未作改动。只是在结尾处加入了朋友的两点看法,在此表示谢意。

  一、盛世,还是乱局?

  在公元2004年以前,每年的10月18日,对重庆市万州区而言,都是一个非常普普通通的日子。多少年来,千年古城的每年这一天,人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月不居,水波不兴。可到了2004年的10月18日,不一样了,这座风光旖旎的江城,风云突变,龙吟虎啸,爆发了一场震惊全省的事变。这天下午1时许,「棒棒」(挑夫)余继奎途经太白路,不料肩上的扁担碰到背后的一位妇女曾庆容,曾庆容随即上前打了余继奎一记耳光,继而其夫胡宗权又夺过扁担连续殴打余继奎的双腿,意在断了这个挑夫的生路。路人实在看不下去,劝其莫打。但胡桀骜不驯,说:“我是房地局的局长,打死他也不过赔20万!”周围群众一听胡是局长,且出此狂言,就如火星溅入汽油桶,立即烈焰冲天,将胡、曾夫妇团团围在众人的怒火中,一时交通为之阻塞。

  不久,警方到场。警员只简单盘问了“局长”夫妇几句,未给说法,未予公断,就强行驱散民众,将“局长”夫妇保护性地带上警车,绝尘而去。民众认为这是官官相护,愈加愤怒。于是人群越聚越多,外电报道约有三四万人,一拥而去包围区政府大楼,高呼口号,示威抗议,要求交出打人凶手,给予严惩。警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在慌乱之中,立即组成人墙,阻止人群冲击政府。示威民众用砖头瓦块砸向政府大楼,并且推倒和焚烧数辆警车。事态甚为严重。万州区委领导召开紧急会议,成立前线指挥部,启动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公安部门随即抽调大批警员,保护黨政机关及重要场所。稍后,重庆市委书记以及正在北京中央黨校学习的万州区委书记也分别接令火速赶至万州。

  当晚,万州区常务副区长发表电视讲话,承诺一定查明真相、严惩肇事者。入夜,当局开始清场,数千防暴警察全副武装,驱散大楼前和广场上的人群,事态逐渐得以平息。

  官方媒体对此事件只作低调报道,并称聚集民众只有千余人。对官方的统计,民众早会折算,有道是:“报道好事,要打对折听;报道坏事,要加十倍算。”如果聚集民众只有“千余人”,何必动用“数千防暴警察”?以至当地警力不足,还紧急从周边县市调派军警?如果积聚的民众只有“千余人”,怎会定性为“突发性大规模群体事件”?

  但凡国内出现大小民变和骚乱,当局都说民众“不明真相”。上一世纪后30年,在天安門广场出现的两次震惊世界的政治大动乱,也说广大群众“不明真相”。可毛澤東谆谆教导我们,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可怎么一出现群体动乱,群众就成了不明真相的群“盲”?其实民众是心知肚明,只是当局在掩盖真相,掩盖“官民冲突”的真相,害怕民变所透露的国不泰民不安会有损“盛世”形象。

  万州民变闹得如此之大,起因则甚小,路人无意相碰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在全国任何一个人口比较密集的城镇,每时每刻都会发生;而且绝大部分都无需民警调解,便会自行平息。可是万州的这样的小事何以会演变为非动用数千军警才得以平息的民变呢?主要原因就在于当事人胡宗权他自称是“房地局长”,是“官”!于是平时郁结于胸的对“官”的愤懑就爆发了!最可笑的是胡宗权并非房地局长,据警方调查宣称,他只是房地局下面的一个水果市场管理员,而且还是个临时的。这真是讽刺喜剧!如果当初他不假冒局长,绝不会酿成后来那么大的乱子!可他偏偏假冒了,终于使得由此所引发的乱子已不再是一般的民事纠纷,而变为深刻的官民冲突;包围政府、焚烧警车所发泄的也已不再是对胡宗权这一个“官员”的愤怒,而是对整个官僚阶层的仇恨了!

  天下未乱蜀先乱。在万州民变之后,同年十月底,四川汉源也发生了因政府修建电站,淹没农田,而克扣赔款,补偿不公所引发的十几万人的大规模骚乱。在这此以后,全国各地越来越乱,势头也越来越猛。2005年中國《社会蓝皮书》说,中國群体性事件从1993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参与人数也从73万增加到307万。2005年7月,公安部部长周永康指出:十年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增加了6倍多。特点是:数量明显增多,规模不断扩大,涉及各个领域,行为方式激烈,而且组织化倾向明显。这么多、这么大、这么广泛、这么激烈的乱子,大多数是因为政府机构或官商勾结侵害民众利益,尤其是在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移民安置等问题上更为突出。

  2001年12月下旬,我被友人拉去参加由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作家和报人所组成的江西“红土地采风团”。数天来,经南昌、叶坪、瑞金等“红色根据地”,一路接受“红色”教育,感慨良多。最后来到赣州。28日下午,我在赣州古城外,见有很多小摊,便与一书摊的摊主聊天,我说:“你下岗了?”他马上说:“什么下岗?失业!”我说:“生意好吗?”他说:“好什么!这个地方能有什么生意?城里不让摆,见到就没收,只好到城外摆;城外还缴税,一个摊位两块钱,共產黨税多,都给贪官发奖金了!”他还说他有一邻居也失业,去年年终家中穷得只有咸菜,没法过年,就全家上吊了。此时另一摊主愤愤的插话说:“现在就缺陈胜吴广了!”

  我一听大为震惊,虽然这句话在此以前也听过,但都是听别人转述,而转述者也是听别人所说;这次我却是亲耳听到,是在“红色根据地”听到,是在数十年前出过共產黨所领导陈胜吴广(红军)的地方听到;而且是面对面地听很可能是未来的陈胜吴广中的一员亲口所说,这对我的震撼是巨大的,长久的;每当想起“现在就缺陈胜吴广”这句话,我就感慨万千,惴惴不安,因为我绝不希望中國再出现陈胜吴广,绝不希望再以暴易暴,那是时代的倒退,那是民族的浩劫,那是历史恶的循环而不是善的更迭!

  我不知道中國的官员是否也曾像我一样亲耳听到民众亲口说出的这句话;如果听到,他们作何感想?他们是否知道中國官员在民众中的整体形象?他们是否知道如今官民之间的关系何等紧张?

  是什么致使官民关系如此剑拔弩张?

  原因当然很多,但最直接的、最经常的原因可以一言以蔽之:是腐败!是官员的腐败!是官员史无前例的腐败!是官员史无前例的穷凶极恶的腐败!

  二、见过腐败的,没见过这么腐败的!

  谁也无法说清当代中國各级官员的贪污和各个领域的腐败严重到什么程度。

  还是听听中國老百姓怎么说。老百姓说起腐败,没什么高深理论,没什么精确数据,但极为朴实,极为形象。民间有一流传甚广的经典“段子”,说的是:“如果把中國所有局以上干部统统枪毙,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现在又有了最新版,说:“统统枪毙也没冤枉的。”还有一句民谚,也很经典,说:“不反腐败,就要亡国;真反腐败,就要亡黨!”这两个“经典”的警示意义和深刻程度,实在是超过所有中央文件、领导报告、黨报社评、学者高论!

  以往,贪污万元便是大案要案,贪污百万便是巨贪,不枪毙也要判个无期;而今贪污罪款数字巨大,动辄千万,甚至上亿,如:广东中银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贪污40亿;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公司原负责人陈满雄4.2亿;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原宣传部长张宗海2亿;湖北省政府驻港办事处原主任金鉴培1.88亿;云南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诸时健1.8亿;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1.6亿;今年落网的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1.6亿;还有最近被“双轨”的上海原社保局局长祝均一涉嫌非法动用社保基金32忆!

