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冒犯领导，就用警察去教训他？

一个公民不堪地方政府以极低的补偿违法征地，多途径投诉和维权无果后，愤而将此事传到网上，迅速引起舆论关注，于是激怒了灵宝市有关部门。因为发帖者在上海打工，当地警察不远万里追到上海，跨省追捕将他“捉拿归案”。（见４月８日《中国青年报》）

灵宝警方的做法，让人想起“最牛县委书记”张治国进京拘捕记者的牛气，他们气势汹汹地跨省和进京拘捕中，都带着一种展示权力的炫耀和威胁意味：竟敢冒犯我，就是追到天涯海角也要将你“捉拿归案”；别以为在我势力范围外就奈何不了你，你永远也逃不出我权力的手心！

非常佩服灵宝网络警察监控公民的能耐，能从一则网帖迅速查到发帖者的身份信息，准确地判断出发帖者的位置，并迅速实施跨省追捕将其拘捕——如果在监控官员贪腐上有监控公民一半的能耐，公安、检察系统在反贪上也有这种敏锐、高效和严厉，反腐败何至于像如今这么被动和低效。在一些地方，一部分公权资源和监督资源都用在了严厉监控平民和打压公民身上，以至于腐败难以得到遏制，公民权利却不断受到侵犯。

然后很佩服灵宝地方在选择性执法上的高效。这个公民是求告无门、被逼无奈下才发帖揭露这个丑闻的，如果灵宝相关部门也能像“跨省追捕”那样高效地处理公民的举报，这个公民会到网络上寻求解决办法吗？

灵宝有关部门接受采访时说：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简直是胡说八道，给灵宝带来多坏的影响——这种说法是把灵宝整体形象、灵宝人的利益和灵宝政府的负面形象捆绑到了一起，把发帖人推到了所有灵宝人的对立面，这是什么逻辑？

跟许多类似事件一样，灵宝官员一口咬定发帖人是“造谣”和“诬蔑”，说“做事就要承担责任，受到一定惩罚，至少有点教训，下次不会再犯错”。一方面，是不是造谣不能由政府说了算，而应交由法律判断。另一方面，即使发帖人做错了事诬蔑了政府官员，应由法律对其进行审判并依法给其教训，跨省拘捕公民，违法关押，这样“教训”公民，显然是滥用公权力对公民进行打击报复。

中央曾三令五申政府不得滥用警力，警察不是政府用来“教训”公民的工具，而是为了保卫公共安全和保障公民权利——可是在不少地方，让人遗憾地看到，谁得罪了政府官员，谁冒犯了政府部门，领导就会让警察去教训他！（曹林／文　焦海洋／图）

消费爱国，请领导们先上！

我原以为只有我胡思乱想的观点会雷到人，没有想到情人节一早起来就被人家雷到了。据今天的《南方都市报》报道，广东两会热烈讨论“扩大内需”，省人民政协的委员提出建议：共產黨人要带头进行爱国消费……不宜过分压低机关团体的公共支出……一位叫徐大章的特邀委员更是直言不讳：黨政机关都没有信心去消费，老百姓还怎么去消费呢？

　　各位哥们、姐们，我是彻底被雷到了！政协的全称是“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就是能够代表各界精英的委员给我黨和政府提意见治理国家的组织，所以，这些委员多少代表了人民，这可是人民向我们黨和政府（机关）发出的呼吁：黨员和领导都不带头用公款消费爱国，人民没有信心啊！

　　首先，作为一名老黨员，我真地无地自容，原本这消费爱国我应该一马当先，可我囊中羞涩，当然，无独有偶，我相信七千万黨员里像我这种应该不在少数，还不乏一些退休工人。所以，这黨员带头消费用私人的钱不实际，果然，人家说了，不要压低机关团体的“公共支出”——这个词儿和“公款消费”不是一回事吧？

　　其次，作为“人民”，特别是作为一名“网民”，我也深感惭愧和悔恨。我哪里知道在当今的中國，爱国的概念是如此的易变和难以把握？我原以为多洗头、多洗脚、有事没事找个小姐按摩就是爱国了，我哪里知道原来我和部分网民一直在干着阻扰人家爱国的事儿？

　　看看我们都干了些什么：人家地震灾区政府购买豪华车和万元笔记本电脑，这完全是扩大内需呀，结果我们去揭露人家，弄得人家小车不敢开，电脑不敢用；人家“机关团体”合理的公款旅游，我们却不负责任地把那些“消费爱国”单据在网络上曝光，搞得人家再出国时候就像派遣间谍特务一样偷偷摸摸；更过分的是，人家房管局周久耕同志只不过用公款买了几包贵了点的香烟，也被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网民人肉搜索了，结果人家被免职。这样大胆的消费爱国者被免职了，人家公仆还能、还敢、还想爱国吗？

　　看看我们这些网民，都干了些啥呢！如果消费爱国，如果机关和团体消费公款正是“扩大内需”的爱国行为，我真是悔不当初啊，原谅我，为什么在这个神奇的国度，我总想爱国，可每每就成了陷害真正的“爱国忠良”的汉奸和卖国贼呢？

　　如果我们这些网民一意孤行，严密监督黨员干部和人民的公仆们的爱国消费，那人家如何扩大内需？难道要逼我们的公仆烧钱爱国？或者像CCTV那样——你看，人家不知道如何花钱了，干脆就玩烟花，烧掉几十亿——几十亿啊，动用你每一个爱国的脑细胞计算一下，要重新建筑起来这样一个几十亿的大楼，那可是会拉动多少“内需”啊！看起来，今年感动中國的最大的消费爱国“机关团体”非咱们的央视莫属！

　　前两天我才刚刚酝酿一个理论，我认为得寸进尺的网民对权力的舆论监督和对腐败分子的人肉搜索可能在客观上损害我们各级黨政领导的“爱国消费”积极性和热情，从而阻碍内需之扩大，影响国家经济之复苏，社会之和諧，人民之安康。没有想到我的这一理论还没有出笼，就有人民的政协委员和我遥相呼应，你说，我是应该感到悲，还是感到喜呢？

　　其实，我要佩服政协委员们的犀利目光了，当今所谓鼓励消费扩大内需真正要起作用，不从七千万黨员以及“机关团体”的领导干部、人民公仆入手是无从说起的。中國老百姓不是傻瓜，你鼓噪一下内需爱国，他们就真把银行的那点准备用来养老或者送孩子读书、留学、娶媳妇的钱拿出来消费掉？你以为这消费爱国像到广场上喊喊“中國加油”那么简单？花自己钱的这种爱国哪里能够像我们留学生到悉尼和巴黎的街道上挥舞五星红旗那么过瘾！

　　只要我们不是那么CCTV，我们应该都清楚，当今中國的消费大头正是公款消费和公共支出，你到任何一个高级饭店去看一下，那些花天酒地的人都是哪个部门的不就知道了？当然，你会说，有些是公司的老板啊，还叫小姐呢。是吗，那你再看一下他们在请谁，在用小姐招待谁，不就清楚了？还有，社会上有大批的二奶，你真以为都是有钱的老板们包养的？老板们的钱都是自己的，谁舍得花啊？二奶绝大多数都是有级别的，处级二奶、厅局级二奶和部级、X级二奶，大多是靠纳税人的钱在养着……

　　说实话，如果网民们再接再厉地实行网络监督，弄得公仆们不敢随便花钱了，这对拉动内需还真起负面作用。所以，我在这里真心诚意地恳求网友们，为了热爱这个国家，让他们花费吧。我也对“机关团体”的领导同志们说一声：消费爱国，辛苦了，请领导同志们先走一步！

　　至于普通民众，各位，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能够鼓动他们消费的办法只有一个：增加他们的信心，就能够扩大内需。增加他们对自己的前途、对这个国家的信心，他们就敢消费，甚至提前消费、借钱消费都不在话下。

　　但你能够告诉我，一个在发大火的时候“让领导先走”的民族、在一个提倡“消费爱国”的时候让领导先上的国家，民众对前途能够有信心吗？

　　本来想写到上面一句就嘎然而止，用问句结束，留下回肠荡气的悬念，然而，今天是情人节，我不能冷嘲热讽、一拍两散、恩断义绝，所以，我想对那些心中还残留一些良知和爱心的领导同志们进一言：只有增强民众对国家和未来的信心，他们才会消费，他们才敢消费。那么，怎么增强呢？

　　我前两天才提到过，给每一个中國人或者学校孩子发一台电脑要比发钱更有效，不但可以提高教育水平，还可以提高国民素质。今天我换一种说法，地震灾区的“机关团体”用一万元购买豪华电脑“拉动内需”，只能让看到这个消息的广大民众对前途更加充满疑虑，更加舍不得花钱。

　　然而，如果我们某地的政府用这一万元为学校孩子购买四到五套国产电脑，那么，很多家长心中会感到温暖，会为自己的孩子生在这样的国家感到自豪，从而也会对未来更有信心，更倾向于去消费。

　　还有，鼓励“机关团体”不要过分限制公共支出，不能不让我想到公务员开会、旅游和公费出国现象，这些大概也是一种爱国的极致表现吧。但我告诉你，所有看到那些用公款出国旅游消息的国民，绝对会更紧地捂住自己的口袋，担心那些硕鼠随时会搜刮更多的民脂民膏去挥霍。

　　我倒有一个建议，如果你真想扩大公共支出，为什么一定要用在公务员身上？如果你真想花费钱在旅游上，花大笔的钱让他们出国学习、长见识，如此开“官智”，还不如花钱开“民智”，由国家买单，以抽签的方式从工人、农民、普通士兵、学生、中小学老师、农民工、失业人士中定期选出普通民众去旅游、去学习、去国外游玩。

　　这种使用纳税人的钱，用抽签的方式，把一些钱回馈到民众身上的做法，比那些掌握税钱的公仆花在自己身上，绝对会让人民对自己和国家的前途感到更加确定和有信心。

　　最后提醒某些同志最、最重要的一点，对老百姓，你们完全可以只说不做，但对你们自己，千万要只做不说，例如带头用公费爱国的事，一定要做到只做不说。千万不要让民众知道你们消费他们的血汗钱，还美之曰爱国，千万不要在民众面前泄露你们有可能号召七千万黨员带头消费，号召单位团体领导用公共支出爱国。

　　正如你们一直告诫我们的，我们的民众教育水平很低，素质不高，有时无法理解那种高端的爱国行为，如果民众误会了你们，就算你们帮这个国家度过了经济危机，我担心民众不但没有信心去消费了，有可能连这个国家都爱不起来了！

　　杨恒均2009/2/14情人节

　　作者:杨恒均

养老——压向人民的第四座大山

　　继住房、医疗、教育三座大山之后，养老这第四座大山又黑黑压压地砸在了老百姓头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按照国务院要求，正式启动了养老金制度改革，主要内容就是把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降低到企业水平，理由一是财政已不堪重负，二是整个社会（不包括官员）向低收入看齐有利于实现分配公平。按照该部门统计，目前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高于企业2倍，这就意味着，该项改革实施后，全国事业单位3千多万人的养老保险将要缩减三分之二，退休人员每年拿到的养老金将仅仅相当于现在4个月的数额。“实现公平的办法，就是把收入高的拉下来向收入低的看齐”，这原本是30年来改革教诬蔑毛澤東时代的妖魔化描述，没成想，却成为今天铁一般的现实。此前我们一直在讲，如果说私有化改革主要是对蓝领的剥夺，那么殖民化改革将主要是对白领的剥夺。现在这个改革就是对白领的剥夺，这是继股市之后对白领的第二次财富剥夺，如果照此下去，更大的剥夺还在后面。

　　这让人不禁想起了港台流行的那句江湖诫语“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从九十年代瓜分国有企业开始所形成的历史欠账终于要还了。少数权贵瓜分国有企业剥离出的福利保障甩给了国家，优惠外资分离出的福利保障甩给了国家，国内民营资本实行血汗工资制度拒绝承担的福利保障也甩给了国家，再加上禁止罢工的法律又剥夺了工人反抗资本的所有手段，由环境资源、福利保障所构成的“底线财富”如同火山爆发般喷涌出来，又如长江大河般滚滚流向西方国家。我们之所以称之为是“底线财富”，是因为这是突破人类文明底线形成的财富，是其他任何文明国家都不曾拥有的财富。正因为这是底线财富，无论权贵富豪还是贪官污吏，都不敢将其留在国内，便争先恐后地向国外转移，不仅以个人和公司名义向外转移，买办集团甚至以国家名义向外转移，从而形成了一江财富向西流的悲惨景象。财富滚滚西流的结果，就是在举世瞩目的奢华繁荣之下，国家连发放养老金的钱都没有了。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资料显示，2000年到2006年，我国养老金亏空数额6年增加25倍，“空账”由360多亿元增加到9000多亿元，每年还在以1000多亿的速度增长。

　　让中國财政不堪重负的养老金是占GDP比重太大吗？恰恰相反，中國养老金占GDP比重不仅远远低于毛澤東时代和其他社會主義国家，甚至远远低于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远远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远远低于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其落后程度乃至于很难找出比中國比重更低的国家。2008年，中國社会保障支出6684亿元，约占财政收入比重11%，约占GDP比重2.2%，这还是在胡錦濤新政连年大幅提高社会保障后的数字。而同期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总费用占国家GDP的比重是：比较低的日本是13.7%，美国16.81%，欧盟27.2%，其中，瑞典、法国和丹麦均高于30%，超过我国十几倍。中國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公共性支出占GDP比重一直徘徊在世界倒数最后几名，与中國争夺倒数第一名的国家全加起来也不过三、五个。

