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地区生态环境状况令人担忧

　　中国农村地区生态环境继续恶化，主要表现在： 

　　第一：城市的工矿污染急剧向农村扩散； 

　　第二：农业生产所使用的化肥、杀虫剂等对于土地和水体的污染依然持续； 

　　第三：农村饮用水存在安全隐患，3亿多农村居民没有安全清洁的饮用水； 

　　第四：自然生态继续恶化，沙漠化、次沙漠化、水土流失、湿地消失的趋势未能得到控制。 

　　最近几年以来，有大量的污染企业或者是会产生大量的污染的产品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由于城居民的生态环保意识得到加强，迫使许多污染企业在不改造的前提下无法在城市继续生存下去。中国政府也在实际措施中鼓励污染企业从人口密集的城市向人口稀疏的农村转移。比如北京为了举办奥运会，将北京城中的污染企业迁到邻近的省区。因此各省区也纷纷仿效北京的做法，把污染企业从省会城市向农村转移。 

　　在二十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工业发达国家也曾经把污染企业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地区，期望能以此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但是不久他们就发现，这样做的后果不是减小了污染，而是扩大了污染，最终结果是不利于治理污染。因为农村地区人口较少，所能施加的政治压力也小。之后他们就放弃了这种做法(但是没有放弃把污染企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是坚持在当地进行改造，减少污染的排放。而中国目前则是继续工业发达国家曾经犯过的错误。在中国这种做法的危害更大。在西方社会中，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和环保意识和城里人没有区别，而在中国，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低，对环境污染危害的认识也比不上城里人。况且他们大部份人又不享受医疗保险，一旦遭到污染危及健康，后果十分严重。

 

业绩下的牺牲者

 

　　在中国，农村地区的党政官员为了创造业绩，牺牲当地农民的利益，积极引进污染企业，目的只有一个，提高县镇的GDP的发展速度，为自己的升官晋级提供敲门砖。他们最常用的说法就是，环境保护不能阻碍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不能妨碍发财致富。 

　　最近暴露出来的云南省阳宗海水体污染事件，就是一个污染向农村转移的典型例子。造成这次水体污染的是云南澄江锦业工贸有限公司的一个化工厂，这是一个私有化了的镇办企业。他们生产的就是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有污染的化工产品。生产这种产品GDP高，所以是当地政府保护的“大企业”。该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含砷的废水。砷就是老百姓所说的砒霜。潘金莲害死武大郎用的就是砒霜。砷及其含砷化合物毒性很强，对人、蓄的健康有很大影响。砷化物主要损伤人体的神经系统、肝脏、皮肤等，可以致癌。 

　　这些含砷的废水进入了湖泊，造成了水体的砷污染。据报导，该化工厂排出的废水中总共含砷67公斤！要是潘金莲有67公斤砷，能害死多少武大郎？世界卫生组织饮用水水质标准规定砷的浓度不能超过0.01mg/l，而在该公司阳宗海取水口以南25米处泉眼砷含量高达67.7毫克/升，竟为世界卫生组织饮用水水质标准的6770倍！ 

　　湖泊周围的居民，特别是渔民，常年就是直接饮用湖泊中的水。渔民以为只有水混才是被“搞脏”了，被污染了。他们根本不知道象砷这类有害物质的污染，并不会把水搞脏，但是其所含物质则是剧毒的。当地的环保部门设备简单，没有检测水中含砷物质的实验室设备，取到水样还需送到省城去化验，监测水质部份还是靠肉眼。 

　　这样，在当地居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足足喝了三个多月含砷量超标的水，人体健康受到危害。 

　　要改变中国农村地区生态环境恶劣的现状，中国政府必须采取确实有效的措施，当务之急，就是禁止再把污染企业或者是会产生大量的污染的产品从城市向农村转移。（作者 王维洛）

中国绿色GDP退隐幕后：有关部门之间有分歧

中国政府2006年首次发布的中国“绿色GDP”核算研究报告披露，2004年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占中国当年GDP的百分之三以上。但此后几年的中国绿色GDP研究结果，却因为政府部门之间的不协调，不能获得批准公布。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中国《南方周末》星期四援引该项目的主持者兼首席专家王金南的话说，目前在中国用‘绿色GDP’作为经济考核指标的条件不成熟。王金南是“绿色GDP”核算研究项目的技术组组长、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被认为是中国研究“绿色GDP”的带头者。2006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研究结果表明，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近4%。报道说，此后“绿色GDP项目进入了“低调”阶段。原本承诺在2006年底或2007年初公布的中国2005年度绿色GDP研究成果也一直没有发表。王金南表示，“绿色GDP”项目“搁浅”主要是环保部门和统计部门在发布方式和发布内容上有分歧，个别省市还曾向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正式发函，施加压力，阻止公布核算结果。美国国际环保组织“地球政策研究院”的中国问题专家简尼特－拉尔森女士就中国搁浅公布“绿色GDP”表示：