  以往,揪出一个局长,就算是大老虎,就会引起震动,就会口口相传,议论很久。如今贪官太多,多得让人难以记住,多得让人熟视无睹。老百姓说,如今揪出的局长、厅长可以坐满一百个人民大会堂,揪出的科长、处长可以站满十个天安門广场。现在就是揪出个省长、部长,人们也已不再大吃一惊;即便揪出个把政治局常委,也断然不会像以往揪出陈希同那样举国震惊,兴许人们会追问:还有更大的吗?

  当今中國的腐败和以往不同,和国外也迥然有异;中國的贪官们也随着社会的转型与时俱进,在贪污的规模、腐败的层次、应对的策略、选取的方法等等方面都有创造性的发展,确有鲜明的中國特色。

  1、集团化

  中國的腐败在20世纪的后50年,绝大多数是单枪匹马,各自为战,基本上是一人一案。那时的腐败分子只是一锅饭里的一粒老鼠屎,一堵墙上的一块“豆腐砖”;腐败分子之间很少同谋合污,很少窝案串案。自从上一世纪最后十年,腐败分子逐渐结伙抱团,动辄便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甚至出现数十人、数百人的贪污集团,规模化了,集团化了。上一世纪末的陈希同一案和湛江特大走私案且不说它,进入本世纪后,集团性的腐败越演越烈,遍布全国,年年都有大案,案案都有大官。

  2001年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涉案的腐败分子有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省公安厅副厅长、国家安全局官员,还涉及军队、政府、警察、海关等方面人员200多人。

  2002年4月,黑龙江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买官卖官一案案发,绥化市下辖的十个县市,一半以上的处级以上干部,将近260多人都卷入此案。同年,顺藤摸瓜,又相继揪出原绥化市市长王慎义以及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赵洪彦。

  2004至2005年,安徽阜阳市颍上县原县委书记张华琪和他的后任徐波因贪污腐败先后落马,张华琪一案涉及120人,徐波一案涉及78人,先后共有200人纷纷倒台。此前,从阜阳政坛走出去的干部中已有两位省部级、8位市委常委、11位厅级领导干部因腐败落马。阜阳虽然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但却是专出腐败干部的高产地。

  2005年初,黑龙江原政协副主席韩桂枝贪污一案被揭露,再次引起黑龙江政坛大震荡。原副省长付晓光,原省人大副主任范广举,原省委秘书长张秋阳及原省检察长徐发、原省法院院长徐衍东均被免职。此后,黑龙江省厅局级以上干部调整之频繁,如走马灯令人眼花缭乱,先后有牡丹江、佳木斯、鸡西、鹤岗等多个地市,以及交通厅、人事厅、司法厅等部门的主要领导被撤销或免去职务,整个黑龙江政坛几近瘫痪,以至中央不得不在短期内向黑龙江紧急派出6位省部级领导,分别担任副省长、省委组织部长、省高院院长等职。此后,中央又从北京、上海等地加派21名正副厅级干部和5名处级干部,“空降”黑龙江,分别进入各省级黨政机关综合职能部门,出任省长助理、省委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如此的大改组,大换血,史无前例!人们说,下一个该是哪个省市呢?

  2、部门化

  腐败的集团化是以地区划分,或某地的省市委,或某地的地县委,主要是指黨的系统的腐败。但中國从来黨政不分,黨的干部往往兼有行政职务,所以在一个大的腐败集团里,是不以部门为界的,一定会牵连到各个部门。而且一个地区的黨的主要负责人如果出现腐败,才有可能出现腐败集团。

  而腐败的部门化,是指某一地区的职能部门和行业系统的腐败,虽然这也有集团性质,但其部门的特点非常突出,所以单列论述,如交通部门的腐败、组织机构的腐败、司法系统的腐败、教育单位的腐败、军队领域的腐败、医疗事业的腐败等等。

  在所有部门腐败中,交通部门的腐败也许最为严重。全国交通厅长犯罪之多,骇人听闻,1997年至今,计有江苏省原交通厅厅长章俊元、四川省原交通厅厅长刘中山、广东省原交通厅厅长牛和恩、贵州省原交通厅厅长卢万里、云南省原交通厅副厅长晋福祥、黑龙江省原交通厅副厅长王孝慈等近20名省交通厅长、副厅长,因腐败纷纷倒台。至于市县一级腐败的交通局长,就更不计其数了。今年7月12日,安徽省的原交通厅厅长王兴尧也因贪污倒台了。明年还有跟进的吗?难说!

  最不可思议的是河南省竟然三任交通厅长曾锦城、张昆桐、石发亮像接龙似地前“腐”后继。按理说,在同一个部门里,前任翻车,后任自会本能地格外小心,不太会重蹈覆辙,谁知主管交通的这些厅长们,居然如此不遵守“交通规则”,连续出现“交通事故”,而且一个比一个跌得更惨,一个比一个更贪!

  共產黨的组织部门本应是最守黨纪,最讲原则,也是最为清廉的清水衙门。以前说跟着组织部,“提高觉悟,思想进步。”如今则是“倒腾干部,发财致富。”到了本世纪,凡是腐败的组织部门统统成了“官帽批发商”。

  1996年3月到2002年5月,安徽的韩希鹏在担任颍东区委书记及市委组织部长的6年间,总共卖出23顶官帽,平均一个季度出售一顶。收受钱物75次达90多万元。韩希鹏把家当成了“顶戴花翎”门市部。他说1998年春节,往市机关大院行贿送礼的车子有几百辆,往他家买官送礼也多得要排队。

  今年落马的湖南郴州市的刘清江,曾化100万元向他的亲家市委书记李大伦买到组织部长官帽一顶,然后两人狼狈为奸,干脆让市委大院当成“乌纱帽批发公司”,各种官帽均按含权量大小论价出售,总共收受2000万元。如今,卖官人的乌纱帽给摘了,可买来的乌纱帽还戴在不少人的头上。有一个官帽买主,至今还照常上班,还照常赖在科长的交椅上。他说:“这把交椅我是花钱买的,所有权就是我的。我要是买了一辆自行车,是小偷偷来的,后来失主知道了,要我还,我能还吗?要还也行,把钱退给我!”说得还理直气壮,真让你哭笑不得!

  最为疯狂的应是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他在离任前大肆卖官,从“零售”到“批发”,不到两个月时间内,突击“批发”官帽432顶,致使该县许多单位官多兵少,甚至有官无兵。整个县委机只有打字员等6人是兵,其余全是官,全是领导。有个会计竟升为法院副院长,有个司机当上县委办副主任,!全国各地领导让自己司机当官的其实并不少,上海就有!

  组织部门的腐败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人腐败和集团腐败,它已是制度性腐败,已是剧毒攻心,病入膏肓的腐败。

  3、市场化

  腐败有市场,不是指腐败在当今中國有孳生的空间,而是指腐败有买方,有卖方,有交易,有核算,有价格,有行情,有讨价,有还价,有投资,有回报,有行规,有利润,已经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因此腐败市场就必然按市场规律办事,讲究供求关系、经济核算,彻底的市场化。市场化了的腐败,当然也注重价格,各个部门、各个行业都有约定俗成价码。这在商业腐败中,毫不足奇,可如今连根本不是商业的部门如教育部门也因为贿赂的价格杠杆作用而成为商业,成为了学店。

  学校在采购教学图书和教学器材时,都有回扣,明扣的金额一般占到图书码洋(定价)的15%到25%,暗扣则占到20%以上。如果学校直接从出版社进书,回扣率甚至高达50%~55%!再如招生,据报道,考生报考某音乐学院,如果想被录取,非得给主考教授12万,还决不二价!这就是当今一些学店里的教授的铜臭面孔。

  医药行业的腐败最常见的是购销药品器材的回扣和医生收取病员的红包。采购人员可以从药品供应商中按一定的百分比索取回扣,医生也可从给病人开出的药方中按药价多少提成。这都有明码实价。至于医生收取病家的红包大小,则主要按医生的级别划分。某三级乙等医院,开个一般的刀,主任医生的红包2万,副主任医生的红包1万,主治医生医生至少8千。此外还要给麻醉师、给护士长数额不等的红包。如果开大刀,如脑外科,那红包的价码更高。