　　这就出现了一个让未来历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目前中國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一方面，只要提到民生指标，中國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甚至连少得如此可怜的一点儿养老金都已亏空，这是在金融危机中许多濒临破产的国家都没有出现的可怕情况。另一方面，提到经济发展，中國又是世界财富增长最快的国家，是有史以来唯一经济高速增长30年的国家，是世界上最财大气粗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人，是全世界最大的黄世仁。而最强大的美国反倒是全世界最大的杨白劳。以至于整个西方国家都认为，正是中國白送给美国的财富太多了，养成了美国人大手大脚花钱的不良习惯，才造成了目前的金融危机。既然是中國养成了美国人大手大脚花钱的不良习惯，中國就要承担相应责任，增加购买美国债券，把更多的财富送往美国。由美国操纵的中國伪自由派更是掀起了一波新的政治浪潮，要求顺从美国的呼声响彻云霄，为美欧等西方国家向中國索取“人權利润”积极创造条件。

　　“人權利润”是和“底线财富”相联系的另一个掠夺中國的经济工具。一方面，作为改革教一路人马的买办集团突破人类文明底线攫取巨额财富，比如把罢工自由列为极左罪行加以禁止；另一方面，作为改革教另一路人马的伪自由派，又以禁止罢工违反人權为理由，带领西方国家对中國进行政治讨伐，迫使中國支付巨额财富换取稳定，从而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人權利润”。“人權利润”和“底线财富”是造成当今中國经济极度繁荣和民生极度艰难同时并存的直接经济根源。虽然追根溯源，私有制和两极分化才是总的经济根源，但是直接原因却是中國独有的“人權利润”和“底线财富”。正是“人權利润”和“底线财富”，把中國经济高速增长的30年，变成了西方国家高消费的30年，最终的结果就是掏空了中國资源，毁掉了中國家园，甚至连数千亿养老金都掏空了。

　　此前我们一直在讲，以毁灭环境和耗尽资源，以牺牲国民的工资、福利和健康换取的财富，虽然被西方国家拿走了（包括贪官污吏的腐败财富也流向了西方，已掌握的数字就超过6千亿），但是最终要由中國人民来偿还，要由中國的子孙后代来偿还。目前这个偿还已经开始了，虽然降低养老金的改革算不上什么，用改革教的习惯语言来讲，还在人民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但它却是一个历史标志，它标志着“让少数人发财，由多数人买单”的中國改革模式，正在由“让少数人发财”为主的阶段，过渡到“由多数人买单”为主的阶段。为破坏的环境买单，为透支的资源买单，为损坏的健康买单，为取消的福利保障买单，为坑蒙拐骗的市场买单，为道德崩溃的人际关系买单，为流氓横行的社会环境买单，等等。总之，无论是大自然赐予的，还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抑或是我们前辈创造的，或者是子孙后代应该拥有的，都已经被这一代人变现干净，甚至连我们的灵魂都已经变现抵押给了魔鬼。中华民族再也没有可变现的东西了，变现的时代已经结束，偿还的时代正在到来。目前养老金改革的标志性意义就在于此。如果说在“发财阶段”都没有富裕起来的白领，进入“买单阶段”后就更不用再做富裕美梦；如果说在“发财阶段”就在买单的蓝领，进入“买单阶段”后不仅会被更加牢固地锁定在买单的倒霉命运上，甚至有可能连买单的资格都会被彻底剥夺。

　　目前是中國财富变现的高峰期，各种资源变现的财富在全世界到处抛撒，仅投向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家美国企业的资金就超过2.5万亿人民币，相当于中國2008年4年的社会保障支出，甚至为了花钱，竟然发起了两年投资4万亿的花钱大跃进运动，在如此惊人的财富变现高峰期都没钱解决中國人自己的养老问题，一旦财富变现的高峰期过去，中國所有的历史欠账将如何偿还？谈到这里许多人仍然会继续前面的疑问：中國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为什么中國能拿出相当于5万亿人民币的资产购买美国国债，去支援美国经济建设，却连本国知识分子1千多亿养老金都感觉不堪重负？为什么能两年投资4万亿让各级官员上项目，却不能拿出1千多亿让知识分子安度晚年？既然投资4万亿是刺激内需，那么解决养老问题是最直接的刺激内需，并且无需转换浪费，可以直接消化掉出口受阻的那部分轻纺产品。的确，这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无法理解也不曾出现的现象。本来，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要满足本国人民消费，可中國却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相反现象，舍弃本国人民消费去发展经济。是中國政府不想满足中國人民的生活需要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中國经济舍弃本国需求而发展呢？

　　矛盾的根源就在于猫论。世界独一无二的猫论，造成了世界独一无二的畸形经济。“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政治伦理，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宗旨，把赚钱变成了国家的职能和任务，使中國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的以赚钱为目标的国家。国家以赚钱为目标，必然成为脱离本国人民的獨立经济实体，所有投资都要以盈利为目的。如此一来，本国老百姓就倒了血霉，由于国家和老百姓成为利益竞争关系，而老百姓又在国家统治之下，老百姓便成为天然的掠夺对象，必然成为弱势群体，中國的弱势群体就是由此形成的。比较一下中美两国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投资计划就会发现，中美两国振兴经济的逻辑是相反的。美国7千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并不是政府动用本国财政资金进行投资，而是由美国政府出面向世界各国发行国债，让世界各国出钱投资美国经济，继续维持并争取提高美国人民现有生活水平。在此，美国生产目的和生产手段之间的关系，倒确确实实有些类似于社會主義经济的性质。反观中國投资计划则相反，不是通过发展经济满足人民需求，而是通过牺牲人民福利发展经济。这就是为什么宁可花5万亿购买美国国债，也不花1千亿解决本国人民养老的原因。购买美国国债可以带来利息，用于百姓养老没有任何利益。当盈利成为国家投资目标时，结果就只能是像目前这样，可以把钱花在任何国家任何地方，就是不能花在老百姓身上，因为花在老百姓身上不会带来任何盈利。如同家长一旦把盈利作为目标，则无论怎么花也绝不会把钱花在孩子身上，哪怕是赌博一次性输光，也会认为是正当花费。这就是我们一直坚持批判猫论的一个根本原因，猫论已成为中國经济殖民化的自动导航仪，无论采取多少纠偏政策，只要不公开批判这一理论，中國经济就会自动驰入殖民化轨道。胡錦濤新政的民生路线之所以始终得不到落实，中國经济转型之所以始终无法完成，根源就在这里。

　　胡錦濤主席提出不折腾的初衷是好的，是想在实践中悄悄完成这一转变。但是目前看来要悄悄完成这一转变十分困难，国外敌对势力和国内买办势力，以及他们所操纵的伪自由派等汉奸势力，都十分清楚猫论是推动中國改旗易帜的最有效理论，是最终推翻共產黨和解体共和国的最有效武器，是把中华民族在精神上变成一盘散沙的最有效工具。这是一百多年来西方国家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兵不血刃奴役中國的最好方法，他们是绝不会容许中國摆脱这一历史陷阱的。最近，针对世界左转的历史大潮，针对中央放弃反左口号的政治转型，针对毛主席再次回归祖国大地的根本大势，国内外敌对势力策划动乱扯起的一面新旗帜，就是猫论创始人。这个新的政治动向，表明国内外敌对势力正在改变策略，由以往那种单纯宣扬散发着西方狐臭味的普世价值，转而采取具有中國特色的猫论武器来制造动乱和分裂，最近他们提出的“保护腐败论”就是猫论的具体运用。所谓保护腐败论，是由美国操纵的伪自由派争取现任官员的统战理论。他们告诫现任官员，如果让左派上台，腐败官员将肯定会被清算；如果让右派上台，腐败官员就能避免清算，得到有效保护。所以希望现任官员能够从自身利益出发，和他们一起联手解散共產黨，解体共和国。当猫论已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制造动乱和分裂的政治旗帜时，作为执政的共產黨人要维护和巩固其执政地位，就必须果断抛弃把13亿中國人民锁定在道德洼地上的这一实用主义流氓理论。这是落实民生路线，惩治腐败，摆脱殖民经济，避免被折腾的有效方法。

　　目前正在进行的养老保险改革再次证明了我们对中國经济的基本判断：官人经济加洋人经济。改革已成为官人和洋人占有和瓜分社会财富的基本手段。这次养老保险改革就是再好不过的典型。中國财政供养人员约4千万，其中公务员约一千万，事业单位人员约3千万。如果从减轻财政负担出发，应该是把包括公务员在内的4千万财政供养人员的养老保险，都降低到企业水平；相反，如果从社会公平出发，则应该把企业人员的养老保险提高到机关和事业单位水平。而目前的改革却是非驴非马，只把3千万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保险降低到企业水平，1千万公务员仍然享有高额养老保险。如同以往所有掠夺性改革都能创造出相应的学术明星一样，这次养老保险改革又成就了几个丧尽天良的学术新星，提出了所谓“融冰理论”，说什么养老保险改革如同融化冰块，先融化掉3千万事业人员这个大冰块，再融化1千万公务员这个小冰块就容易了。先不说这个融冰理论的逻辑顺序狗屁不通，就其改革目的来说十分明显，就是要好钢用在刀刃上，甩掉3千万事业人员，以便挤出更多财政资金让公务员享有更高的养老保险，又怎么可能融化掉“大冰块”后再去融化“小冰块”呢。

　　中國3千万事业人员的主体是知识分子，现在被官员赶下分享改革成果的福利列车，再次反映了中國知识分子兔死狗烹的历史命运。历史上中國知识分子兔死狗烹的不变命运，根源于他们总是扮演狗腿子的不变角色。当初权贵富豪打着改革的旗号抢劫蓝领时，知识分子齐声叫好，现在报应到了自己头上，知识分子才发现自己连最起码的呼吁能力都已彻底丧失，因为有能力呼吁的那些知识精英，在抢劫过程中不仅抢足了自己这一代人的养老保险，甚至连儿子孙子的养老保险都抢足了，不可能去管别人死活——哪怕是同类也毫不在乎。只可怜那些天天威胁孩子不好好学习就要去企业当工人的普通知识分子，到老却是自己落得一个享受企业待遇的最终结局。但愿通过这一番折腾，中國知识分子能够觉悟起来，能够意识到，知识分子的力量在于扎根于民众之中，而不是依附于官员之上。中國知识分子与欧美知识分子不同命运的根本原因就这里。当初毛澤東让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苦心也在于此。可惜中國知识分子不仅不感谢毛澤東，反倒被人利用来恶毒地践踏毛澤東，把教师节定在毛澤東逝世的第二天9月10日，由于中國人都是头天晚上庆祝节日，这就造成了每年9月9日都要敲锣打鼓的喜庆场面。如此人神共愤的歹毒设计，纵然是民心可侮，也定是天理难容！从那时起，便注定了中國教师冥冥中的悲剧命运：先是精神世界的堕落，所谓“公检法，国地税，人民教师，黑社会”，就是对教师精神世界堕落的描述；然后是社会地位的堕落，目前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教师罢课事件，就是教师社会地位堕落的反映。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个教师节，就把中國教师送上了灵与肉的赎罪道路，并且至今许多人也不明白，设置教师节本身就是中國知识分子宠物化的标志。虽然有时宠物也能上桌吃饭，但前提是主人饭多吃不了，现在主人的财政紧张了，宠物也就只能重新回到桌子下面吃残渣了。目前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还只是多与少之间的矛盾，如果财政继续紧张下去，等待中國知识分子的将很可能是有与无之间的矛盾。

　　中國财政规模已超过6万亿，并且仅外汇储备一项就超过13万亿人民币，何来财政紧张一说？这里的财政紧张不是相对于国家财力而言，而是相对于中國官员超越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高消费而言。中國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超过GDP增长，而用于官员消费的行政费用增长，又远远超过财政收入的增长。1978年中國财政收入是1132亿元，行政费用开支52亿元，行政费用占财政收入比重是4.6%；2008年中國财政收入是61316亿，按照有关专家和“两会代表”提供的数字，目前行政费用开支占财政支出比重大概在百分之二十左右，相当于1.2万亿左右。30年间，中國财政收入增加了54倍，行政费用开支则增加了200多倍，并且在十七大以前，仍然以每年23%的速度递增。中國财政收入增加的绝大部分都被官员消费掉了，无论和本国七十年代纵向比，还是和世界其他国家横向比，财政收入中除了行政费用开支火箭般上升外，其它所有指标，包括国防、医疗、教育、养老、保险等，无一例外地都在下降。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行政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都在向1978年的中國看齐，可见那时的中國不仅在政治文化上是世界的榜样，即便在财政结构上也是世界的榜样。目前行政费用占财政收入比重最低的日本是2.38%，因担负世界任务开支最高的美国也不过9.9%，除去比较特殊的美国之外，世界各国行政费用占财政收入比重一般都不会超过6%，中國已经被胡錦濤新政冻结的比重都高达20%，这就是中國官员能够拥有超越帝王生活的财政基础。如果中國官员的行政费用能够像往常那样没有任何障碍地继续增长下去，也不会拿3千万事业单位的知识分子开刀问斩，关键就在于以胡錦濤为代表的黨中央为贯彻新的民生路线，在十七大后强行冻结了行政费用的增加部分，对行政费用开支实行零增长政策。这显然触犯了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但是又不敢直接反抗中央，便采取了“打儿娘就范”的策略，把3千万知识分子退入火坑，通过知识分子闹事逼迫中央放弃零增长政策，以便继续维持官僚帝王般的生活。这才编造出了所谓财政不堪重负的借口。