“当中国政府首次启动其‘绿色GDP’核算工程时，许多人感到很兴奋，因为中国经济近些年来10％左右的高经济增长率并不反映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大量的环境污染而达到的，而‘绿色GDP’核算将更正确地反映中国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土质恶化等给中国经济造成的代价。因此，搁浅‘绿色GDP’核算工程是一个令人遗憾的退步。”

王金南还表示，“绿色GDP”核算被搁浅是一个教训，因为“绿色GDP”核算项目的官方色彩太过强烈，使得发布研究结果必须经过政府部门的同意，假如这是一个纯粹的学术研究项目，那么研究完成之后就可以公布结果。对此，“地球政策研究院”的拉尔森女士说:
 
“我认为，如果某个研究机构决定负担起中国‘绿色GDP’的核算，那将是很棒的。因为许多外国分析人士不大信任中国政府发布的任何数据。历史多次证明，中国政府发表的许多有关经济、环保等方面的数据，往往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

中国绿色GDP项目负责人王金南还表示，2005年和2006年的中国绿色GDP核算已经完成，2007年的核算正在进行。这些核算包括了中国大陆31个省份，不仅仅是过去的10个试点省份。中国的绿色GDP项目作为一项与世界银行的合作项目仍在继续进行。绿色GDP核算是指从传统GDP中扣除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从而更为真实地衡量经济发展成果的核算体制。中国的绿色GDP项目于2004年由中国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共同启动，全称为"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既：绿色GDP研究"。

反思公共安全事件建立现代治理制度

　　奥运刚过，一系列严重的公共安全事件频繁发生，其中最令人痛心的是三鹿毒奶粉事件和山西溃坝事故。

　　据2008年09月12日新华网的文章《保守估计三鹿受污染奶粉全国潜在受害者将超3万》，三鹿毒奶粉事件很可能是近三十年来最大的一起公共食品安全事件。

　　可是，当事者在想方设法转移视线、推卸责任，转嫁于奶农。但实际上网友指出，奶农不可能大规模掺三聚氰胺。

　　而且三鹿公司早3月份就接到奶粉有毒的报告，在奥运之前就查知奶粉有毒，仍然销售，并且涉嫌制定公关计划——安抚消费者，1至2年内不让他开口；——与“百度”搜索引擎媒体合作，拿到新闻话语权；——以攻为守、搜集行业竞品“肾结石”负面的消费者资料，以备不时之需。

　　同样，山西襄汾尾矿库垮坝事故完全是人祸，截止2008年9月15日已经造成252人遇难，36人受伤。这是近年来最大的一起矿难事故。

　　矿难、假药、大头娃娃、结石婴儿，多年来这些事情在中國层出不穷，屡禁不绝。根本原因是什么？

　　是理念出了问题，体制出了问题。

　　中國人没有纯粹的信仰，只有对利益的信仰。改革开放前是对政治利益的追求，改革开放后是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我们是没有信仰、没有宗教的民族，没有畏惧之心，天不怕地不怕，做事不择手段。

　　一个社会的和諧稳定要靠两个方面维持：一是非物质利益的信仰、核心价值观；二是法治、好的制度。可惜，这两个方面我们都欠缺。所以，肯定会出大问题。

　　一些官员崇尚GDP第一，而非生命第一；亲商而非亲民；我们的政绩制度、社会导向只看经济效益、财政收入，而常常不顾普通老百姓的痛苦，这样整个社会道德滑坡，一些官员、企业家缺乏社会责任意识，官员忘了为人民服务，而去为人民币服务。

　　山西襄汾村民顶了十多年的“悬湖”，也写了救命报告，可就是无人关心老百姓的死活。

　　以往出了问题，只就事论事，致力于平息事件、解决事件，而不解决体制。如三聚氰胺不是第一次为非作歹，曾经引起中美纷争的宠物粮事件就是三聚氰胺惹的祸，但最后息事宁人，没有反思监管体制。所以，这次再次出问题，是必然的，是人祸；不仅是三鹿或奶农造成的人祸，更是食品安全监管体制造成的人祸。