  建筑行业中的大项——住房以及教育、医疗都关乎民生大计,在一个号称社會主義的国家中,这三者理应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政府有责任让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医,学生有其校。如果住房、教育、医疗全部市场化而且是腐败的市场化,那腐败的巨大成本必然会转嫁到百姓头上,尽管都以冠冕堂皇的改革为名,但百姓却不堪重负,难怪说:“房改是把你荷包掏空,教改是逼得二老发疯,医改是给你提前送终。”

  组织部门腐败的市场化也极为突出,2006年5月,一个自称“在郴州官场打拼近二十年还是个小科长的人”,署名“景克功”,在网上“把中外媒体还没有揭露的有关郴州官场黑幕爆爆料,为纪检监察机关提供些线索。”他说:

  在郴州,县处级领导没有一个不是花大价钱买的官。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长这些肥缺也都是送钱买的官。根据这几年郴州官场家喻户晓的买官卖官的市场行情,我们可以把李大伦(市委书记)、宋甲武(副书记)和曾锦春(纪委书记)三人合伙批发“乌纱帽”的市场价格归纳如下:

  县委书记—200万;县委副书记-60万;县长-120万;副县长-50万;县政法委书记-60万;县纪检委书记-50万;县委常委-40万;县公安局长-150万;县检察长-20万;县委办主任-30万;县政府办主任-20万;北湖区(苏仙区)书记-150万;北湖区(苏仙区)副书记-60万;北湖区(苏仙区)区长-100万;北湖区(苏仙区)副区长-40万;郴州市公安局长-200万;郴州市政法委书记-200万;郴州各个局长:50万(按15个局算):750万。

  根据李大伦身边的人透露,每项乌纱帽的批发收入一般是按照下面的比例进行分配:

  李大伦占50%;曾锦春占30%;宋甲武占20%.

  真触目惊心!

  卖官者一定是贪官,买官者也一定会变为贪官;买官者一旦权到手,一定会以数倍的利润赚回他们买官的投资,使得官场全然成为市场,买进卖出,卖出买进,越买越贪,越卖越贪,恶性循环,往复不已。

  当一个政黨的干部和一个政府的官员可以随意收买和出售时,它离崩溃也就不远了。

  如果腐败市场化了,那就实际上不非法了,而是半合法化了,半公开化了,这离崩溃更不远了!

  4、黑帮化

  腐败的黑帮化,主要是指司法系统的“涉黑”,以致警匪勾结、官匪一家,以及在执法过程中使用非法的黑道手段。司法人员和盗贼本是猫鼠关系,可一旦司法人员涉“黑”,成了黑社会的保护伞,甚至成为黑道中的一员,这种腐败就极为可怕!

  司法系统的黑帮化最常见的是司法干部和偷、赌、毒、娼等领域的黑帮人员共同作案,坐地分赃。

  偷——成都火车站派出所的150多名干警中,有三分之一警员在候车大厅执勤时,收取小偷的“入场费”和“保护费”,少则几百,多则几千。交费之后,小偷即可放心大胆地在候车大厅扒窃旅客财物。如所偷财物折款在千元以上,还要向警察按比例另外交纳“烤火费”。一些警察在银行办有专用信用卡,每月由小偷按时汇钱,有的警察仅此一项就聚敛百万元。

  赌——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的黑社会头目张凤祥开设赌场,被公安机关查封,于是他电邀原省公安厅纪检委纠风办的徐某亲临该市为之说情。次日徐某当张之面给当地公安局主要领导打电话,打通关节。3天后,张凤祥在该市勃利县的又一家赌场得以顺利开张。更不可思议的是,1999年12月,徐某还为这个黑社会头目、赌场老板办理了省公安厅特邀监督员证,真的是黑道白道一家亲了。

  毒——湖南省永州市原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兼任永州市打黑除恶领导小组组长,可他却是永州黑恶势力团伙的后台老板。这一黑恶团伙,私藏枪支,贩卖毒品。王石宾主管禁毒,却参与贩毒。这一黑恶势力放高利贷,王石宾也直接放贷,数额高达4500万元,被称为永州“地下银行行长”,他光宝马、奔驰等豪华车辆就有16台!永州市一政法干部说:“王石宾是一个双面人,在台上做扫黑除恶的报告,俨然是正义的化身;下了台在背地里,却完全是‘鬼’,是黑帮老大。”

  娼——今年济宁市信访局一干部,在市中区公安局莫名其妙地坠楼而死,由此暴露了一个黑幕:原来济宁市反扒大队的全部经费竟是抓嫖、抓娼、抓偷的罚款。其实很多县、乡两级的公安,除了工资由财政划拔,其余经费则自筹自支。卖淫嫖娼罚款很重,一般的行情是五千/人。有的地方治安大队对协警也实行奖励,举报一个嫖客,妓女奖励500元。正是这种利益驱动,导致各地公安热衷“扫黄”,工作的重点就是抓嫖。某市一反扒机动队队长杨某仅2004年罚款一项就进账20万,2005年则高达50多万。一些地方的警员还勾结发廊小姐,“蹲守放鹰”,设套诱嫖,获取罚款。更有甚者,一些恶警,如民谣所说:“脱下裤子嫖娼,拉起裤子扫黄”。为何“黄”久扫不止?嫖客和妓女都是这些警察的衣食父母,把黄扫掉了,叫他们去哪里拿奖金?叫他们到哪儿去白嫖!

  今年是为“打黑除恶”年,中央当局督办的重点为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截至6月中旬,最高检察院直接督办了黑恶势力“保护伞”12件16人。如:湖南新化县原公安局副局长伍福全、广东四会市原公安局副局长陈国阳、安徽亳州市原打击黑恶团伙专案组的副组长浅玉祥、锦州葫芦岛地区原公安局副局长朱良、湖南永州市原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山西霍州市原公安局原副局长杨国宏。

  奇怪的是为什么上述6例案件,腐败的怎么都是公安局副局长或专案组副组长,都是副职?连2001年10月被判处死缓的李纪周也是副职,公安部副部长!今年3月还有一个大案,江西省广昌县案犯谭志雄因绑架人质,勒索巨款,在受到围捕时饮弹自尽,他是该县的公安局原副局长,也是副职!

  一年尚未到,这么多公安局副局长和副专案组长纷纷倒台,正局长和正组长都干什么去了?需知:腐败的黑帮化会促使权力内部变异,形成极有封闭性的帮会规则,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致使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内部很难相互检举揭发,即便偶然失手,也会迅速化解。所以不得不问:局长是一班之长,是正统帅,你们最亲密的战友副统帅出事,你们有没有察觉?察觉了有没有揭发?你们是负责公安的,连自己身边都不安,怎能“公安”?如果不做一点交代,人们有理由怀疑你们可能是你们副手的“保护伞”,是这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的“保护伞”,不是吗?

  腐败不可怕,怕的是腐败黑帮化。

  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

  权力一旦发黑,那天下就黑了,就暗无天日了……

  三、贪官的品性低下、肮脏!

  贪污为了什么?贪污就是为了腐化!贪官几乎无一不在酒池肉林里餍足吃喝玩乐,在纸醉金迷中消受声色犬马。因为靠的是权势,无所畏惧;用的是黑钱,无需成本,所以骄奢无以复加,淫辟登峰造极,人格低下到最底线!