　　其实，全国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总额也就是1千多亿，原本就不大的数额，再怎么减少也不会对财政负担有实质性影响，醉翁之意不在酒，打儿是为让娘就范，目的就是要给中央一点儿颜色看，这和他们去年制造股灾如出一辙。据中央电视台报道，中國官员一年吃喝游玩费用就超过9千亿，相当于9年全国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总额。改革不在那吃喝玩乐的9千亿上打主意，却偏偏在这1千亿活命钱上打主意，明摆着是在激化矛盾操纵闹事。如同西方国家向中國索取“人權利润”，台湾向大陆索取“统一利润”一样，中國官僚集团也学会了向中央索取“稳定利润”，增加行政费用就是其中一项“稳定利润”。可见，权利被架空又和民众相隔绝的中央政府，要想推行一套民生路线相当艰难。难就难在摆脱了民众制约的官僚集团却对中央政府形成了单向制约，中央政府所有的政策都要经过官僚集团的利益过滤，对官僚集团有利的政策无限放大，对官僚集团不利的政策则坚决抵制和扭曲，中央政府则完全无能为力。表面看起来好像中央政府十分强大，其实全部权利都掌握在官僚集团手中，中央政府没有任何獨立权利。

　　就拿国家首脑来说，无论是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是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或者是毛澤東主席生前，都可以直接任命一个老百姓当部长，全世界唯独目前中國的胡錦濤主席做不到。奥妙就在于当今西方国家的社团民主和舆论自由，与中國纹革时期的群众组织和四大自由，具有相同的政治功能和历史作用，就是对权利集团具有强大的约束作用，这就决定了当今美国和当初中國的官僚集团，只能是对中央政府和民众两头讨好，形成中央政府和民众两头拥有实权。官僚集团根本不可能像当今中國这样能够对上约束中央，对下鎮壓民众，无所顾忌地为所欲为。形成这种状况的根源，我们在其它文章中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只是简略概括出最核心的一点，这就是：中國官僚集团用西方精英民主的方法，在权利上架空了中央政府；又用妖魔化纹革的方法，在政治上架空了中央政府；把中央政府完全变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梁上君子，表面看上去很强大，实际上对内对外都十分脆弱。当初建立这种政治体制完全是为老爷子充当太上皇准备的，对上要随意玩弄中央政府，对下要准备鎮壓群众，就必须使两头权利虚置，形成官权独大的权利架构，让各类精英享有没有任何约束的民主自由。

　　可以说，目前中國叫喊民主自由的各类精英，即便是权利最小的文化精英，所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利，也超越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自由。当今世界所有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國家，绝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精英，能够拥有中國文化精英这样没有限制的自由权利。美国的文化精英不可能拥有随便辱骂耶稣的自由，也不可能拥有要求清算所谓耶稣罪行的民主；以色列的文化精英不可能拥有宣传犹太人是劣等民族的自由，也不可能拥有可以废除《圣经》的民主；无论是美国精英，以色列精英，还是欧洲精英，都没有侮辱民众信仰、剥夺民众财产乃至摧残民众生命的自由，唯独中國精英拥有这些自由。中國的文化精英可以随意侮辱民众信仰，中國的经济精英可以随意剥夺民众财产，中國的司法精英可以随意摧残民众生命。中國精英所享有的民主自由已经达到了空前绝后为所欲为的极端程度，并且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约束。如果中央政府进行约束，就是專制暴政；如果百姓进行反抗，就是纹革暴民。左手拿着暴政的大棒对抗中央，右手拿着暴民的大棒打击民众。在世界面前，把中國政府妖魔化为暴政，把中國人民妖魔化为暴民。中國人怎么做都是错，中國人干什么都有罪。就是在文化精英、民主精英、改革精英对中國的妖魔化过程中，中國逐渐沦落为国际社会讨伐的对象，成为西方国家宰杀的对象，成为国内外反華势力折腾的对象，甚至成为国内官僚集团折腾的对象。这不，全国各地教师罢课风波尚未平息，又开始折腾起了3千万知识分子。折腾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中央政府和民众的双输。在中央政府和民众互相折腾的双输中，中國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了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再从中拿出一小部分奖赏给中國精英分子，让他们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在中國继续折腾，为西方国家折腾到更多的中國财富。

　　所以，现在已到了废除官权体制，还权于民的时候了。只有实行包括每个劳动者在内的大众民主大众自由，才能切除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毒瘤——精英民主和精英自由。可以说，精英民主和精英自由，当今人类社会最大的祸患，无论是目前困扰世界的金融危机，还是困扰中國的腐败政治和殖民经济，其主要祸根就是精英民主和精英自由。而克服精英民主和精英自由的唯一选择，就是中國纹革创造的，目前美国已初露萌芽形式的大众民主和大众自由。前面提到的，无论美国欧洲的精英，还是以色列以及所有其他国家的精英，之所以不会自由地辱骂本民族是劣等民族，之所以不会勾结其他国家来民主地决定本国事务，就是大众民主大众自由制约的结果。可以说，如果今天晚上人民群众拥有了民主自由，那么明天早上太阳照耀到的，就肯定会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中國。所有那些带有殖民色彩的汉奸媒体，肯定会在一个晚上消失得干干净净；所有那些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汉奸学者，也会在一个晚上就完全销声匿迹。中國财富不仅不会再继续流向国外，甚至已经被逃亡官员带走的那近万亿财富也会回流国内。

　　中央政府应该坚信这一点，中國人民也应该坚信这一点。主席生前曾反复强调，应该相信群众相信黨。而目前中國最大的问题，就是黨不敢相信群众，群众也不相信黨。这主要是改革教在黨和群众之间设置政治防火墙的结果。被防火墙隔绝开来的黨和群众，同时失去了原有的强大力量，黨没有力量驾驭官僚，群众没有力量监督官僚，双方同时被官僚集团拖着走向与自己利益相反的方向。中國官僚集团为了永远地把黨和群众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一方面不断加固黨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防火墙，让黨和人民群众互相猜忌互相敌视；另一方面积极投靠西方国家，走上了买办化和汉奸化的发展道路。如果再不拆除这道防火墙，黨和人民群众将同时被拖向死路。拆除这道政治防火墙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实行社會主義大众民主。目前中國已进入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阶段，选择什么样的民主发展道路已是不容回避的迫切问题，既然中央已经宣布绝不选择改旗易帜的资本主义精英民主，就应该选择社會主義大众民主，此外再没有第三种民主模式。人类社会由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的过渡，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那些世界强大国家的力量，无一不是来自于向大众民主的过渡。国内外反華势力对纹革的妖魔化，使人们对社會主義大众民主形成了很深的误解和疑虑，总担心人民群众一旦拥有了民主权利，就会把矛头指向中央政府，就会导致社会混乱。各种反动势力就是利用这种担心和疑虑，不断制造人民群众的愤怒，不断激化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堵塞中國走社會主義大众民主的道路。目前，中國社会矛盾已接近白热化状态，随时都会爆发出来，如果不加以有效引导，把矛盾释放到国内外反动势力头上，他们就会引导群众把矛盾释放到共產黨头上。总之，积累起来的矛盾是一定要释放的，避免矛盾爆发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主动释放矛盾。虽然胡錦濤主席提出了不折腾策略，旨在化解矛盾于无形之中。但是，目前这种“大刀向百姓头上砍去”的改革措施，正在不断地把矛盾推向极端，并且把矛盾推向极端的速度，远远超过黨中央民生路线化解矛盾的速度。在这种情况下，胡錦濤新政化解矛盾的努力很难奏效，最后只能通过对民主的选择来解决矛盾。

　　是选择大众民主还是选择精英民主，已经历史地摆在了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面前，这是光明与黑暗的选择，是和平与动荡的选择，是统一与分裂的选择，是崛起与毁灭的选择！

　　相信中國人民一定会做出让中华民族崛起的正确选择。

我国低工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当前我国劳动工资的水平或者说年收入应该多高？从来没有人从宏观角度来进行测算。结果就出现了去年围绕着抄表工10万元年薪的事情展开了一场社会大愤怒。这是有点非理性的行为，就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状况，劳动工资水平到底应该多高，应当进行细致的分析。

　　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判断，年收入10万元已经不是多么高不可及的标准，这是经过精确计算的。问题是当前我国巨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导致了普通企业职工低工资的状态。这种格局必须要靠政治的力量打破。但在之前，舆论界要有清醒和深入的认识。

　　一、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工资水平

　　先不要对年薪10万元大惊小怪，这正是国有垄断企业在某种程度上优于私营企业的地方，实际上真正需要做的是向10万元的工资水平看齐，是提高中國劳动者的政治地位，维护他们的劳动权利和经济收益。

　　目前12家中央企业的人均人工成本在6-7万元之间，是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3-4倍。于是，央企成了被舆论批评的对象。人工成本6-7万元，平均月收入也就是五千多元，如果是全国工资水平3.5倍的话，那么全国平均工资水平月收入为1400元。这一收入水平对于我国广大的工薪者来说，高还是低？让我们从国民生产总值（GDP）角度来衡量。

　　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收入一般都占GDP的50-60%.而我国 200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19万亿元，这一年职工工资总额仅有19980.8亿元，仅占当年GDP的11%，其中國有经济单位12009.2亿元，城镇集体经济单位 867.8亿元，其他经济单位7103.8亿元。这一比例可以看出我国工资水平是多么低！

　　2005 年，我国城镇从业总人员数为27331万，国有单位、集体单位、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外商投资单位的从业人数分别为 6488万、810万、188万、45万、1750万、699万、3458万、557万、688万，个体户2778万。这一年，我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为 18405元，如果将这2.73亿从业人员都视为工资收入者，那么他们的工资收入总额应为5万亿元，约占2006 年20万亿元GDP的25%.这是将个体户都计入统计的结果。如果将我国的工资收入提高到占GDP40%的水平，以8万亿元除2亿从业人员（2.7亿城镇从业人口中有大量失业待业和非正规就业者，真正有工资收入的不到2亿人），人均年收入将达到4万元到5万元。这应该是我国劳动工资的合理份额。

　　由于在收入分配中，工资等级不同，假如以全国4万元的平均工资水平衡量，那么中等工资收入者的工资水平就应该在七八万元左右。因此，一些企业的员工拿10万元也并不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但2005年，我国职工工资总额仅有19980.8亿元，仅占当年GDP的11%，这种收入水平实在是太低了。无怪有学者惊呼：中國正在摧毁资本主义的道德伦理底线！这意思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最残酷的原始时期，劳动工资水平也没有这么低！

　　二、国民收入都到哪里去了？

　　从宏观经济数据看，目前，政府财政大约拿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35%，企业资本拿走了大约45%，农民和城镇劳动者拿走了剩下的大约20%.这是一个极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由此导致我国的政府部门财大气粗，企业所有者财大气粗，劳动群体日益贫困化。

　　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是：中國官僚资本特权集团已经在20多年来权贵化倾向的改革中牢固形成！这一集团一旦失去民主政治的制约，便会变本加厉地攫取社会资产。而这一环境之所以能形成，关键是中國的改革是一场权贵资本主义倾向的改革，劳动大众的权利已遭到严重剥夺，劳资关系的天平已经完全倾斜到资本的一方。

　　让我们来看看企业高管和资本的收入。目前企业的高管少则上百万元，多则几千万元，至于说老板的收入更是每年以几十亿的速度增长。看一下我国每年的富豪排行榜就知道他们的财富增长每年是多少。

　　举例来说，去年媒体报道说，联想公司总裁杨元庆2005财年的年薪为2175万港元！这一数字是这个抄表工人的217倍！是一个普通打工仔的2000多倍！然而舆论对这样一条高收入的消息社会和媒体却默不作声。

　　一抄表工的年收入达到10万元，舆论一致谴责，认为这是大逆不道，而那些年收入几千万上亿的人，却认为是应该的，合理的。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社会心理的整体颓废和畸形。一个普通工人多拿了一点，全社会愤怒，而一个高管拿几千万元整个社会却全无痛痒，麻木不仁。中國社会在是非判断方面真是出了大问题。

　　垄断企业不该拿高额的垄断利润，企业高管就该拿超高工资吗？老板就该拿比工人多得多的剩余利润吗？为什么这些年里中國社会没有一点这方面的抱怨和抗议？

　　窃国大盗无人过问，小偷小摸大呼小叫。看看当今企业在收入方面存在多大的差距！某山西私营煤炭企业，工人每月七八百元，但老板却成千上万地赚取利润，一百多万元一辆的进口高级轿车，老板一买就是十几辆。如果说效益不好，一些民营企业的大老板怎么能买得起上千万元一辆的豪华轿车、几千万元一栋的高级豪宅？

　　据说著名民营企业幸福集团的老板刘永好先生拥有三辆高级豪华轿车，最便宜的一辆也价值670万元，最贵的一辆约有900多万元。试问：如果用这些奢侈的钱来为企业职工发工资，工人们的工资能那么少吗？我国劳动工资水平能那么低吗？全社会能对10万元的工资水平如此惊讶吗？

　　这种现象恰恰印证了西方经济学泰斗亚当.斯密说过的一句话：“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必有500个穷人。少数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然而当今的中國社会却把贫富差距视为合理，把普通劳动者高一点的收入视为大逆不道。这岂不是巨大的社会心理扭曲吗？

　　舆论质疑该名工人高收入的主要原因是，这个工人是国企的职工，而这是个带有行业垄断性质的企业。对于行业垄断利润、垄断福利我们当然应该反对，但另一个问题也需要反思：为什么国有企业能给一名普通工人 10万元的工资，而一些私营企业却发不出来？是因为企业效益不好，利润率低吗？

　　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好像只有垄断企业才有暴利，其实，很多竞争性企业也可以赚大钱，也可以有暴利。但在那些企业里，即使是赚着了钱，大部分利润也流不到普通员工手里。我所看到更多的是，一些民营企业家把子女送到国外留学深造，到国外置产置地，或在国内奢侈消费，一掷千金。云南一个私企老板，两天的赌博便输掉了自己的一个价值几千万元的三星级宾馆。这些私企老板如此挥霍，而企业员工却拿着微薄的工资。

　　最近我看到一份湖南煤矿企业的调查，工人月收入几百元，老板年收入几十万元。能说非垄断企业的老板就没有高利润吗？因此，中國的社会要把真实的情况搞清楚再愤怒也不迟。

　　三、中國劳动收入被剥夺的野蛮程度已经打破了原始资本主义底线

　　我国的工资收入在GDP的比重中如此低，大多数国民收入都被企业和政府拿走，以致老板有钱大肆挥霍，政府有钱盖豪华办公大楼，民众工资收入却一直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加上不同行业的差异，整个工资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便会出现巨大的差距。于是，一个抄表工年收入10万元成了社会惊讶的事，这种现象真正反映的是我国道德价值和认识标准的紊乱！

　　现在让我们从银行储蓄方面来看看国家财富的分布情况。自上世纪末以来，我国连续实行了8年刺激国民消费的政策，然而在这8年中，个人消费占GDP总量的比重却下降了8个百分点，而且在继续下降。看一下下面这张表，就可以知道近些年来，我国家庭储蓄和企业储蓄发生的变化。

　　1996年，家庭储蓄还占GDP的20%，到了2005年降到了16%，而企业储蓄从13%增大到20%.估计到2007年，企业储蓄的比例会达到25%.