　　我们只有自上而下的问责，让那些没有切肤之痛、没有生命安全威胁的官员去监督企业保护群众和矿工的生命安全，显然难以负责；我们只有行政主导的事后问责制度，而没有建立民众主导的事前共同治理制度；没有建立起正常的新闻监督、民众监督的机制，也就是没有建立现代公共治理制度。

　　我们没有民众对官员的问责、没有消费者对企业的大规模索赔；没有公益诉讼制度，没有消费者集体诉讼、环境集体诉讼、股东集体诉讼等，这种集体诉讼制度可以让作假的企业赔得倾家荡产。在美国，上市企业作假、散布虚假信息，往往要被索赔几十亿美元。产品出现大问题，在发达国家，消费者的集体诉讼更是让企业马上破产。

　　可是，我国没有这些制度，至今不允许消费者集体诉讼、股东集体诉讼、环境公益诉讼等。

　　在中國，官员和企业瞒报、作假的利益大，损失小；事后受惩罚的损失远远小于严格守法的利益损失；严刑峻法也只是提高了寻租的成本，导致更大规模的贿赂和腐败；整顿也往往是做秀，官商勾结，官员持股，使得整顿流于形式。

　　从溃坝、矿难到假药和假奶粉，折射出中國哪些环节的致命弱点？

　　中國社会道德缺失，唯经济主义的社会导向，为了经济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官员常讲“只要搞出政绩，只要经济上去了，不管你采取什么手段”；马后炮式的官僚主义十足的责任追究，常常只有低级别的官员、弱势群体、无权无势的人被追究了责任；缺乏獨立的调查，如应当让外地公安介入调查，而不是本地公安自我调查；一些官员漠视人民的生命，把经济利益看得比老百姓的生命重要得多；社会缺乏责任感，潜规则盛行；信息不能及时公开，导致更大的伤害、事态扩大；新闻监督往往只能痛打死老虎。

　　综合治理，中國需要对哪些环节下功夫？

　　中國要建立现代治理制度，推行公共治理，多边参与，权力制衡，民众问责，社区自治，确立社区、村民、消费者、公民的参与决定权；建立民本、廉洁、法治、公开、透明、事前预警的治理制度，事前连环问责：政府部门监督问责企业，民众监督弹劾政府官员。

　　严查渎职侵权，不能受惩罚的只是低级别官员，应将问责日常化、制度化；曾经的大头娃娃事件，未见官员负刑责；齐二药事件，堵死了受害者的索赔之路。如此轻描淡写的问责，怎么可能不再发生公共食品和卫生问题呢？

　　我国还要完善标准，如《食品中蛋白质的检测方法》以及责任追究的可行性细则；开放消费者诉讼、股东诉讼等集体诉讼制度。

　　综合治理，如何既切中要害，又切实可行？

　　切实可行的是确立社区同意制度、矿工安全报告制度、集体诉讼制度等，这些都是比较容易操作的，如项目影响到村民、社区，必须征得村民、社区的同意，或者必须听证，必须由人大或司法判决；还要建立獨立调查制度，让外地公安介入、上级政府派人来调查。

　　加大处罚力度，是可以做到的。如三鹿3月份就得到了他们的产品有毒的报告，8月2号就检测出了三聚氰胺，8月6号整改了，但有毒产品一直销售到9月11日，在9月11日之前三鹿方面还一直否认产品有问题，这属于欺诈罪、故意间接杀人罪，必须严惩。襄汾溃坝事故中的企业的生产许可证前年就被吊销了，采矿许可证于去年8月也到期了，但一直违法生产，监管部门严重渎职，必须严惩；村民早就打了救命报告，可是无人理睬，所以，不能只是安监局长、县长书记停职检查，而是一些人涉嫌犯罪，犯了渎职罪、间接谋杀罪。

　　与之相似，据陕西电视台报道，陕西横山县一煤矿非法越界开采，造成土地陷裂、房屋裂缝、泉水断流。但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村民却被县法院以“干扰企业正常生产”为由判赔800万。面对巨额赔偿，村民异常愤怒，直指法院是“煤老板的法院”。

　　中國的困境需要综合治理，但中國的现实又使综合治理显得非常困难。如何平衡两者？

　　官员要转变思维方式，思维方式转变了，治理困境就能打破。一些官员在企业出事后首先想到的是隐瞒真相、保护利税大户的企业，这是极端错误的。只有让败德的企业倒闭，讲道德的企业才能成长，市场环境才能净化；否则守法的成本高、违法的成本低、守法者吃亏的问题永远不能解决；长此以往，中國企业的经营环境会越来越差，逆向选择、优汰劣胜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地方损失更大。 所以，要转变思维，让行业潜规则曝光，让败德的企业倒闭，而不是护着利税大户。