  吃。如河北贪官李真所言,至少4000元一席,这还是几年前的规格。如今早已不是大吃大喝,而是猛吃猛喝:一顿饭,不上万,面子太难看。鸡鸭鱼肉赶下台,乌龟王八爬上来;生猛海鲜不新鲜,少了鱼翅没档次。而今万元一席大菜也成小菜一碟,视为最低消费,南方的一席黄金宴价格高达99999元,某些地区甚至还从日本引进“女体盛”,那更是吓人的天价!食色性也,日本的“女体盛”使得“食色”二者合为一体,既大饱口福,又大饱眼福;既弘扬了中國传统文化,又美其名和日本国际接轨。商家的生意经和官家的政治口号,也合而为一,相得益彰。

  中國人素来好吃,贪官更是老饕,所以贪官少有不脑满肠肥的,都是吃的。那便便的大腹,老百姓不叫“啤酒肚”,干脆称之为“腐化肚”。大官吃,已经不是新闻;小官也吃,穷地方的小官更吃。越吃越穷,越穷越吃。银川同兴县,我是去过的,此地无论如何也算不得富裕,可自1998年以来,该县邮政局在当地鸿雁宾馆定点欠账请吃招待,打下白条1932张,装满15个牛皮袋,拖欠金额26万元。

  那稍稍富裕的一些地方呢?也照样吃,也照样能吃穷。据新华网报道,陕西干县王村镇大王村原是咸阳市命名的“小康村”,近年来村干部吃喝挥霍,举凡村中婚丧嫁娶、小孩满月、老人寿诞、新房落成无一不大吃,大王村的干部成了吃的“大王”,就这么吃、吃、吃、吃……8年间村干部集体吃了1999次,2000年的7月29日这一天竟吃了6顿。这八年就硬是把一个“小康村”吃空了!整个中國尚未到达“小康”水平,如果全国贪官张开大口也像大王村这样吃法,也迟早会把中國吃空!

  喝。民谚说:“贪官不怕喝酒难,万杯千盏只等闲。”贪官们喝的是什么酒呢?外国名酒轩尼诗、人头马,中國名酒茅台、五粮液,在贪官的眼中也已等闲视之,行贿者进贡的这些中外名酒和其他高档补品在贪官家中已堆积如山,成了超市。在某饭局上,一位原是贪官的秘书与我邻座,我问他的前领导喝的最昂贵的酒是不是路易十四。此秘书说:“你土了吧?他们现在最喜欢喝饮料。”“可乐、雪碧、桔子汁?”“不,天然饮料。”“什么天然饮料?”“你真的不懂?”“真的不懂!”“人奶!”“啊!”“而且不要瓶装的,要原装的,要新鲜的,要现吸的……”“真的?”“我说你土得掉渣了吧!”我苦思:是我土得掉渣了,还是整个社会烂成污泥了?

  玩。玩什么?老百姓说:“玩山玩水,玩出国游;玩赌玩车,玩保龄球。”其实贪官们早就与时俱进,不玩保龄球,而是玩高尔夫了。原云南省长,大贪官李嘉廷就说过:“我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就是打网球、打高尔夫。”有一民间传说:甲贪官老婆问乙贪官老婆:“这高尔夫是啥玩意儿?”“高尔夫就是提高你丈夫”“提高个啥呀?”“品味呗!”“啥品味哟,不就是打洞嘛,晚上打洞,咋白天还要打洞呢?”民间讽刺的不是高尔夫球,讽刺的是贪官。高尔夫如今风行全国官场,连村官也学时髦,赤着膊,戴草帽,挖个洞,拿着竹竿把球往洞里打。上有所好呀!

  赌。北京大学中國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研究员王增提出,中國每年约有6000亿元人民币流向港、澳、越南、老挝及俄罗斯等地的赌场和赛马场。1998年2月至1999年6月间,沈阳原市长大贪官马向东,到香港、澳门等地豪赌十余次,将400多万人民币挥霍殆尽。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原交通运输管理处处长蔡豪文,挪用公款300多万元人民币到境外赌博,也是挥霍一空。这只是随手所举的两个例子。一业内人士分析:华人一年输在赌场的钱约1600亿人民币,其中至少30%——500多亿人民币是大陆官员(当然是贪官)输掉的赌资。500多亿呀,这些都是真正的“人民币”——“人民的币”呀,是亿万工农大众、知识分子以辛勤的汗水、以诚实的劳动挣出来的钱,可都被贪官污吏侵吞了、掠夺了!

  色。贪官大多是色鬼淫棍,他们什么都不强,就是性欲最强。记得两年前就有报道说,80%的贪官有情妇,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又有人指出95%以上的贪官都有“情妇”,上升了15个百分点了。

  南京奶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金维芝,号称金陵“奶王”,既是奶业集团的“奶王”,也是“包二奶”的“奶王”。他说:“像我这样级别(副厅级)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 海南省临高县在原县委书记吴光华的带动下,当地一些领导干部公开包养小蜜,并公然带在身边出入酒席和公众场所,以致在当地的官场纷纷以没蜜为耻,以多蜜为荣,相互攀比炫耀。原云南省长李嘉廷的情妇徐福英也证实官场的情色风之盛,她说:“我跟李嘉廷一起出去玩,看到不少领导干部都带女人来,那些女人大多像我一样是情妇,大家一起吃喝玩乐习以为常了,没有什么回避和尴尬的意思”。

  《扬子晚报》报道,江苏省供销社原主任周秀德,自1989年至2001年,任职12年,贪污近千万,在这12年里,他记下14本“性日记”,详尽记录他与上百个女人的性事:女人姓名、通奸的时间地点以及自己的性感受等等,应有尽有,绘“性”绘色。每年还进行“年终总结”,统计当年通奸的人次。更离奇和恶心的是海南省纺工厅原副厅长李庆普,迹近变态,竟在保险柜里“珍藏”他嫖过的236个妓女的阴毛……

  “审丑”多了,不但会“审丑疲劳”,还会恶心。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抖落这些贪官的丑恶事,实在是因为两性关系最能呈现一个人道德水准。以上种种案例无一不凸显中國贪官的人品低下,灵魂肮脏。如果说“十官九贪”有所夸大,那说“十贪九色”可以定论。老百姓早就说贪官除“工资基本不用”之外,还有一条就是“老婆基本不动”,可见“中國贪官的特色”就是“特别好色”!

  最难容忍的、也最荒唐的是一些贪官竟然利用手中之权,安插自己的姘妇、小蜜当官。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赵增军,在担任绩溪县县长时,泡上一20岁女子。他对她说:“小乖乖,你年轻又有文化,我要把你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让你当乡里一把手。”不久,他的这位“小乖乖”果然当上乡黨委书记兼人大主任。湖北省原荆门市市委书记焦俊贤,他的情妇陈丽原是“三陪女”。焦书记指令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为这位“床上培养”的“干部苗子”,伪造正式黨员、正科级干部、大学本科学历等假档案,于是“三陪女”就成了该市开发区的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三个局的副局长。这简直是天下奇!

  千万不要以为贪官栽培姘妇仅是小城镇或地县级的把戏,以为他们如此荒唐是因为天高皇帝远,才如此大胆。其实离开“皇帝”并不远的省部级或直辖市的大贪官也如此。以前有过一个内部规定,当官当到了一定级别,只要政治上对“皇帝”忠诚,这些事情都可以不予追究;除非在政治斗争中落马,这些丑事才会当作炮弹抛出来。

  外国的官员也好色,外国的贪官也有情妇,但他们把公权力和私生活分的很清,尤其是民主国家,万万不敢滥用手中权力为情人谋私利,绝不敢给她们安排一官半职。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连任四届的总统,但他却有三个情人——两任女秘书和一位挪威公主。但是罗斯福始终未提拔她们当个市委书记或人大主任,克林顿也没有把莱温斯基从“拉链门”安插到部长衙门,去当个什么部长。只有中國才有这类奇事!