　　近十年来，在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政府财政收入和国有企业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而个人收入的比重是在不断下降的。目前，我国的家庭储蓄约占总储蓄的33%，企业储蓄占总储蓄的大约49%，政府储蓄占16%.这种变化导致我国的消费增长始终软弱乏力，人民群众缺乏消费能力，而 政府和企业却有大量的钱用来开支和投资。说到底，这都是工资水平太低的原因。中國劳动收入被剥夺的野蛮程度已经打破了原始资本主义底线。

　　改革20多年来，为劳动群体说话的声音太少了，为资本辩护的声音太多太强了。有能耐的人都想多拿多占，而舆论阵地偏偏就由这一伙精英群体占据着，广大劳动者都处在默默无闻的状态，他们的要求极大地被忽视，他们的愿望根本得不到落实。

　　因此，当前真正值得社会关注的事情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利润成果正在被官僚资本大量拿走，被高管和权贵瓜分。尽管经济在增长在发展，但好处大多被精英群体分享，普通员工们永远都处在一副饿不死也阔不了的生存状态。这导致处于社会低层的民众很难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因此，在声讨垄断的同时，还应进行有关分配公允与否的讨论。

　　再来看政府税收对劳动收入的影响。2006年，我国的财政收入达到4万亿元，占 GDP的20%.我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上升，已从1990年代初的12%上升到20%多，这还不算各级地方政府的隐性收入，如果加上预算外的收入，我国财政收入可达到GDP的35%.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政府对国民财富的控制程度以及政府规模的庞大程度。

　　然而，国家财政收入是否可以无限制扩张？政府成本是否没有一个基本额度？这是中國改革这么多年来一直未解决的大问题。财政拿走一大块之后，剩下的一大块就是企业收入，也就是资本收入。在我国的GDP当中，资本收益约占40%多，大大高过劳动工资收入。

　　因此，改变我国的国民财富收入分配格局，是解决整个工薪阶层收入的最根本问题。只有改变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严重不平衡的现实，我国整个工资水平才会得以提高。劳动收入如果不能超过资本收入，中國将成为财富高度集中在国家和少数私人手中的国家，这样的社会将很难达到共同富裕和均衡发展。

　　所以，收入10万元，将不仅是一个经济目标，更是一个政治目标。国有大企业率先进入这一水平，既有不合理性，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合理性这一点上，私营企业要向国有企业学习。

　　但是，我写这篇文章决不是说垄断利润不应该批判，垄断企业目前每年不合理的掠取着几千亿的企业利润，垄断利润、资本和财政税收正在形成我国社会的三大寡头，他们合起伙来拿走了GDP和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中國的劳动群体要联合起来向这三座大山索取利润。

　　四、归根结底还要向制度找原因

　　市场经济是一个残酷竞争、大量裁汰劳动力的经济。资本为了过度攫取利润，不仅尽量压低工资，还会减少劳动用工，由此产生的社会两极分化和穷富矛盾会日益加重。几十年来，中國对资本主义的追求已经达到了顶峰，资本对劳动淘汰的程度也达到了顶峰，目前我国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是这种制度的结果。

　　由于劳动工资水平太低，导致消费乏力，需求不振，于是又迫使资本进一步压低劳动成本，减少工资成本，由此有进一步降低了消费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经济就只有依靠投资拉动型，完全靠投资来刺激。但这种模式难以持久，过几年就可能出现生产过剩和经济萧条。

　　目前中國正处在这种前景的边缘。但中國的前景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靠富人消费来拉动经济，但富人消费毕竟是有限的，特别是会带来社会负面效应，但腐败消费的确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拉动经济增长。中國下一步到底该怎样调整，已经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作者是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作者:仲大军

2008年教育部对以下9个成语解释的纠正

2008年教育部对以下9个成语解释的纠正 

1.知书达礼：仅知道书本知识是不够的，还要学会送礼； 

2.度日如年：指当公务员的日子，非常好过，每天象过年一样； 

3.杯水车薪：指公务员的工作，每天办公室茶，月底可以拿到可以买一辆车的工资； 

4.知足常乐：知道有人请自己洗脚，心里就感到快乐； 

5.见异思迁：看见漂亮的异性就想搬到她那里去住； 

6.语重心长：别人话讲的重了，心里怀恨很长时间； 

7.有机可乘：出门考察有飞机可以乘坐； 

8.不学无术：不要白费工夫学那些不实用的东西； 

9.夫唱妇随：丈夫进了歌厅唱歌，妻子跟踪尾随

评论:“短信骂人罚款两百”为何招来骂声

一男大学生将房子转租给一位银行职员,因对方没交暖气费,他发了4条短信骂对方无耻.目前,他因发送短信干扰他人生活被济南警方罚款200元.(12月15日《成都商报》)
出人意料的是,这件小事在网络上招来了骂声一片:矛头并未指向骂人的大学生,而是指向了济南警方.看来,短信骂人是否应该被治安处罚,济南警方为何遭遇骂声,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短信骂人罚款两百”有法可依.《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可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将房子转租他人,对方未交暖气费,该大学生可通过协商乃至诉讼等方式解决,发送短信骂人则侵犯了租房者的正当权益,理应受到法律的惩处.

这一法条的设置显然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在现实生活中,公众也常常接收到他人发送的淫秽、侮辱、恐吓之类的信息.然而,面对这样的骚扰,大多数公众却往往求告无门:即便他们报警,警方也常常不予立案、不进行干预.从这个角度看,济南警方能够积极接警处理,反而值得赞许.然而,也正因为“短信骂人要拘留罚款”这一法条未被普遍落实,在遇到“短信骂人罚款两百”这一个案时,公众很容易留下“选择性执法”的印象.

很多网友提到了“林嘉祥涉嫌猥亵女童案”.深圳海事局原党组书记、副局长林嘉祥已被撤销党内外职务,警方已认定其行为不构成猥亵罪.但是,林嘉祥“我就是干了,怎么样?”“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我掐了小孩的脖子又怎么样,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等经典语录,至今仍备受争议.如果说短信骂人要受到治安处罚,那么当面骂人是否也要受到治安处罚呢?答案是肯定的.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也要受到与短信骂人同等的处罚.因此,即便林嘉祥猥亵罪不成立,也应受到治安处罚.

“林嘉祥涉嫌猥亵女童案”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显然比大学生短信骂人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大得多.遗憾的是,该大学生受到了法律的惩处,而林嘉祥却似乎只用承担道德的谴责——这无疑会形成法律管不了林嘉祥的恶劣印象.这不仅对受害女童及家属不公平,也使法律的正义性受到伤害,也难怪公众会产生“法律只管弱者不管强者”的错觉.

公众的这种正义创伤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2007年,在陕西省志丹县,因编发散布短信辱骂多名领导干部,数人遭到惩罚,其中两人被捕,一人被刑拘,4名科级干部遭到免职.同是短信骂人,为何骂普通人只是罚款,骂官员却要刑拘呢?警方的处理标准如此天壤之别,显然是说不过去的.不得不说,这样的案例在司法领域还有很多.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如果司法习惯于选择性执法、看对象执法,只会导致公平与正义一再受到创伤,也会使正常的执法工作失去公众的支持. 

被侮辱者，拿什么来维护自己的尊严

江西女子徐桂莲只身前往浙江打工，并与奉化男子黄裕彪相爱。在一次流产后，徐桂莲提出了结婚，换来的却是无情暴打。带着伤痛，徐桂莲开始维权。其间，她因病站立不起，不能自控，把尿拉在了民政局的地板上。奉化大桥派出所以妨碍干扰机关公务秩序为由，对徐桂莲羁押了14天。在旧伤未好又添新伤的情况下，最终导致徐桂莲无法正常行走。徐桂莲的事件惊动了公安部，目前，浙江省公安厅督察总队已经介入调查（2008年12月9日江南都市报）。

　　话是可以说尽的，但是故事却可以不断发生。很感谢我们秉笔直书，道义良心不泯的新闻媒体，让我们得知这块神奇的国土，每天都有不少文治武功的伟业发生。人总有欺软怕硬的癖好，若还手握权力那就更显得放肆。不管是在众目睽睽的公共场景之下，还是在冷漠如刀的衙门，都能将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奇技施于他人。这些受害者，在他们看来，本可省略不计，但很不幸，被侮辱者却推动了社会前进的车轮。

　　江西女子徐桂莲的不幸，算是民间社会悲剧里一个极其普通的读本。媒体的报道，总难逃脱挂一漏万的法则，若当事人不苦苦抗争，或许永难有见于天日的机会。况且抗争也是要倚靠机遇的，否则还要担心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危险。

　　事情起因于苦难的婚姻，负心汉的恶毒背弃已足够摧残人心，骄横的公权力却又飞来一脚，小人物的命运总是如此多舛。有时候受人帮助不见得是好事，摊上人道主义的救助更要小心谨慎，因为邪恶常伴以道貌岸然的表情，而人道时因心虚而生。徐桂莲在民政局被拘，高速公路上被推下车，派出所警察的反复无常，就让人领教了人道主义的好心，而政府本应救民于水火的职责却并不包含在内。

　　习惯了别人仰视的公权力，总容易心生猜忌，将公众的合理要求视为藐视政府权威的刁难之举。而喝多了太平盛世酿下的蜂蜜，自然难以容下公众“屁大点”事情的多次上访。胡搅蛮缠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被送往民营养老院了事，以及悄然送回景德镇老家的攻防中，徐桂莲胸椎骨折又添新伤，直至站立不起，身体不能自控，小便失禁。而奉化大桥派出所息访的“封口费”也迟迟不能兑现，当然权力的膨胀足可以让人飘忽矜骄，最后连封口的遮掩都不愿。

　　事情惊动了公安部，浙江省公安厅督察总队已经介入调查。看来事情遇到转机，青天大老爷终于为民伸冤了，中国古代戏曲里最常见的情节，在现代文明社会里的演绎，竟然如此熟巧，并被报以热烈掌声，或许这是特殊国情里无法忽视的表情。但这样的待遇并不多见，大部分的社情民意就在官员的太极拳中被推脱或忽悠。如此言之，徐桂莲何其悲哉，何其幸哉！然而又忍不住想，其他被侮辱者，又拿什么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呢！

时代周报 “让改革来得更深刻些吧”

中国连续30年的经济增长，是个了不起的世界奇迹吗？怎么看中国政府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决心，要避免其中怎样的陷阱？中国未来的进步路径与变革动力是什么？
　　
　　2008年11月底，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在美国耶鲁大学家中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独家越洋专访。

 

中国发展模式可否持续

 

　　时代周报：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是个奇迹，颠覆了很多国际上通行的历史经验，现在很多人在谈论“中国模式”，认为该在发展中国家中推广，对此您怎么看？

　　陈志武：我认为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经济史上有很多例子值得深思:美国上世纪30年代左右开始经济大萧条，西方社会在上世纪30年代普遍出现经济危机，而苏联从30年代初到50年代一直保持高速增长，那时GDP增速跟中国现在差不多。当年苏联是国家主导下的发展，中国这次也如此，主要差别可能是今天的中国利用全球化了的出口贸易。

　　但他们后来的问题也众所周知。一种模式的好坏需要更长时间来判断，不能简单着眼于当前的经济增长率，特别是围绕GDP得出想当然的结论。这种教训历史上很多国家都犯过，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家普遍得出结论：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状况，比信奉自由市场的西方国家好得多，于是从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很多国家，尤其是拉美、非洲、亚洲、东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模仿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实际上，在1978年改革开始的前后，工业革命和世界贸易秩序已经给封闭多年的中国积累了巨大的发展机会，只要中国一开门并允许市场激励发挥作用，就能让中国快速增长。但是，等这些在门外等着的机会用完之后，中国自身内生增长的能力如何呢？这就是真正考验所在。

　　时代周报：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依然很迅速，而且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似乎受冲击不大，您怎么看？

　　陈志武：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一定会给中国带来冲击，而且冲击还在深化，但这也给中国带来机遇，关键在于接下来是否能进行一些更深层次的改革，包括政治上的改革。中国是个很有前途的国家，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勤劳的国民，而且总体上中国人很务实。

中国过去能取得一些经济成绩，重要原因是劳动力终于发挥了作用，不仅有大量年轻人，而且由于文化和历史的原因，特别吃苦耐劳。据上世纪末的统计，中国人愿意工作的时间不仅远远超过美国和印度，甚至远远超过日本。这个强劲因素弥补了市场体制发育不足方面的缺陷，拉动了经济增长。我们过去的30年要说有进步，就是和计划经济时代比，释放了中国人民勤劳的本能，把精力放生产上，不搞阶级斗争。但这并不能掩盖我们体制的一些问题，就是茅于轼先生说的，谁在阻碍中国人致富？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时代周报：按照“发展是硬道理”的逻辑，这些问题会不会在发展中自然解决？