　　哪些地方可以成为综合治理的第一步或切入口？

　　突破口一是放开新闻监督，尽可能公开信息，解决隐瞒、瞒报问题，通过事前揭露、预警，改变企业的败德行为与优败劣胜的逆向选择。新闻不能只是痛打死老虎，必须让民众掌握新闻主导权，让新闻反映民众的心声，实行新闻獨立、调查獨立，建立现代新闻制度。

　　二是放开自下而上的民众监督，让潜在受害人如村民、矿工、消费者进行监督；鼓励集体索赔、诉讼，建立事前监督而非只是事后问责的机制。

　　原载《中國证券报》

　　作者:胡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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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胡星斗 发布于 中国报道周刊

昆明阳宗海污染：当地环保官员称不知情

【星岛网讯】云南昆明阳宗海日前被砷严重污染，在调查过程中，当地环保官员要么称对污染原因不知情，要么表示不方便说。在得知阳宗海被污染后，当地并未严格执行国家政策，只是对严重污染的企业处以十万元罚款。

　　《中国青年报》报道，云南昆明阳宗海日前被发现砷含量超标，造成水体严重污染事件，引起云南省委、省政府密切关注。

　　在调查中发现，对阳宗海负有管理责任的昆明市宜良县、玉溪市澄江县分管环保的官员，要么表示对污染原因不知情，要么表示不方便说，保持缄默。

　　云南省环保局副局长杨志强通报说：“经过近两个月的调查、排查、监测监察，云南澄江锦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是造成阳宗海水体砷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

　　在云南澄江锦业工贸有限公司，当澄江县政府一位分管环保工作的副县长被问到该公司30多亩的磷石膏渣场上有多少吨磷石膏堆放，他说：“目前还没有这个数据。”他说，“我们对此事完全不知情。直到6月28日接到云南省九大高原湖泊水污染综合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电话，7月5日，接到了阳宗海管理处的通知，才知道阳宗海砷含量超标的事。”

　　他说，“我们没有任何监测手段，阳宗海的日常管理和监测由昆明市负责，我们所有的数据都是从他们那里得来的。”“过去我们对砷了解不多，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对砷的处理也很陌生。”

　　当问到为什么在一个环境敏感区域内，对污染企业没有监管时，澄江县环保局一位负责人说：“我们一直没有放松对该企业的监管，但该企业一直没有按要求落实。”他说，从2002年至2008年，该公司因环境违法6次被处罚，其中几次都是按最高限10万元来罚。

锦业公司2006年的生产产值为4889万元，2007年为1.5亿元，今年上半年的产值则达到了1.6亿元。显然，10万元的处罚对企业来说“违法成本低于守法成本”。

　　除锦业公司外，阳宗海沿湖还有不少企业存在环境违法行为，当地环保官员被问到为什么环评没有通过就可以开工或营业时，有官员回答：“我们不能因为企业差某个手续就把人家关闭了吧？”

　　据国家高原湿地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阳宗海砷含量的超标相当于向水体投放了67公斤砷成品。与滇池污染所不同的是，砷污染直接影响的是人群健康。砷侵入人体后，容易诱发恶性肿瘤等疾病。

　　阳宗海水体污染不仅直接影响了26596人的饮水安全，也使许多打渔为生的农户生活陷入困境。阳宗海畔左营村村民张自楷说，他种地的收入只有两千元，但打渔每年可以收入近两万元。他说，“现在省里的‘三禁’通知下来后，我觉得以后的日子很渺茫。”

　　国家高原湿地研究中心的专家指出，阳宗海是高原喀斯特地貌形成的断层陷落湖，生态功能很重要，但同时生态功能也很脆弱。一旦被污染，水体置换周期将达十年甚至更长。而且如此大容量的一个湖，只有长时间的积累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砷超标。

　　一位专家说，事实上，早在一年前，宜良县就已经发现阳宗海污染问题日渐严重，磷肥厂磷石膏已成为阳宗海主要污染源之一，但这一情况并没有引起的当地有关部门的重视。

　　该专家还认为，污染事件再次暴露出，在地方经济的发展中，环保不过是个软杠杆。基层环保部门像地方政府养的猫，猫能不能捉耗子、捉几只是由政府部门说了算，不是环保部门说了算的。他说，“水污染问题，说到底，不是技术问题，不是资金问题，而是体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