  说到此处,需要为“情人”正名。男女之间相互有情,才可称之为“情人”。说中國贪官有情人,那是对“情人”一词的玷污。中國的贪官只有“二奶”、“小蜜”、“姘头”、“性伴”。他们的关系不是建立在感情上的,他们只是一方以金钱和地位,一方以美貌和肉体进行的赤裸交易。他们只是“性侣”,不是“情侣”。如果真的有情,试问:他们双方,不论哪方败露,有谁为对方“殉情”的?“二奶”没有,“二爷”也没有为包养他的女贪官殉情的,都没有。他们只会立即摆脱干系,相互揭发。他们连中國古代的某些嫖客和妓女都不如,更不要说和钱谦益、柳如是,和冒辟疆、董小宛这些古代的情男、情女相比了!

  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979年我和两个朋友创作了《假如我是真的》,这是在纹革结束之后第一部反映干部特权的话剧。也可能以前的戏剧都是歌功颂德的,而这部却是首次揭露疮疤的,所以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中央还为此在北京专门召开创作座谈会。其实此剧是根据上海真实发生的一个案件编写的,揭露的仅是干部要求掉换大一点的房子,要把在外地的子女调回上海之类的小事,结果被认为是给共產黨抹黑,遭到禁演。

  事实上谁也不能给共產黨抹黑;能够给共產黨抹黑的,只有共產黨自己。25年过去了,共產黨虽然有能力禁止这出戏,但却禁止不住越演越烈的特权和腐败。

  1985年,没想到我也当了官,当了正处级干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上任伊始,我便提出我不分管最有实权的人事和财务,只管艺术。我还告诫自己:清清白白地上台,不带污点地下台。没想到我诚惶诚恐地干了四年,还要我再干四年。不干不行,逼着你干,没办法,于是印了张名片,上面特地写明:“我,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长久的;某某主席、某某顾问、某某教授、某某理事——都是挂名的。”以昭示我继续当院长的被迫。八年干下来,真担心在众人皆醉的官场里,我是否还能保持清醒;真真担心再这么干下去,我是否也会不知不觉地变成贪官。于是我再次辞职,终于获准。有人说我傻,说我再干下去,有好处,会升官。我说:“尚憎驽恋栈,肯羡鹤乘车?”这八年,我虽然做错过一些事,得罪过一些人,但让我欣慰的是,我没收过一份礼,没贪过一分钱,谢天谢地!不过,如果再干下去,尤其是干到现在,那就很难说了……人是会变的,包括我。

  正因为我写过《假如我是真的》这出戏,而且被禁,所以我很早就比较关注中國的吏治状况,说得好听一点是关注黨风廉政建设。正因为我当过八年官,而且并不恋栈,所以我对中國的官场就有比较感性的认识,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力不胜任的我有勇气、才使得忧国如家的我有责任来写这篇《“腐败”文化》。

  在前面三章,我“野心勃勃”地试图勾勒当代中國的腐败全景。“勾勒”之后才深感我的不自量力。这个“力”还包括“想象力”。因为当代中國的腐败,是全社会的,是各方面的,是极疯狂的,是无底线的,是难理喻的,是超想象的;当代中國的腐败,没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因为没有人具有这样超凡的想象力。如今连幼儿园的孩子都会给阿姨送红包,你能想象得到吗?在当代中國,在机关、在银行、在军队、在课堂、在法庭、在病房、在超市、在菜场、在大街、在小巷……24小时,任何角落,随时随地都在发生腐败。腐败就在你眼前,腐败就在你身旁,腐败就在你不会怀疑之处,腐败也在你想象不到的地方……腐败在当今中國已经成为了行为准则,成为了生活方式,成为了政治制度一个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可以侵蚀精神生命、影响民族性格的一种“文化”!

  面对如此严重的腐败,光靠花拳绣腿是绝对打不倒的。须知,中國的官员太会做表面文章。中央不是要反腐吗?好呀,合肥市包河区委书记便带领100多位科级黨员干部到包公祠接受廉政“教育”,在包公像前宣誓,要“廉洁奉公、防腐拒变”。真亏想的出!

  扬州市呢?要廉政吗?好呀,他们就在寸土黄金的市中心重金建造“廉政广场”,占地数千平方米,以“清恪”命名,取“清正廉洁、恪尽职守”之意,以此来表示他们拒腐的决心。造个广场表决心,有用吗?

  江都市另有一招,为了“把家庭建成一个反腐倡廉的坚强堡垒”,他们让全市1000多名主要官员的夫人在家里经常“审问”丈夫几个问题:“在外吃喝时,是否属于违纪吃请;带回高档礼品时,来源是否正当;拿回大额现金时,是否不义之财;深夜未归时,是否去了不该去的地方……”把当官的丈夫当孩子呀!

  长沙市也闻风而动,在全市开展“廉政歌曲进歌厅”活动,市纪委不但向各政府部门发放“廉政歌曲”光碟,还向全市一些歌厅、舞厅、KTV等演艺场所免费赠送,让全市大树荣辱观,大唱正气歌。这真的是表演了!

  更搞笑的是,一些地区甚至还号召购买或免费发放“廉政台历”、“反腐扑克”,以及“永不沾牌不沾锅”,“手莫伸牌保险柜”……唉,多少人假反腐之名搞这些低智商、高笑料的事情呀!可我笑不出,我觉得可悲。

  中央政府为了反腐制定和颁布了无数个文件、指示、条例、规定,甚至连吃请只能四菜一汤、男领导不可用女秘书这样的细微末节都规定了,但都给各个地方政府“演艺化”了,不问作用,只问作秀。这也说明中央的种种文件、条例也确实作用不大。

  学习“叁個代表”和“八荣八耻”有无作用呢?对贪官而言,毫无作用!中國的贪官都是两面人,巧言令色,口是心非。东北贪官沈阳原市长慕绥新,在位时的口头禅是:“千好万好不如人民说好,金奖银奖不如人民夸奖!”好像在唱他家乡的二人转。重庆贪官原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也极擅言辞,他说:“要发扬草鞋精神,做一个草鞋公仆。为了更多百姓不穿草鞋,过上好日子,我宁愿自己永远地穿草鞋……”真不愧是宣传部长!广西原省长成克杰当年说:“想到广西还有700万人没有脱贫,我是经常晚上睡不好觉哇!”当年还真的有人为他的这句话感动流泪。这些贪官在做报告、在表态时,在他们这些豪言壮语和煽情台词中,毫无例外地都有“叁個代表”、“先进性”等流行用语充斥其中,他们可以一个字不错、一个标点也不错地熟练地加以引用,加以发挥,以示他们自己就代表着先进,绝不会腐败。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秘书秦裕在今年7月13日担任宝山区副区长,25日又“当选”为区长,在他的施政演说中就当令及时地出现了如今最时新的政治口号——“八耻八荣”了。可他8月22日上午还在宝山区主持加强黨风廉政建设干部大会,下午就因自己的“耻”而被“双规”。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也是对政治思想工作、学习“叁個代表”“八耻八荣”的嘲弄。嘲弄者为谁?是这些贪官们!

  为什么用了几十年的政治思想教育的法宝如今不灵了?这是因为共產黨发生了变化,从革命黨转向了执政黨。革命年代,需要忠诚无私、需要铁的纪律、需要统一意志、需要洗脑教化。那时的意识形态确实可以发挥“团结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如今是执政黨了,需要科学执政、需要民主执政、需要依法执政。科学、民主、法律的作用大大超过意识形态。以前需要思想原则,如今需要办事规则;以前需要上下服从,如今需要相互合作;以前需要牺牲自己,如今需要公私两利;以前是理想维系着黨员队伍,如今是利益才能使黨员聚合。明乎此,就可以知道“叁個代表”和“八耻八荣”对这些贪官究竟能起什么作用了。

  窃以为,反腐之所以越反越腐,一是在于打击力度不力,重拳出击不重。何谓力?深入入虎穴谓之力;何谓重?击中要害谓之重。以前虽然也查处了许多大案要案,但大多是狼窝,并非虎穴。虎穴在何处?上海!