　　陈志武：如果改革不往深层推进，这样发展下去，中国经济结构内在矛盾还会加深。就是体制结构制约了国内消费的增长。现在决定所有国家长期经济发展前景的，其实都是内需，老百姓消费能力的增长决定其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世界各国发展瓶颈都在于消费，而不是生产，现在生产不是主要问题，一些工厂开足马力，很容易生产几百万台电视机，不用多大面积的养鸡场就可以养上亿只鸡，但问题是卖给谁呢？消费出路最终决定、约束了增长空间。在中国，问题更突出。

　　这次经济危机，我们的思路还是局限在加大投资，上大项目。动不动就是几万亿。这些花费都是资金密集型的，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多少直接就业或其它收益，直接受益的会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乘数效应未必很好，而且大项目也可能滋生腐败。修了那么多道路和运输网络、提升很多产能，但在出口市场日益紧缩的情况下，中国老百姓又没那么多钱花，最后是为谁生产、运输呢？国家太有钱，而老百姓没钱，这种模式只会偏好国家投资，但抑制消费增长，这个经济矛盾是尖锐的。

　　时代周报：不少学者认为，国家搞大项目建设，是为未来打基础，对今后发展有长远意义，你怎么看？

　　陈志武：那要看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如果是用冷战时代思维，把国家的工业搞得很厉害，建筑搞的很宏伟，让别人看了感觉很强大。这种模式，在苏联就是典型，坦克车很多，飞机大炮很多，飞船能上天，好像比美国厉害，但老百姓不幸福，到最后连面包都买不到，日用消费品短缺，住房条件差，休闲时间少，跟美国没法比，最后不就垮掉了么，这个教训还不明显么？

　　现在有人倡导老百姓勒紧裤腰带，让国家强大的人，其思维太偏激，就像一个人如果不能理解健康是什么含义，看见施瓦辛格很羡慕，就给自己喂激素，然后苦练举重，练得浑身都是肌肉，但其实心肺都不一定好，最后寿命也不长。这种表面强壮有什么好处呢？

时代周报：幸运的是，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温总理已多次强调经济转型，启动内需。

　　陈志武：我很赞同中国政府启动内需的动议，接下来关键是我们应该配合什么样的制度和政策基础来支持中国的经济转型。到现在，中国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比十几年前更低，不到40%。为何如此？答案在于制度安排，包括政治制度和产权制度。什么样的制度体系和政策基础更能支持中国的消费增长、降低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度？

　　时代周报：你觉得怎样的制度安排才好呢？

　　陈志武：第一种制度条件是加强民主监督，也就是对政府权力、特别是对征税权与财政预算过程的制约和监督，这是经济转型的关键之一。要让民间更有钱，同时保证政府的钱能花在民生上。这样，老百姓存钱的压力才会进一步减少，花钱的意愿才会上升，经济结构才能优化。

　　时代周报：为什么这么讲？
　
　　陈志武：前段时间，我在巴西圣保罗，和一个出租车司机聊天，他抱怨说，政府没把路修好。我就问他，最近几年铁矿石、石油这些原材料价格涨了很多，不是赚了不少钱么？怎么还没钱修建基础设施？

　　他说：“我们的总统啊！他的政府一有钱就给老百姓退税，给中低收入家庭发补贴，而不是把钱用在基础设施上。”

　　我再问他：“这当然很好。应该这样来理解，巴西是个民主国家。你想想，如果你是卢拉总统，而且政府手里也有些钱，你会把钱退回给老百姓呢？还是用来搞基建呢？”

　　司机想了想说：“我要是卢拉总统也会把钱分给老百姓，这样选民更会投票给我嘛。”

　　这里涉及到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在巴西，政府更会把钱花在民生上，或者干脆把税收退回给老百姓，而我们更倾向于从民间征税，政府钱多了也不会给老百姓退税，然后把钱都花在形象工程和基础设施上，花在政府大楼上。

这就是为什么在巴西、印度，基础设施不一定那么奢侈。而我们的开支总偏好基础设施、高楼大厦和形象工程。但在民生上的投入差别很大，以2007年为例，巴西政府在教育上的投入占GDP的5.4％，中国才3%。在公共福利上则更少，巴西花在医疗卫生一项上的公共支出就占GDP的10.4％，而我们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失业救济这几项开支加在一起才占GDP的2.4％。在巴西、印度政府对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民生项目做了这么多投入后，老百姓的储蓄压力当然会更少，消费意向自然比中国老百姓高。所以，巴西的民间消费占GDP的59.9%，印度为55%，而中国则低于40%。

　　对巴西来说，老百姓可以选择，政府要那么多钱干吗？还是把钱多分一些实惠，谁最实惠，我们就选谁当市长，当总统。而中国领导干部的任免提拔，很多取决于上面的提拔，所以各级官员自然喜欢搞政绩工程。再加上政府花钱方面缺乏监督，所以各级政府大楼也很阔气。但对于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项目则关注和投入不足。中国各地老百姓很多人恐怕会想，你搞那么多收费的高速公路，搞那么多大广场干吗，不如退税实惠。所以巴西基本用不着政府喊拉动内需，老百姓消费能力就不错。

　　时代周报：能不能说中国的儒家传统在起作用，我们天然比较节俭，善于做长远打算，南美人是乐天派，今朝有酒今朝醉。

　　陈志武：文化有一部分作用，不过还我是觉得体制作用更关键。实际上，儒家文化那些主张主要源自农业社会，源自人的物质生产能力极低下的时候，那时候没有机械生产技术，只能靠苦力才能生产足够多生活资料。所以，以前文化只强调生产，不强调消遣，否则人都难以活下去了。

　　时代周报：也有人认为，中国人性格比较节俭克制，就算把钱分给中国老百姓，他们也会存到银行里，而不是旅游度假，享受生活。

　　陈志武：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其实节俭并不光是中国的传统，多数国家的人都推崇节俭。但现在都在变，比如占经济总量中民间消费的比重，韩国52%，巴西近59.9%，印度55%，中国最低，是39%，是因为中国老百姓节俭？我觉得不是，主要还是社会保障方面原因。

　　存钱其实是抵抗风险的手段，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趁着能赚钱的时候，要把钱存下来，以防万一。如果我们社会保障更好一些，他就会想把钱都存银行里实在很不经济，他就敢花钱了，他可以去搞投资，或者去旅游度假，这样内需不就上来了么？可现在中国老百姓，辛辛苦苦，每赚一分钱就得省下来，你再呼吁消费也没用，因为他得想，我孩子上学怎么办？父母生病怎么办？自己下岗怎么办？所以我呼吁中国必须使公共资源向民生倾斜。

　　解决委托——代理机制问题

 

　　时代周报：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历史上都一直需要强大的中央政府，地方的分权是否会加剧地区发展极端不平衡？

　　陈志武：过去的经验是不能照搬的，过去不搞民主也许问题不大，现在不搞民主问题就会很大。

　　你知道我老家茶陵，在湖南是山区，我曾经好奇地查了资料，老家这个地方怎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后来发现，我老家真正进入现代化进程，大概是最近60年的事。过去交通技术不发达的时候，和外面联系很难，我们不靠大河，也没有铁路，公路。过去茶陵在两千多年里能维系四种相互听不懂的方言，说明各地间的商业交往必然有限。也就是说，那样一个县在历史上和外部世界的交流其实不多，很多人恐怕一辈子都没有出过县城。

　　就在这最近60年里，公路建起来，铁路建起来了，现代化步伐加快了，每天开出去的班车就有几百部、铁路客运也有几班。我要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过去的中国有无数像茶陵这样的地方，他们就像一个个封闭的小世界，皇权的控制力是有限的。

　　我算过一笔账，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乾隆中期1766年，朝廷岁收为4937万两银子，按照今天一公斤银子为3600元的价格算，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而1769年时，北京建房工人(无特殊技能)的日工资为77个铜钱，即0.077两银子。这样算来，那时政府岁入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年收入，即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

　　所以，那时运输现代化程度非常低，成了对中央集权天然的缓冲系统。过去皇帝对地方的剥削能力和控制能力是很有限的，皇帝跺着脚下命令，到茶陵都不知道猴年马月了。今天的现代化，把我的家乡茶陵和长沙、北京这样一张权力网络联系在一起了，还有银行系统，政府调动资源的能力跟过去比也大大提升，资源流动非常方便。这时候如果还对政府权力不进行制约，就危险了。在中央集权下，无数个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的地方，他们的收入、财产、权利和诉求怎样才能得到保证？这个时代，还不能认识到基层自主对中国的重要，就真是难以理解了。

　　当然，任何国家都需要一个有力有效的政府，否则，个人的财产和权利也会难以得到保护。但，民主解决的是，如何产生一个对老百姓负责任的政府。你光是很有权威，很有实力，但收了很多税，却不用在符合老百姓意愿的地方，这样的政府还不如弱一点。

　　这其实是一个委托代理机制的问题，我们投资一个公司都知道，你买一个公司的股票，就希望有一个有能力的经理人，他努力工作，把公司搞好，不会把你的财产乱花甚至偷走，这样投资者就可以享受利润和分红，你也对他放心了。但我们最怕这个经理人虽然能干，但是对我们不忠实，他赚了很多钱，都自己享受，做假账把利润转移掉，这最可怕。公司治理机制就是要解决如何监督这些经理人，使他们忠实于股东的利益。

　　一个国家的政府领导，也就相当于经理团队，公民和纳税人相当于股东。要改善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委托代理机制，靠的就是人民的问责制度。

　　如果这个制度缺位了，到最后，由国家拥有这么多财产和收入，大多数中国人却没有自己的财产，也就没法分享资产升值的好处，无法得到财产性收入。这是另一个抑制民间消费增长的制度安排。

　　所以，到今天，为了拉动民间消费、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中国应该进行民主法治的改革，同时也应该将剩下的国有企业产权，通过国民权益基金的形式进行民有化改革，为民间消费增长提供根本性的财产基础。

时代进步无法阻挡

 

　　时代周报：你对中国未来解决这些问题乐观么？

　　陈志武：我还是充满希望，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尤其人们已普遍认识到阻碍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到底在哪里。中国社会跟其他社会在基本利益诉求上不存在差别。

　　时代周报：能举个例子么？

　　陈志武：过去我写过文章，从注册一家企业的程序繁琐程度和注册资金的门槛入手，来分析政府管制对于创业的压制。在美国，办一个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没有任何门槛，很快就能注册好。而中国要求注册资金几十万，甚至1000万，而且有一堆特别麻烦的手续，办下来得花很大功夫。后来，社会在这方面的意识渐渐觉醒，政府也进一步明白这个道理，社会就业压力这么大，不放宽企业门槛怎么行呢？于是，后来把一些门槛降低了很多，虽然跟其他国家相比还很高，但总是在进步，这需要个过程，随着大家越来越觉醒，就会推动制度的完善。

　　问题和危机能推动进步，人有了危机就会反思，没有危机就没有动力去改革。比如，去年11月以前，你跟别人说要强化公司治理、要保护股东权益，可能没人爱听，因为那之前股市总在涨，反正能赚钱就行了。后来股票跌得一塌糊涂，大家都傻眼了，这才回过头，保护股东权益的事情又提上日程了，对证监会的架构和理念又感兴趣了。

　　总之，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模式转型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人们普遍意识到，原来的那种依靠不断投资、靠出口市场为中国消耗过剩的产能的模式已经行不通了，不能再像原来那样靠政府投资带动增长了。这时，更深刻的制度结构性改革就十分必要了。（作者 郭宇宽）

中国官媒批政府处理群体事件专制

中国官方期刊《了望》最新一期发表了一篇批评地方政府采取专制思维方式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文章。文章指出，群体性事件是因为群众的切身利益受到侵犯，利益诉求长期被漠视而引起的。

 

执政者首先要反躬自省

 

　　由中国官方《新华社》主编的《了望》新闻周刊最新一期发表文章指出，在一些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初，总能看到地方政府匆忙把事件定性为“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及“不明真相的群众”所为，或者受到“黑恶势力幕后指使策划”。

　　文章说，政府似乎把群众被看成是受到蒙蔽、迷惑、挑唆和煽动的“愚民”和逆来顺受的“顺民”，而把政府官员及其决策者看作是明白并掌握真理，难以犯错的智者。文章说，群众不明真相是官员的渎职。群众有权利了解真相，出现群众“不明真相”的情况，正是一些地方执政者的失职。因此，一些地方被“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打砸，执政者首先要反躬自省。

 

民众权益受侵害无处伸冤投诉

 

　　因代表上海拆迁户打官司而一度被关入监狱的上海律师郑恩宠指出，中国的法律不保护普通的民众，只保护官僚的集团利益。老百姓即使打官司，也打不赢，因此只好走上访的渠道。

　　他说：“各个政府的信访局和信访办变成镇压办，如果到北京或省政府去上访，他们就出动警察把你拉回来，而且信访办把你的信访材料立个档案，整理成黑材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就申请游行，游行示威法变成游行不批准法。老百姓到最后进行群体性事件时就不通知政府，造成今天很被动的局面。”

　　原湖北潜江市人大代表姚立法指出，在中国，权力集团占有了各个方面的资源，而且地方权力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因此当老百姓的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无处伸冤和投诉。

　　他说：“中国的地方组织权力来源不具有合法性，不代表正义，不代表人民，它和权力集团一方，形成了公开的，对立的两个集团，而且老百姓结社的权利是没有保障的，实质上是没有的。当老百姓各方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若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几乎是伸冤无门，投诉无门。”

 

地方当局不依法律办事

 