  上海在中國的政治地图上绝对是半壁江山,加上它特殊的背景和纹革的历史,真是举足轻重。改革开放以来,上海贡献甚巨,但奇怪的是,上海的官场好像洁净无比。全国各地不时爆出大案,揪出巨贪,唯独上海的共產黨员和干部好像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都是拒腐蚀永不沾的清官,都是用特殊材料制造的人。全国的江河都发臭,黄浦江能干净吗?可信吗?其实中央也不相信,三年前,中央就曾派大员来查过,查出周正毅这一大案,但盖子刚揭开,即捂住。这么大一个案子,好像只有周一人单独作案,没后台,没同案,结果,周只判三年,便敷衍过去。最不可思议的是与此案有关的原告律师郑恩宠,也判了三年,好像各打五十板,打了个平手。其实是在包庇,更是在示威,传达出的信息是:上海是我们的地盘,你们谁也别想动!

  等了三年,闻道上海父老,常北望,翠葆霓旌,终于等到了中央空降天兵200多人,深入上海虎穴来了。朝野震惊,世界瞩目。不到两个月,从社保局长祝均一直到宝山区长秦裕,已有数位官员被锁定调查,而且三年前的周正毅一案,又被遭遇不公的拆迁户重新提起,纷纷上访。观察家们议论,认为北京再次下定决心要揭上海的盖子了。但结局尚不得知,还需看最后的较量。

  上海是一个虎穴,还有一个更大的虎穴是政治局。有人吓一跳,说我胆敢怀疑政治局?我说,为何不能怀疑政治局?他说,这种话你怎么能说?我说,为什么不能说?闻一多有首诗:“有一句话说出来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如果一句话能点起反腐的正义之火,即便我身陷火海,祸及自身,也在所不惜。中國总要有人说话,哪怕五千年都没有说破,如今也要说;如果不说,谁能猜得透火山的缄默?如果火山一旦爆发,那就不是我一人之祸,而是国家之祸,是民族之祸,是苍生之祸!

  中央领导,中央文件早已表明任何一级的领导人如有问题,公民都有权利举报,被举报者都必须接受调查。胡錦濤總書記自己也说,反腐监督可以从他开始。况且这么多年来,对政治局某些成员的举报一直不断。中央应该有个说明,有个回答。遗憾的是至今还没个交代。

  要做到真正的彻底的反腐败,仅仅依靠中央纪委的重拳出击还是不行,那是钦差大臣的做法,是青天大老爷的遗绪,它执行的是非公正的、非透明的、非合法程序的法外之法,而且各级纪委还要接受同一级别的黨委领导,并无獨立性。但是在现行的体制下,对付贪赃枉法者,也只能暂时用这“善”的“非法”来对付贪官们的“恶”的“非法”,这是目前万不得已的暂行之法。虽然这样也能反出一些腐败分子,但是绝不可能彻底;而最大的腐败分子,不但不会反,还会因妥协而加以保护!

  当今的腐败根源是制度腐败,在这高腐的制度之下,不腐败也难,从这个角度说,腐败分子也是这个制度的牺牲品。正因为不腐败也难,大家都腐败,所以很多地方是腐败分子在领导反腐败。

  腐败是这个政权的执政基础。以“法”治国,以“德”治国,其实是自欺欺人,以“腐”治国才是实情。当腐败的程度能让各级官员满意而又不让百姓太不满意时,便是这个政权最理想的政治局面。如果这个理想状态、这个平衡被打破,就将危及政权本身,这才有了所谓的“反腐”。所以在極權体制下的“反腐”,并非要“根治腐败”,只是要把腐败控制在广大民众尚能够忍受的程度。

  要真正的反腐,根本之法,真不在于打击力度的大小,而在于改变極權体制,在于:开创民主政治,实施宪政大法,三权逐步分立,保障公民权利,实行言论自由,开放报禁网禁,民主选拔官吏,“主人”监督“公仆”……只有如此才有可能真正的反腐,也才不至于陷于这样一种权力斗争的怪圈:总是当今的天子,揪出前朝的奸臣;下一任天子,也依然如此,始终逃不出这可怕的周期率。而且贪官们被揪出之后,毫无申诉权利,在司法不獨立的情况下,人民看到只是贪官们态度极好的认罪书,看不到他们真正的辩护词。这都给以后留下隐患:我上台,我整你;他上台,他整我,很难真正整出铁案,不是权力之争,便是丢卒保车。若不进行已经迫不及待的政治体制改革,别说反腐,就是建立和諧社会也可能是心虽好却办不成的空话。

  以上这些道理在当今世界,在信息时代,早已是一般常识,根本不必再费唇舌去解说,不必再著书立说去论证。这也是早被民主和进步国家认同并在实行着的普适法则。我相信当今的中央领导并非不懂,也许因为积重难返,需要时间;也许担心混乱,需要时机;也许考虑利弊取舍,举棋不定;也许意见尚未统一,黨内纷争。凡此种种,致使至一时尚无法开创新政。只要坚持开创,可以等待;如果拒绝开创,将是灾难。因为拒绝民主政治,不但会孳生腐败,而且拒绝民主的本身就是一种腐败——政治腐败。当今中國因腐败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真的不希望非要腐败到烂掉了,才有变化,那将是又一次浩劫!我突然想到赣州城外关于陈胜吴广的对话……

  作者:沙叶新

2008年12月2日

时代周报 “让改革来得更深刻些吧”

中国连续30年的经济增长,是个了不起的世界奇迹吗?怎么看中国政府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决心,要避免其中怎样的陷阱?中国未来的进步路径与变革动力是什么?
  
  2008年11月底,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在美国耶鲁大学家中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独家越洋专访。

 

中国发展模式可否持续

 

  时代周报: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是个奇迹,颠覆了很多国际上通行的历史经验,现在很多人在谈论“中国模式”,认为该在发展中国家中推广,对此您怎么看?

  陈志武:我认为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经济史上有很多例子值得深思:美国上世纪30年代左右开始经济大萧条,西方社会在上世纪30年代普遍出现经济危机,而苏联从30年代初到50年代一直保持高速增长,那时GDP增速跟中国现在差不多。当年苏联是国家主导下的发展,中国这次也如此,主要差别可能是今天的中国利用全球化了的出口贸易。

  但他们后来的问题也众所周知。一种模式的好坏需要更长时间来判断,不能简单着眼于当前的经济增长率,特别是围绕GDP得出想当然的结论。这种教训历史上很多国家都犯过,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家普遍得出结论: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状况,比信奉自由市场的西方国家好得多,于是从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很多国家,尤其是拉美、非洲、亚洲、东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模仿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实际上,在1978年改革开始的前后,工业革命和世界贸易秩序已经给封闭多年的中国积累了巨大的发展机会,只要中国一开门并允许市场激励发挥作用,就能让中国快速增长。但是,等这些在门外等着的机会用完之后,中国自身内生增长的能力如何呢?这就是真正考验所在。

  时代周报: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依然很迅速,而且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似乎受冲击不大,您怎么看?

  陈志武: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一定会给中国带来冲击,而且冲击还在深化,但这也给中国带来机遇,关键在于接下来是否能进行一些更深层次的改革,包括政治上的改革。中国是个很有前途的国家,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勤劳的国民,而且总体上中国人很务实。

中国过去能取得一些经济成绩,重要原因是劳动力终于发挥了作用,不仅有大量年轻人,而且由于文化和历史的原因,特别吃苦耐劳。据上世纪末的统计,中国人愿意工作的时间不仅远远超过美国和印度,甚至远远超过日本。这个强劲因素弥补了市场体制发育不足方面的缺陷,拉动了经济增长。我们过去的30年要说有进步,就是和计划经济时代比,释放了中国人民勤劳的本能,把精力放生产上,不搞阶级斗争。但这并不能掩盖我们体制的一些问题,就是茅于轼先生说的,谁在阻碍中国人致富?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时代周报:按照“发展是硬道理”的逻辑,这些问题会不会在发展中自然解决?

  陈志武:如果改革不往深层推进,这样发展下去,中国经济结构内在矛盾还会加深。就是体制结构制约了国内消费的增长。现在决定所有国家长期经济发展前景的,其实都是内需,老百姓消费能力的增长决定其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世界各国发展瓶颈都在于消费,而不是生产,现在生产不是主要问题,一些工厂开足马力,很容易生产几百万台电视机,不用多大面积的养鸡场就可以养上亿只鸡,但问题是卖给谁呢?消费出路最终决定、约束了增长空间。在中国,问题更突出。

  这次经济危机,我们的思路还是局限在加大投资,上大项目。动不动就是几万亿。这些花费都是资金密集型的,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多少直接就业或其它收益,直接受益的会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乘数效应未必很好,而且大项目也可能滋生腐败。修了那么多道路和运输网络、提升很多产能,但在出口市场日益紧缩的情况下,中国老百姓又没那么多钱花,最后是为谁生产、运输呢?国家太有钱,而老百姓没钱,这种模式只会偏好国家投资,但抑制消费增长,这个经济矛盾是尖锐的。

  时代周报:不少学者认为,国家搞大项目建设,是为未来打基础,对今后发展有长远意义,你怎么看?

  陈志武:那要看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如果是用冷战时代思维,把国家的工业搞得很厉害,建筑搞的很宏伟,让别人看了感觉很强大。这种模式,在苏联就是典型,坦克车很多,飞机大炮很多,飞船能上天,好像比美国厉害,但老百姓不幸福,到最后连面包都买不到,日用消费品短缺,住房条件差,休闲时间少,跟美国没法比,最后不就垮掉了么,这个教训还不明显么?

  现在有人倡导老百姓勒紧裤腰带,让国家强大的人,其思维太偏激,就像一个人如果不能理解健康是什么含义,看见施瓦辛格很羡慕,就给自己喂激素,然后苦练举重,练得浑身都是肌肉,但其实心肺都不一定好,最后寿命也不长。这种表面强壮有什么好处呢?

时代周报:幸运的是,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温总理已多次强调经济转型,启动内需。

  陈志武:我很赞同中国政府启动内需的动议,接下来关键是我们应该配合什么样的制度和政策基础来支持中国的经济转型。到现在,中国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比十几年前更低,不到40%。为何如此?答案在于制度安排,包括政治制度和产权制度。什么样的制度体系和政策基础更能支持中国的消费增长、降低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度?

  时代周报:你觉得怎样的制度安排才好呢?

  陈志武:第一种制度条件是加强民主监督,也就是对政府权力、特别是对征税权与财政预算过程的制约和监督,这是经济转型的关键之一。要让民间更有钱,同时保证政府的钱能花在民生上。这样,老百姓存钱的压力才会进一步减少,花钱的意愿才会上升,经济结构才能优化。

  时代周报:为什么这么讲?
 
  陈志武:前段时间,我在巴西圣保罗,和一个出租车司机聊天,他抱怨说,政府没把路修好。我就问他,最近几年铁矿石、石油这些原材料价格涨了很多,不是赚了不少钱么?怎么还没钱修建基础设施?

  他说:“我们的总统啊!他的政府一有钱就给老百姓退税,给中低收入家庭发补贴,而不是把钱用在基础设施上。”

  我再问他:“这当然很好。应该这样来理解,巴西是个民主国家。你想想,如果你是卢拉总统,而且政府手里也有些钱,你会把钱退回给老百姓呢?还是用来搞基建呢?”

  司机想了想说:“我要是卢拉总统也会把钱分给老百姓,这样选民更会投票给我嘛。”

  这里涉及到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在巴西,政府更会把钱花在民生上,或者干脆把税收退回给老百姓,而我们更倾向于从民间征税,政府钱多了也不会给老百姓退税,然后把钱都花在形象工程和基础设施上,花在政府大楼上。

这就是为什么在巴西、印度,基础设施不一定那么奢侈。而我们的开支总偏好基础设施、高楼大厦和形象工程。但在民生上的投入差别很大,以2007年为例,巴西政府在教育上的投入占GDP的5.4%,中国才3%。在公共福利上则更少,巴西花在医疗卫生一项上的公共支出就占GDP的10.4%,而我们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失业救济这几项开支加在一起才占GDP的2.4%。在巴西、印度政府对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民生项目做了这么多投入后,老百姓的储蓄压力当然会更少,消费意向自然比中国老百姓高。所以,巴西的民间消费占GDP的59.9%,印度为55%,而中国则低于40%。

  对巴西来说,老百姓可以选择,政府要那么多钱干吗?还是把钱多分一些实惠,谁最实惠,我们就选谁当市长,当总统。而中国领导干部的任免提拔,很多取决于上面的提拔,所以各级官员自然喜欢搞政绩工程。再加上政府花钱方面缺乏监督,所以各级政府大楼也很阔气。但对于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项目则关注和投入不足。中国各地老百姓很多人恐怕会想,你搞那么多收费的高速公路,搞那么多大广场干吗,不如退税实惠。所以巴西基本用不着政府喊拉动内需,老百姓消费能力就不错。

  时代周报:能不能说中国的儒家传统在起作用,我们天然比较节俭,善于做长远打算,南美人是乐天派,今朝有酒今朝醉。

  陈志武:文化有一部分作用,不过还我是觉得体制作用更关键。实际上,儒家文化那些主张主要源自农业社会,源自人的物质生产能力极低下的时候,那时候没有机械生产技术,只能靠苦力才能生产足够多生活资料。所以,以前文化只强调生产,不强调消遣,否则人都难以活下去了。

  时代周报:也有人认为,中国人性格比较节俭克制,就算把钱分给中国老百姓,他们也会存到银行里,而不是旅游度假,享受生活。

  陈志武: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其实节俭并不光是中国的传统,多数国家的人都推崇节俭。但现在都在变,比如占经济总量中民间消费的比重,韩国52%,巴西近59.9%,印度55%,中国最低,是39%,是因为中国老百姓节俭?我觉得不是,主要还是社会保障方面原因。

  存钱其实是抵抗风险的手段,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趁着能赚钱的时候,要把钱存下来,以防万一。如果我们社会保障更好一些,他就会想把钱都存银行里实在很不经济,他就敢花钱了,他可以去搞投资,或者去旅游度假,这样内需不就上来了么?可现在中国老百姓,辛辛苦苦,每赚一分钱就得省下来,你再呼吁消费也没用,因为他得想,我孩子上学怎么办?父母生病怎么办?自己下岗怎么办?所以我呼吁中国必须使公共资源向民生倾斜。

  解决委托——代理机制问题

 

  时代周报: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历史上都一直需要强大的中央政府,地方的分权是否会加剧地区发展极端不平衡?