　　广西维权律师杨在新认为，群体性事件发生和当局在处理与老百姓的关系上，特别是当出现利益纠纷时，不依照法律办事有关。他说：“在处理政府与老百姓的利益问题上，必须依照中国的宪法和有关的法律规定。但是，往往，我们看到政府在同民众的利益相冲突和相矛盾的时候，处理手法上出现很多不依照法律办事的情况。导致民众通过法律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他们就被迫采用过激手段，包括上访、包围政府等，来达到他们的诉求。”

　　上海律师郑恩宠指出，发生群体性事件，虽然地方政府有很大的责任，但是主要责任在中央。他认为行政权力过度集中造成了目前的问题。

　　他说：“比如说甘肃隆南事件只是为了拆迁，虽然地方政府有很大的责任，但是，我认为，这个责任仍然在中央政府。甘肃隆南是个穷地方，土地不值钱，只有靠抄地皮，才把这个地方搞起来。老百姓很苦。另外，还有各地出租车司机的罢运，这个责任也在中央，驾驶员没有自己独立的相对独立的工会，政府垄断了出租车所有的经营权，对驾驶员是不公的，再者收费那么高，他又交税，又交管理费，而且汽油价格也很高，驾驶员因此失去了生存能力。”

　　《了望》新闻周刊的文章指出，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是由于群众切身利益受到侵犯，利益诉求长期被漠视而引发。文章说，一些地方基层党委政府对社会矛盾普遍表现出“体制性迟钝”--反应迟钝，判断失误，处理失当，导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文章提议，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潮流下，为政者应当转变思维，变社会控制为社会博弈，最终走向社会契约。

　　另外一方面，中国政府前不久颁布信访新规定，誓言要对处理群体性事件不利的政府官员进行处罚。中国各地近来也在接访民众的投诉方面加强了官员的问责制。但是，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多年来存在的有法不依的局面，使人们对有关法律法规能否真正得到落实持怀疑态度。（作者 亚微）

四万亿与奖励击毙歹徒的十万元

　　前两日新闻报道，深圳一名警察开枪击毙一名歹徒，当地政府举办仪式表扬他，并奖励了10万元现金。同一个报道说，东莞某地政府也奖励了一名开枪击毙歹徒的警察两万元。看到这样的新闻，我先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于是连续看几遍；之后我不敢相信这样的事情真发生了，但确实发生了；接下来我感到震惊和一阵又一阵的悲哀。我只是想弱弱的问一声：这样的新闻报道你看到没有？你有什么感觉？难道我的大陆同胞生得和世界人民真的不一样？还是我已经不再是“中國人”？为什么我感觉如此强烈，如此不适应？

　　两则报道中歹徒都没有枪，但持刀，可是并没有伤到警察。当然，警察鸣枪示警了，歹徒不听，而且还有反抗的行为。应该说，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不开枪，能够不使用一枪毙命只有警察单方面持有的手枪是最好的，哪怕为此负点伤，冒点险，也是应该的。因为人民养育警察就是为了让你制服歹徒的，你平时应该多练习格斗和制服歹徒的技能，你拿到人民的钱练习，应该是强制性的，否则，脱下你的警服，走人。如果说一名警察徒手制服了一个歹徒，或者使用不致命的武器伤了歹徒从而让歹徒无法继续行凶，那么我认为政府部门应该表扬这位警察，表扬他的勇敢、机智，鼓励警察们平时更勤奋的练兵保民。

　　当然，开枪也不是完全不行的，有时，警察的力量处于弱势，例如身体和人数远远弱于行凶的歹徒，或者那歹徒简直是疯狂了，要去伤害周围的民众，警察应该朝他们不致命的地方开枪，但也许打错了，把他们打死了。这都是属于警察同志的工作。只要在杀死歹徒后，进行严格的现场勘查和验尸检查（以确定当时是否必须开枪杀人），对开枪杀人的警察进行心理辅导，也就可以了。

　　但是，请你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会对这样杀死歹徒的警察进行公开表扬，并奖励10万元？那个歹徒根本不是持枪对峙，你使用远距离可以毙命的手枪，本身杀人后就应该接受严格调查。可你杀了人，竟然马上奖励了10万元！奖励他们勇敢地用手枪杀死了持刀的？还是让我们看到，上海杀警察案不会重演？握有枪杆子的人民警察比只能握住刀把子的人民要“勇敢”得多？

　　人民警察，随时拔出你们的手枪，杀吧。放心，你们是安全的，枪杆子只掌握在你们手里！

　　让人激动的四万亿横空出世。这次出国路过几个国家或地区，发现每个国家都在给民众发钱，台湾拟给每人派3600元红包；澳洲发得更厉害，特别是老人，这次竟然给老人每人发了相当于两万多人民币的澳元给他们修补牙齿。所以呀，我到澳洲时，打电话给老同志们，他们都支支吾吾，因为他们最近都在修补牙齿，我差一点笑掉了大牙。

　　回到大陆，就看到出笼了四万亿，哇塞，多牛呀，果然是富裕的大国。不过，这些钱都分掉了，不是给民众，都是给了大企业。朋友聚会时哀叹道，这些钱不知道有多少能够到民众口袋。另外一个朋友说，很多垄断部门一边“跑部钱进”，一边开始策划自己的亲戚朋友能够贪污腐败多少了。

　　我则开了一个玩笑：也好，民众也许还是可以得到一些好处的，例如那些贪官污吏贪污了，不就要吃喝嫖赌，伺候他们吃喝赌的不都是民众？就算那些他们要去嫖的妓女，不也都是底层民众的女儿们！

　　我讲完了，大家却都笑不出，老子自讨没趣，想大哭一场！

　　今天新闻报道：公安部认为经济危机来了，社会治安有恶化的趋势。我想，人民警察，不用担心，你们可以从四万亿里多拿一点，可以用来奖励勇敢的击毙歹徒的警察，十万元杀一人，看那些“算个屁”民众谁还敢怎么样？

呼吸税——改革精英最后的掠夺

　　下面《呼吸税之歌》表达的是对征收呼吸税的愤怒。最近中國城市森林论坛以新西兰对牛羊放屁征税为依据，建议在中國征收呼吸税，每年可增加财政收入超过3千亿。如此荒谬的建议自然引起了网络上的广泛关注，只是人们的注意力全都集中于征收呼吸税的建议本身，而很少想到为什么一个研究自然科学的垂垂老者会提出如此万民痛骂千古蒙羞的建议来？原因很简单，就是30年来中國精英集团已经造就了一种社会氛围和一种思维习惯：改革就是整治民众，发展就是掠夺百姓。只要举办政策性研讨会，无论会议主题是什么，也无论涉及哪个领域，核心任务永远只有一个，就是如何整治和压榨百姓。中科院院士蒋有绪这位慈眉善目的长者，之所以会在森林城市论坛上提出征收呼吸税这一毫不相干的建议，大概就是这种会议氛围和思维逻辑的必然结果。大家注意一下会议简报就会发现，出席会议的16名专家中只有2位头脑简单的自然科学家，其余10多个隐身者大都是主流学者和改革精英，蒋老先生被忽悠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梳理一下30年改革的基本思路就会发现，征收呼吸税（或许还会再附加放屁税）是把民众作为改革对象的改革的必然结果。中國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废除补贴穷人的价格倒挂开始的；中國政治体制改革是从取消罢工自由开始的。经过30年的改革，在剥夺了企业、资源、住房、医疗、教育、罢工等基本权利之后，剩下还没有被剥夺的，就只有呼吸放屁这些连动物都有的天然权利了，于是呼吸放屁也就自然成为下一轮深化改革的攻坚对象。虽然呼吸放屁也征税听上去不太优雅，但每年3千亿的巨大蛋糕毕竟太有诱惑力了，馬克思曾经说有300%的利润资本就会拼命，现在为3千亿去打呼吸放屁的主意自然十分正常。只是呼吸放屁是人最后的权利，是上苍赋予人们最后的一点儿福利，在征收完呼吸税放屁税以后，也就彻底失去了改革发展的最后一点儿余地，继续深化改革的路子下一步将怎么走？将成为中國改革精英再杀开一条血路去勇敢探索的重大历史课题。

　　此时，电视里传来富人对实行退税减税政策的一片欢呼声，财政在为富人减税，银行在为富人减息，可是老百姓所面临的却是呼吸也要纳税！

　　附件：

　　《呼吸税之歌》

　　作者：李钟琴  转自：天涯社区

　　院士专家多鬼魅，出口能令世人畏。

　　老而不死是为贼，此语原来谓此辈。

　　蒋姓院士名有绪，建言应征呼吸税。

　　人人都是污染源，活着即是犯大罪。

　　每人月交二十元，一年半吊并不贵。

　　交钱才有好生态，喘气合法亦无愧。

　　此言一出举世惊，坊间网上如鼎沸。

　　恂恂良民亦茫然，不知今夕是何岁。

　　自古放屁不纳捐，而今喘气竟收费。

　　若嫌二氧化碳多，把人杀光最干脆。

　　可怜灾民居无所，夏无单衣冬无被。

　　闻道喘气要收钱，全家默默空垂泪。

　　如若抗税拒不交，以身试法罪加罪。

　　掐死勒死都应该，免得国家有累赘。

　　牛羊憋气鸡禁鸣，鸦雀无声犬不吠。

　　大雁争相海外飞，皆怕官府来征税。

　　神奇之国事神奇，桩桩件件绝人类。

　　屁民唯有振臂呼：万税万税万万税！

　　注：2008年11月19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國森林城市论坛上，中科院院士蒋有绪呼吁，政府可以考虑对企业甚至排放二氧化碳的市民征收生态税。蒋有绪认为，居民生活在地球上作为二氧化碳的排放者，应该为节能减排付出代价，“可以考虑让市民每个月买20块钱的生态基金”。

　　第五届“中國森林城市论坛”报道：为期两天的第五届中國城市森林论坛，今天将在广州正式开幕。20多名广州市民将与来自国内城市的10名市长、包括两名工程院院士的18位知名国内外专家、港澳代表等600多名与会代表，将共同围绕“城市森林·生态文明”主题，进行深入探讨。

美国之音 出租车罢运，中国媒体这次胆子大

最近，中国重庆和海南三亚等地接连发生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这次的《对比新闻》节目对中外媒体的报道进行对比。

 

中国媒体：出租车司机需要工会

 

　　在西方社会，劳工纠纷中常常有工会在发挥主要作用。但是在中国，正如美国《华尔街日报》11月4号的报道所说：“工会活动受到共产党的严格控制。所有行业的雇员都只允许属于共产党控制的中华全国总工会。”
   
　　而《新京报》11月11号的评论说：“正是因为代表出租车司机利益的协会缺乏，容易导致其利益主张无法及时和经常地表达，从而累积矛盾，爆发危机......建立真正的社会中介组织，在利益冲突日渐增加的情势下，已是突出课题。”
   
　　《新民周刊》11月12号的评论说：“如果出租车司机真正能够组成自己的组织，或者现在的工会能够为他们代言，那么，事情或许不至于闹到这个地步。正因为在财大气粗、手握牌照权的出租车公司面前，出租车司机尽管人数众多，但他们只是原子式个人，力量其实非常有限，所以出租车公司才敢拿他们不当回事。假如出租车司机可以以组织的方式团结起来，或者有一个强大的团体为其利益代言，就能大大增加他们与出租车公司的谈判力量，事情或许就可以在谈判中得到解决。”

　　《新民周刊》说：“由于有组织的理性在利益的表达上比非组织的理性更有效，所以积极稳妥地发展各类利益组织，形成协商对话制度，远比非理性的个体和群体抗争行为要好得多。”
   
　　《山西晚报》11月12号的评论呼吁成立“一个出租车司机自己的维权协会，一个真正属于出租车自己的，全心全意为出租车司机争取权益的工会组织”。评论说：“长期以来，我们并不重视出租车司机的工会组织建设，要么根本就不予批准，要么就是控制在官方之下，出租车司机宛如一盘散沙。对于某些政府官员来说，‘一盘散沙’正如他们所愿，他们认为，有组织的出租车司机是可怕的，他们会对抗政府，漫天要价，扰乱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其实，......一个出租车司机组织是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社会稳定的。”“别再把‘有组织’当做洪水猛兽了。”

 

官方支持组织行业协会

 

　　在这次事件中，出租车司机提出的成立出租车司机行业协会的要求意外得到官方的支持。新华网11月6号报道，薄熙来在同重庆出租车司机座谈时表示：“我觉得今后可以在出租车司机这么一个大的群体也应该有个协会之类的组织，经常的有效的来反映大家的诉求。”
   
　　新华社11月8号报道说：“重庆出租车驾驶员还将成立自己的行业协会，搭建与企业、政府协商、对话的平台。”“将在出租车协会机构中建立驾驶员免费参加的出租汽车驾驶员分会，分会可以就意见诉求、利益冲突等直接与出租汽车协会对话。”
   
　　中国媒体的报道和评论显示，这次出租车司机罢运可能催生中国的独立工会。而西方媒体对此并没有提及。

 

一些中国媒体未遵循官方调子

 

　　另外，一些中国媒体对这次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的报道与官方的调子不一致。《春城晚报》11月9号的评论说：“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同时表示：‘......出租汽车企业和驾驶员应通过合法渠道，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评论反驳道：“一个出租车司机也许不知道或不愿意通过合法渠道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但是8000多个出租车司机都不知道或不愿意通过合法渠道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和8000多个司机同时被迫参与这次罢运事件一样不可想象。出租车司机一再通过合法渠道无法解决的问题，最后只有通过罢运......的方式才能引起政府的重视和处理，......根节在于合法的诉求渠道不畅。如果不能借着这次出租车司机罢运的风波把合法的诉求渠道的畅通问题一并解决，新出台的三项措施只能成为治标不治本的应急之策，下一次的出租车司机罢运也许就在不久的将来。”
   
　　在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亲自处理重庆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以后，罢运迅速平息，一些媒体对薄熙来大加赞赏，但是《了望东方周刊》11月10号的报道透露重庆出租车司机对问题的解决并不满意，但是却被强行恢复运营。报道说：“重庆市出租汽车公司的一位司机告诉本刊记者，‘这件事还没有过去。我们是被公司强行要求上路的，不代表对解决结果满意，相关部门作出的承诺都还没有落实。’”
   
　　《新疆法制报》11月7号的报道说，一个出租车司机感叹，“政府把原因归咎在‘份子钱’后就浅尝即止，还是没有触动出租车行业的核心内幕。”

西方媒体报道透彻

 

　　西方媒体的报道，在宏观上比中国媒体透彻。例如，美联社11月3号的报道说：“在重庆市最高官员、权力巨大的执政的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会见出租车司机代表之后，重庆的罢工才得到解决。高级官员公开会见不满的工人，这是非常罕见的，官方迅速采取了措施，这都显示当局担心席卷中国的金融风暴可能在失业的人和其他经济困难的人当中引发反政府行动。”
   
　　法新社11月11号报道说：“中国每年都发生数万起公众暴力抗议事件，政府称之为‘群体事件’，这些事件常常由人们对滥用权力、腐败、强占土地或者劳工纠纷引起。”
   
　　美国《华尔街日报》11月4号报道说：“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中国劳工问题的助理教授玛丽.加拉格尔说，尽管像重庆这样的暴力行动还不常见，但是一些城市今年与劳工有关的抗议活动增加了70%到300%。”

 

中国媒体报道具体深入

 

　　与此同时，相对于西方媒体的报道，中国媒体的报道和评论更具体、更深入。《中国青年报》11月12号的评论将矛头直指官方的制度和既得利益集团。评论说：“由于既得利益群体的把持，出租车‘份钱’过高。......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其实是不合理制度长期酝酿的结果。”
   
　　东方网11月12号的评论说：“有识之士早就指出：出租车行业不需任何准入管制。我国却通过行政审批，使得原本属于社会公共资源的出租车经营权成了某些公司的特权。据业内人士透露，政府卖给出租车公司一个经营指标，25年才收5万块。出租车司机向公司承包一辆车，5年的承包费用就高达30万元。还不包括管理费。”
   
　　《了望东方周刊》11月10号的报道说：“出租车公司手里攥着政府营运权证指标，平均每辆车一年获利7万多元，车主和出租车司机却只能拿到零头。”报道说：“体制不改，政府不放弃许可带来的利益，垄断下的公司化剥削不消除，激发重庆出租车罢运的动因就可能依然存在。”
   
　　《江西日报》11月12号的评论直接点明了在现有体制下政府和政府官员的既得利益，评论指出：“多数出租车公司都直接或间接与管制部门和管制者有关联，它们要么是管制部门隶属的公司，要么是有人入股。”
   
　　《人民日报》11月12号的报道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史际春教授......指出，一些城市的管理部门和出租车公司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这种关系导致了一些部门和公司的‘无作为’管理，‘这样，出租车公司轻轻松松就能享受高额的利润。’”
   
　　《新闻晨报》11月12号的评论说：“显然，公司化配额体制牺牲的是‘的哥’和社会的利益，得利的只是和权力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公司和一些权力寻租者。”
   
　　评论指出：“到目前为止，面对一个全国性普遍存在的涉及出租车根本管理体制的问题，我们似乎还没有看到有哪个地方真正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各地解决起来基本还是局限于扬汤止沸，而未及更深层次的釜底抽薪。”
   
　　出租车罢运事件，中国媒体报道开放，评论犀利，令人颇感意外。（作者 李肃）

共和国法制的公信力不能崩溃于一个案件上

　　最高人民法院：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据此，投书人在此向最高司法机关对上海市公安、检察、司法机关在侦查、起诉和审判杨佳一案中的种种违法办案行为予以反映，请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指定异地人民法院重新公开审理此案。

　　2008年7月1日，杨佳袭警一案发生，整个社会为之震惊。社会各界纷纷关注发生如此血案的原因和背景，据媒体披露，上海市政法委负责人首先向上海市及闸北区公安分局下达了“速报事实，慎报原因”的指令，不允许办案机关向媒体和社会透露案件发生的原因和背景，以掩盖上海市警方（包括其亲属在内的）一些警员欺压百姓导致对立加剧的真相。其非法干预行为违反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直接导致了该案件在侦、诉、一审判决中出现数不胜数的违法和程序失当，为上海市司法机关公开、公正裁判此案制造了障碍，使案件的整个侦查、起诉、审判演绎成了一场不落幕的闹剧。

　　一、上海市公安局拒不公布杨佳此前对闸北分局部分警员的投诉内容，拒不公布及提交2007年10月5日把杨佳滞留在芷江西路派出所6小时的全部录音录像资料，仅公布开始4分钟的内容，检察、审判机关对此重要情节讳莫如深，极力掩盖激起杨佳愤怒导致袭警发生的前因，掩盖闸北警方的过错和违法在先的事实。

　　2007年10月5日，杨佳到上海旅游，因骑租来的自行车在街头遭到闸北民警的盘查，因杨佳对无端之盘查具有抵触情绪而产生语言冲撞，杨佳被带到芷江西路派出所审问滞留，直到次日清晨才离开该派出所。在这滞留的时间里发生的事情即纠纷产生和血案产生的原因。之后杨佳采取网上、信件方式多次向上级公安机关及闸北分局投诉，要求赔偿和处罚有关民警。闸北分局为此曾两次派员到北京与杨佳及杨佳母亲协商赔偿事宜。因对上海警方处理此事的方式及处理结果不满，杨佳于是采取极端方式讨说法。

　　对此至关重要的事件起因，上海闸北分局只拿出了警方在街头开始盘查杨佳的一段四分钟时间的对话录音，而对其余内容拒不出示及提供；从所出示的四分钟对话录音来看，杨佳的行为、态度并无不妥之处，反而是盘查警察居高临下、盛气凌人；杨佳骑租来的无牌自行车也构不成滞留的理由，杨佳租车凭证携带在身却被拖到派出所长时间滞留是明显的违法行为；而对接下来关键的六个小时时间内发生的事实及经过的录音录像资料，上海警方却拒不向公众出示，这是故意隐瞒事实真相的行为，检察院、法院在审判中也拒不对此关键情节进行调查、认定，是严重的掩盖真相做法，造成此案审判后事实不清，判决无公信力。应撤销两审判决，指定异地法院重审。

　　二、上海警方拒不公布案发现场全部的录像资料，意在掩盖事实真相。

　　据透露，闸北司法大楼内安装有全套的监控设施，“七·一”血案发生之实况已全部摄入。这本是证明杨佳是否是作案人、是否是唯一作案人的重要证据，但上海警方拒不向法院提交全部录像资料，意在掩盖真相。

　　1、杨佳手刃十余人，身上、刀上竟无后几名被杀伤者的血迹，审判中竟未对凶器刀柄作指纹鉴定；所认定的杨佳携带的物品却是杨佳的行包不可能装得下的；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2、根据起诉资料之录像及上海市二中院一审判决书显示，杨佳在7秒钟内杀死位于不同位置的四名民警，“七秒钟杀四人”共挥30多刀；杨佳在5分钟内从一楼杀到9楼，又到21楼，手刃11人6死5伤，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应对录像资料的真实性、客观性进行调查。从上海警方藏藏掩掩、不能出示全部证据、不能说明其所提供证据的合理性上看，不能排除另有人行凶作案的可能。

　　三、上海市闸北区公安分局、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及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均应主动回避此案的侦、诉、审而未能主动回避，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

　　本案中的11名被害人均为闸北分局的警员，如果说在案发现场闸北分局警员介入此案仅仅是制服杨佳则无可非议，但接下来的介入审讯及介入审查起诉过程中则应向上级请示，至少在程序上也应有回避的请示提出；而我们看到闸北分局却是一直是怀着深仇大恨地在审讯杨佳，接下来连闸北区检察院也毫无依据地介入“共同审讯”，可以看到，我们面前的闸北分局、闸北区检察院都没有自动向上级提出回避的申请。可以想象：审讯杀死同事的凶手的心态与审讯其他普通案犯不可能没有区别，因为他们是带着仇恨、怒气和杀机来审讯杨佳的，某些人恰恰又是杨佳要刺杀的对象，让这些人审讯此案不可能有公正性可言。由于上海警方未能依法执行《刑事诉讼法》关于回避的规定，影响了案件侦查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玷污了证据，影响了证据的效力；作为同一个“政法委”领导之下的检、法机关接下来的起诉、审判，均应回避而未回避，起诉及审判行为的客观性、公正性都必然受到了影响。

　　四、上海市公安机关为杨佳聘请律师的做法明显违反了六部委的规定。

　　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可以自己聘请，也可以由其亲属代为聘请。……犯罪嫌疑人仅有聘请律师的要求，但提不出具体对象的，侦查机关应当及时通知当地律师协会或者司法行政机关为其推荐律师。”

　　此案中，当杨佳在案发现场被控制后，他拒绝回答警方问话，提出要有律师在场，但提不出具体的聘请对象。此时，闸北公安分局应当按六部委的规定，通过当地律协或司法局为其推荐律师。而事实是：闸北分局和闸北检察院却越俎代庖地把他们熟悉并信任、有密切合作关系的闸北区人民政府的法律顾问谢有明律师召唤到了现场，但并没有告诉杨佳谢是闸北区人民政府的法律顾问这一事实，事实也证明谢有明律师没有辜负闸北分局和闸北检察院的举荐，说出的都是侦、检机关想说而没有人敢说的话。

　　非常明确，侦查机关（当然也包括检察机关）没有依据为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或推荐律师，不但没有通知当地律协或司法行政机关推荐，还借机推出了他们信任的律师。该推荐行为严重违反了六部委的明文规定，是一个违法且无效的行为。

　　五、谢有明、谢晋律师担任杨佳的辩护人违反了《律师法》及《律师执业规定》，其辩护行为无效，应视为杨佳没有得到辩护。

　　《律师法》第39条规定：“律师不得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不得代理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该法第31条规定：“律师担任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根据闸北区人民政府2008年1月8日《闸北区人民政府关于组建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政府第三届法律顾问团的通知》公告，谢有明乃闸北区人民政府第三届法律顾问团的成员，而杨佳袭警的对象就是闸北区人民政府的公安部门，谢有明作为闸北区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又去给袭击其任法律顾问的闸北区人民政府公安部门的杨佳辩护，具有明显的利益冲突，明显违反了《律师法》第39条的规定。谢有明律师因为是该所主任，谢晋律师的辩护身份同样违反该规定。

　　谢有明在7月6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讲到的“杨佳精神状态正常”、“杨佳十分冷静，头脑清醒，逻辑思维清晰”、“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不出意外的话，估计是死刑”等等说法完全是站在上海警方的角度在讲话，讲的全是上海警方想讲而没人相信的话，所讲的话没有一句是维护杨佳权益的，证明其在为上海警方服务而不是在为杨佳维护权益，谢有明的行为明显违背了《律师法》第31条之规定。

　　上海公安机关安排谢担任杨佳的辩护人，除了直接违反了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的规定之第10条的规定外，其身份也同时违反了《律师法》的规定，其所作所为更是直接损害了杨佳的权益，充当起了编外公诉人；据看过宣判录像的人士讲，宣判后谢有明律师一言未发，连杨佳是否上诉都没有征询，证明上海警方安排谢有明为杨佳“辩护”是假、配合掩盖真相、配合制造黑箱死刑案是真。其心甘情愿接受上海警方安排、配合上海公检法机关剥夺杨佳权利的目的得到了证实。

　　作者为执业律师，执业证号：19020711009209，现居住于深圳市罗湖区

　　来源：法天下法律博客：刘子龙 http://www.fatianxia.com/people/12062/

杨佳母亲有幸见识了中国的全免费精神病院

　　中國的全免费精神病院是这个样子的，你说你没精神病，就把你关进去，等你承认你有精神病，就把你放出来。很有哲学味道是不是？

　　为避免院方乱收费，病人都是被秘密送进去的，病人的亲人、朋友都不知道，这样腐败分子就没有机会向病人的亲人、朋友乱收费了，而警方也会特别提醒病人的亲人、朋友在寻人过程中不要受骗上当。很睿智，很人性化的设计是不是？

　　精神病院的所在地也很神秘，目的是不让无孔不入的无良医托，药托，号贩子，以及收封口费的流氓记者找到。很有安全感是不是？

　　对病人的治疗，医生会明确针对病人愤恨、不满、焦躁、争辩、纠缠、易怒等症状制定治疗方案，病人该吃什么药，该怎样开导，该接受什么训练，全视乎它们对于提高病人情绪稳定的品质能起多大效果，这个效果被精确地量化为病人哭闹的次数与强度。很科学是不是？

　　一连一百三十多天远离尘嚣，远离鄙俗，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心声，看央视，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所谓恍若隔世不外如是。很幸福是不是？

　　那么在病院里，你是不是就与世隔绝，不能对世界发挥你的影响力了呢？完全不是这回事，当你的亲人需要辩护律师的时候，唯一正确的辩护律师就会自动送上门，你只要在委托书上签上你的大名，按上你的手印，你就可以决定你的亲人在法庭上的命运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很有成就感是不是？

　　你痊愈了，出院了，你周围的人只知道你比以前正常了，不知道你曾经精神病过，还曾经在精神病院里呆过，你不用担心下来的日子会蒙上过去的阴影。很庆幸你是生在中國是不是？

　　看到这里，身为小老百姓，常常要为看不起病发愁的你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急着想要享受一番呢？别急，你得先证明你是精神病人，不然，随便谁都可以进去，那么好的精神病院岂不是要人满为患了？