  陈志武:过去的经验是不能照搬的,过去不搞民主也许问题不大,现在不搞民主问题就会很大。

  你知道我老家茶陵,在湖南是山区,我曾经好奇地查了资料,老家这个地方怎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后来发现,我老家真正进入现代化进程,大概是最近60年的事。过去交通技术不发达的时候,和外面联系很难,我们不靠大河,也没有铁路,公路。过去茶陵在两千多年里能维系四种相互听不懂的方言,说明各地间的商业交往必然有限。也就是说,那样一个县在历史上和外部世界的交流其实不多,很多人恐怕一辈子都没有出过县城。

  就在这最近60年里,公路建起来,铁路建起来了,现代化步伐加快了,每天开出去的班车就有几百部、铁路客运也有几班。我要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过去的中国有无数像茶陵这样的地方,他们就像一个个封闭的小世界,皇权的控制力是有限的。

  我算过一笔账,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乾隆中期1766年,朝廷岁收为4937万两银子,按照今天一公斤银子为3600元的价格算,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而1769年时,北京建房工人(无特殊技能)的日工资为77个铜钱,即0.077两银子。这样算来,那时政府岁入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年收入,即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

  所以,那时运输现代化程度非常低,成了对中央集权天然的缓冲系统。过去皇帝对地方的剥削能力和控制能力是很有限的,皇帝跺着脚下命令,到茶陵都不知道猴年马月了。今天的现代化,把我的家乡茶陵和长沙、北京这样一张权力网络联系在一起了,还有银行系统,政府调动资源的能力跟过去比也大大提升,资源流动非常方便。这时候如果还对政府权力不进行制约,就危险了。在中央集权下,无数个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的地方,他们的收入、财产、权利和诉求怎样才能得到保证?这个时代,还不能认识到基层自主对中国的重要,就真是难以理解了。

  当然,任何国家都需要一个有力有效的政府,否则,个人的财产和权利也会难以得到保护。但,民主解决的是,如何产生一个对老百姓负责任的政府。你光是很有权威,很有实力,但收了很多税,却不用在符合老百姓意愿的地方,这样的政府还不如弱一点。

  这其实是一个委托代理机制的问题,我们投资一个公司都知道,你买一个公司的股票,就希望有一个有能力的经理人,他努力工作,把公司搞好,不会把你的财产乱花甚至偷走,这样投资者就可以享受利润和分红,你也对他放心了。但我们最怕这个经理人虽然能干,但是对我们不忠实,他赚了很多钱,都自己享受,做假账把利润转移掉,这最可怕。公司治理机制就是要解决如何监督这些经理人,使他们忠实于股东的利益。

  一个国家的政府领导,也就相当于经理团队,公民和纳税人相当于股东。要改善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委托代理机制,靠的就是人民的问责制度。

  如果这个制度缺位了,到最后,由国家拥有这么多财产和收入,大多数中国人却没有自己的财产,也就没法分享资产升值的好处,无法得到财产性收入。这是另一个抑制民间消费增长的制度安排。

  所以,到今天,为了拉动民间消费、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中国应该进行民主法治的改革,同时也应该将剩下的国有企业产权,通过国民权益基金的形式进行民有化改革,为民间消费增长提供根本性的财产基础。

时代进步无法阻挡

 

  时代周报:你对中国未来解决这些问题乐观么?

  陈志武:我还是充满希望,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尤其人们已普遍认识到阻碍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到底在哪里。中国社会跟其他社会在基本利益诉求上不存在差别。

  时代周报:能举个例子么?

  陈志武:过去我写过文章,从注册一家企业的程序繁琐程度和注册资金的门槛入手,来分析政府管制对于创业的压制。在美国,办一个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没有任何门槛,很快就能注册好。而中国要求注册资金几十万,甚至1000万,而且有一堆特别麻烦的手续,办下来得花很大功夫。后来,社会在这方面的意识渐渐觉醒,政府也进一步明白这个道理,社会就业压力这么大,不放宽企业门槛怎么行呢?于是,后来把一些门槛降低了很多,虽然跟其他国家相比还很高,但总是在进步,这需要个过程,随着大家越来越觉醒,就会推动制度的完善。

  问题和危机能推动进步,人有了危机就会反思,没有危机就没有动力去改革。比如,去年11月以前,你跟别人说要强化公司治理、要保护股东权益,可能没人爱听,因为那之前股市总在涨,反正能赚钱就行了。后来股票跌得一塌糊涂,大家都傻眼了,这才回过头,保护股东权益的事情又提上日程了,对证监会的架构和理念又感兴趣了。

  总之,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模式转型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人们普遍意识到,原来的那种依靠不断投资、靠出口市场为中国消耗过剩的产能的模式已经行不通了,不能再像原来那样靠政府投资带动增长了。这时,更深刻的制度结构性改革就十分必要了。(作者 郭宇宽)

中国官媒批政府处理群体事件专制

中国官方期刊《了望》最新一期发表了一篇批评地方政府采取专制思维方式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文章。文章指出,群体性事件是因为群众的切身利益受到侵犯,利益诉求长期被漠视而引起的。

 

执政者首先要反躬自省

 

  由中国官方《新华社》主编的《了望》新闻周刊最新一期发表文章指出,在一些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初,总能看到地方政府匆忙把事件定性为“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及“不明真相的群众”所为,或者受到“黑恶势力幕后指使策划”。

  文章说,政府似乎把群众被看成是受到蒙蔽、迷惑、挑唆和煽动的“愚民”和逆来顺受的“顺民”,而把政府官员及其决策者看作是明白并掌握真理,难以犯错的智者。文章说,群众不明真相是官员的渎职。群众有权利了解真相,出现群众“不明真相”的情况,正是一些地方执政者的失职。因此,一些地方被“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打砸,执政者首先要反躬自省。

 

民众权益受侵害无处伸冤投诉

 

  因代表上海拆迁户打官司而一度被关入监狱的上海律师郑恩宠指出,中国的法律不保护普通的民众,只保护官僚的集团利益。老百姓即使打官司,也打不赢,因此只好走上访的渠道。

  他说:“各个政府的信访局和信访办变成镇压办,如果到北京或省政府去上访,他们就出动警察把你拉回来,而且信访办把你的信访材料立个档案,整理成黑材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就申请游行,游行示威法变成游行不批准法。老百姓到最后进行群体性事件时就不通知政府,造成今天很被动的局面。”

  原湖北潜江市人大代表姚立法指出,在中国,权力集团占有了各个方面的资源,而且地方权力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因此当老百姓的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无处伸冤和投诉。

  他说:“中国的地方组织权力来源不具有合法性,不代表正义,不代表人民,它和权力集团一方,形成了公开的,对立的两个集团,而且老百姓结社的权利是没有保障的,实质上是没有的。当老百姓各方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若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几乎是伸冤无门,投诉无门。”

 

地方当局不依法律办事

 

  广西维权律师杨在新认为,群体性事件发生和当局在处理与老百姓的关系上,特别是当出现利益纠纷时,不依照法律办事有关。他说:“在处理政府与老百姓的利益问题上,必须依照中国的宪法和有关的法律规定。但是,往往,我们看到政府在同民众的利益相冲突和相矛盾的时候,处理手法上出现很多不依照法律办事的情况。导致民众通过法律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他们就被迫采用过激手段,包括上访、包围政府等,来达到他们的诉求。”

  上海律师郑恩宠指出,发生群体性事件,虽然地方政府有很大的责任,但是主要责任在中央。他认为行政权力过度集中造成了目前的问题。

  他说:“比如说甘肃隆南事件只是为了拆迁,虽然地方政府有很大的责任,但是,我认为,这个责任仍然在中央政府。甘肃隆南是个穷地方,土地不值钱,只有靠抄地皮,才把这个地方搞起来。老百姓很苦。另外,还有各地出租车司机的罢运,这个责任也在中央,驾驶员没有自己独立的相对独立的工会,政府垄断了出租车所有的经营权,对驾驶员是不公的,再者收费那么高,他又交税,又交管理费,而且汽油价格也很高,驾驶员因此失去了生存能力。”

  《了望》新闻周刊的文章指出,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是由于群众切身利益受到侵犯,利益诉求长期被漠视而引发。文章说,一些地方基层党委政府对社会矛盾普遍表现出“体制性迟钝”--反应迟钝,判断失误,处理失当,导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文章提议,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潮流下,为政者应当转变思维,变社会控制为社会博弈,最终走向社会契约。

  另外一方面,中国政府前不久颁布信访新规定,誓言要对处理群体性事件不利的政府官员进行处罚。中国各地近来也在接访民众的投诉方面加强了官员的问责制。但是,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多年来存在的有法不依的局面,使人们对有关法律法规能否真正得到落实持怀疑态度。(作者 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