　　据警方人士的经验之谈，精神病人觉得自己受了公权部门的不公正对待，通常都会出现愤恨、不满、焦躁、争辩、纠缠、易怒，甚至过激言行等心理刺激反应表现。你说你也有这些表现？别急，警方人士还说了，虽然有这些表现的人患精神病的几率比普通人要高，但还不一定就是患有精神病，还需要作具体鉴定。现在，请你看看自己是不是有以下情形：

　　1、自己或自己的家里人被警察打了，警察愿意赔钱，还问警察要回执，不给就骂警察是流氓。

　　2、家里有人被抓了，警察上门搜查，还问警察要搜查证，不给就骂警察是土匪。

　　3、不知道自己算个屁，竟然象个怨妇似的威胁警察，说要跟人家没完。

　　4、知道自己被警察秘密送进了全免费精神病院，竟然又哭又闹。

　　如果你具备了以上四种情形，那么恭喜你，你是真的患有精神病了，全免费精神病院的大门已经为你敞开！

　　2008年11月12日

　　作者:林云海

这是不是一起女童猥亵林嘉祥书记案

甭管哪儿出了点什么事，更甭管查清没查清，那个新华社都会一个口吻，不是一小撮坏人指使，就是少数不法分子操纵。准极了，老秦一直把这叫做“新华社思维”。如果天天按“新华社思维”看天下，不是西方反華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就是国内階級斗争又有了新动向。筷子头上有枪声，千万不要忘记階級斗争。

　　昨天深圳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特意澄清了嫁祸于林嘉祥书记身上的不实之词，林书记不是流氓也没有猥亵、淫秽行为。消息传来，老秦十分不解，深圳警方为什么如此草草收场，是不是收了对方的回扣。为什么不用“新华社思维”审视此案。显然这是一起明显的11岁女童猥亵并腐蚀拉拢书记案。对这样的大案要案深圳警方为何不一查到底，揪出背后的不法分子和极少数一小撮坏人，宜将剩勇追穷寇。

　　在11岁女童的猥亵面前林嘉祥书记尽管喝多了酒，但一样拒腐蚀永不沾，他用巨大的手掌按住了罪犯的肩膀靠脖颈位置，怒斥了罪犯的阴谋，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听一听这是多么无私无畏的壮语豪言，这说明在猥亵和腐蚀面前，我们的林嘉祥书记头上三尺有神灵，六十度的酒精醉不动。

　　最后无奈的罪犯又招来什么所谓的父母对林嘉祥书记进行围攻，但林书记宁肯出钱也坚决不出卖灵魂。“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这就是林嘉祥书记的人生观：金钱诚可贵，灵魂价更高。至死护灵魂，金钱皆可抛。

　　不是吹的。老秦在仔细地研究了案情后认为，这是一桩典型的猥亵和腐蚀高级干部案。案发地点深圳改革开放的窗口，案发猥亵和腐蚀对象是交通部深圳海事局书记纪检组长抵制资本主义的前哨。

　　发人深醒的11岁女童猥亵并腐蚀拉拢书记案。依然发生在中國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值得警醒！

　　来源：秦全耀博客http://qinqy-12345.blog.sohu.com/103799755.html

　　作者:秦全耀

监控录像怪事多

安装摄像头，本是为了安全，为了保留证据。

　　在袭警案中，针对民警是否殴打过杨佳的质疑，警方称大厅有监控录像，可证明民警的清白。杨佳称，派出所内有多个摄像头，自己在工作区域遭殴打，应该能录到打人的镜头。

　　从警方提供的监控录像来看，杨佳与民警吵了起来后，几个民警强行把他拉进了工作区域。工作区域是否有摄像头，公安机关在新闻发布会上不提此事；检察机关在庭审时也是避谈，只有杨佳一人说有摄像头。对这个关键性问题，辩护人不追问，法官也不追查。

　　在6个警察殴打大学生致死案中，事发现场的监控录像，也没能把打人的场面录下来。死者父亲说，邻近案发现场的哈尔滨铁路公安局大楼的楼顶上，安装有一个高清旋转摄像头，死者被发现时的位置正好在拍摄范围之内，但铁路警方称没有拍下什么。

　　深圳海事局原黨组书记林嘉祥涉嫌猥亵女童案中，深圳警方称，现场监控摄像头录到的内容中，未发现林嘉祥有猥亵的举动。对于厕所门口关键录像的缺失，深圳警方解释的原因是硬盘损坏所导致。

　　2月29日，江西鄱阳县发生了一起十几个荷枪实弹的警察枪杀报警人案件。据说事发现场也装有摄像头，但事后却被鄱阳警方拆离，录像至今没有公布。

　　监控录像被执法者所掌控，即使录下了证据，还可以说成没有拍到，可以说成被损坏了，或者干脆拆除说没有。

　　监控录像成了关键证据后，为何会莫明其妙出“毛病”？答案很简单，这些摄像头是为执法者而设立的。咋能让它成为指控执法者和官员违法犯罪的证据呢？

周正龙的伏法和刑不上大夫

从去年秋天开始，为了周老虎的是真，还是假？“挺周派”和“打假派”各持己见，群情激昂，在媒体上论战高潮迭起，余波荡漾，折腾了半年。“打假派”举证历历，却拿不出能够一锤定音的过硬证据。“挺周派”说得口气强硬，但也无法证明真有活老虎的存在。掌握公权力的专业行政官员未经核实却力挺周老虎，当地黨政领导和执法机构无故缺席，使本来很简单的一件查证核实事件演变成了一个轰动全世界的新闻大事件。周正龙信誓旦旦，要以他的脑壳担保他拍到的老虎是真。“打假派”心急火燎，恨不能发动一场大围剿，用吐沫淹死周正龙，让他尽快伏法。看来这场糊涂官司一时难了，真相难出。

　　然而突然峰回路转，在今年的四月，英明神武的执法机构终于出手了。他们不但在拍摄现场证实“虎照”的不可信，还在周正龙家找到了他搞翻拍的老虎图片，找到了木制的虎爪造假罪证，更找到了周正龙私藏弹药，足以治罪的赃物。这么一来，罪证确凿，周正龙人赃俱获，要去伏法了。不过话又要说回来，如果周正龙真的单枪匹马，为了诈取奖金，蓄意干下了这些勾当，他应该是一个颇具小聪明的乡间刁民，怎么会笨到如此大意？会拿这些会惹祸的实物证据都一起放在家里，等着执法人员一并拿获，轻而易举去治他的罪？

　　再说，既然执法人员只要到拍摄现场就可论证，只要追问周正龙即可得到全部罪证，那么一年前当“虎照事件”刚出现需要鉴定时，当地专业行政官员为什么不这样做？当地的黨政领导和执法人员为什么无故缺席，迟迟不出现？按照中國的黨政体制，当地的专业行政官员和执法人员都直接听命于当地的黨政一把手统一领导。让“虎照”上网，任由专业行政官员力挺，听凭媒体的炒作，以致发展成为一件轰动全世界的新闻大事件，当地的黨政第一把手有何难言之隐？周正龙翻拍的老虎图片是向邻家农户借来的，因此只需在邻近乡间稍加追问就会漏出马脚。这些当地的专业行政官员，为什么就是不去现场核实，甚至连追问一声都懒得问，就力挺？他们为什么敢如此胆大妄为？

　　有关部门搞出这场审判的目的，当然是想给社会一个交待。“虎照事件”闹得如此之大，成为了一个重大的社会事件，再不给一个清楚交代，会让各级地方政府颜面尽失，威信荡然无存。政法部门也无论如何要让周正龙伏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安抚“打假派”气势汹汹的民愤。然而，这回有关当局的“好心”却没有得到好报，还弄成了一个两面不得好，里外不是人。周正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山村农民猎户，“打假派”兴师动众，威风八面，结果掐死了这么一个乡间小人物，使他们觉得颜面无光，英雄无用武之地。英明神武的执法机构太能干了，周正龙太合作了，法院判得太迎合“打假派”的期待了，反而使“挺周派”觉得这场司法闹剧才是真的在弄虚作假。

　　按照法院的判决，周正龙犯下了欺骗罪，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诈取奖金和私藏弹药三大罪状。然而，判罪必须有法可依，有例可循，合乎逻辑，合情合理，才能服众。法官大人恐怕太急于想让周正龙伏法了，做出判决时忘了要多作一番逻辑推敲，即做出这些判决的根据是否可靠，理由是否牵强？一个既不会上网，又不具有摄影制作技巧，更不掌握媒体的乡间小民，想迎合有关县领导的需要，弄虚作假，声称自己拍到了华南虎，即使拿着小喇叭，叫破了喉咙也传不出几里地。如果有关当局能够及时做出查证核实，及时揭穿了周正龙的谎言，这只会是一个乡间笑话，应该只属于批评教育之列。

　　大家总还记得第二起“虎照门”事件吧？那位记者拿马戏团的老虎做了一个假新闻，很快就被揭穿了，他可被判了刑？难道作为一个穷乡僻壤的农民猎户周正龙的胡吹牛，要比一个专业记者利用媒体制造的假新闻还要严重得多？至于谎言被揭穿时间的长短掌握在执法部门和有关领导的重视程度，而不在周正龙。如果要说起所造成的社会影响问题，那就要问这些地方上的各级专业行政干部为什么会这么好骗？他们为什么不及时做查证核实，就迫不及待把“虎照”贴上网，还毫不犹豫试图证明“虎照”是真？

　　光靠周正龙无法造成这么大的社会影响，是这些专业行政干部利用了公权力散布和扩大了“虎照”的社会影响，是“虎照”迟迟得不到查证核实，是媒体的跟踪报道和炒作使“虎照”成了重大社会事件。因此，周正龙面对媒体牛皮越吹越大，欺骗了社会大众是事实，但是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这笔帐不应该简单地算在周正龙的头上。真正应该承担此社会责任的是上网扩散了虎照，并以政府有关专业行政官员的身份，为虎照是真作担保的人和听任“虎照门”事件越闹越大，又迟迟不出手的当地黨政一把手和执法机构有关官员。

　　要说起周正龙的第二条罪状，即诈取奖金罪，就更不好说了。奖金是县政府有关部门颁发的，而不是周正龙可以随意诈取的。县政府有关专业行政部门确认周正龙拍的“虎照”是真，上门送上了2万元奖金，这是政府行为。周正龙虽然承认听人说起过，拍了“虎照”会有奖金，却没有主动申请过。县政府既然事先并没有发布过悬赏2万元拍一张“虎照”的公告，何来周正龙诈取奖金之说？至于要说第三条的私藏弹药罪，此罪算来应该是最硬气的。然而，如果说这些弹药是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专业“搜虎队”在搜山时留下的，周正龙只是贪小便宜捡来留作私用，这件事就又不好说了。

　　国家应该有十分明确的枪支和弹药的管理条例，首先应该追查的是这些专业“搜虎队”成员的随意丢弃弹药之罪。周正龙只是一个乡间农民猎户，因为贪小拣起了这些被违法丢弃的弹药，留作私用，构不成私藏弹药之罪。既然是猎户当然需要弹药，被查到拥有的弹药超量，只要能够明确说明这些弹药的来源，没收上缴就是了。如果周正龙的这些弹药既非偷来，又非抢来，更非走私所得，确实是因为有人丢弃而捡来的，此事只属于批评教育范畴，并不能构成犯罪。

　　综合上述分析，如果这些陈诉都成立，即使当地有关司法部门有强烈的意愿要惩处周正龙，也很难依法正式起诉和随意判决周正龙。因为这次“虎照门”事件的正主，应该是具有摄影，修改和制作技能的专业人士，是当地各级政府部门利用公权力扩大，散布，坚持“虎照”是真的专业行政官员和无故缺席，放任使“虎照”成为影响国际大事件的当地黨政第一把手和执法机构官员。整个“虎照门”事件涉案者仅仅是一个既不会上网，又不会摄影制作技巧，更不掌握政府公权力和媒体的周正龙一人，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黨纪处分和行政处分不能代替司法判决。在法律面前必须人人平等。既然认为只是被利用的一只小卒子周正龙，因为“虎照”事件触犯了法律，那么这个事件的主犯，怎么可以逃避司法的制裁？难道刑不上大夫的周礼，至今还在被沿用？

　　看来有关当局越是想象征性地惩处周正龙，达到安抚民心，让“虎照门”事件尽快平息下来，越是暴露出了现有的官本位体制官员玩忽法律，顽固坚持人治，为了应付上级和网民的压力，被动应对，胡作非为，无知，无能和滥权的本质。如果说经过了半年，到了今年四月当地黨政的一把手终于指示有关执法部门，去查证核实周正龙的“虎照”并得到了事实的真相。这说明执法机关轻易地揭穿了一起，乡间刁民周正龙伪造“虎照”和“虎爪印”，撒下了一个弥天大谎的恶性事件。

　　当地政府和执法机关就应该立即公布事实真相，追回给周正龙的2万元奖金，拘留追查他的做案动机，伪造过程，合谋参与者和利益共同体，以及赖以扩大社会影响的关系网。当地黨政负责人和执法机关更应该公开认真检讨政府有关专业行政部门和执法部门，为何不能及时查证核实，不作为的行政责任？追查是否有政绩和经济等各种利益的瓜葛和勾结？以及追究有关政府官员的玩忽职守，弄权和操弄媒体的刑事责任。

　　如果事实的真相表明，周正龙只是一个谎话连篇，不懂法，更不知天高地厚的乡间刁民，既非是造成极坏社会影响的正主，也靠不上诈取奖金，更套不上私藏弹药之罪，还没有达到触法的地步，当地政府就应该实事求是地做出处理。当地法官为了迎合上级和网民的压力，强行将周正龙治罪，实际是在添乱，帮倒忙。当地法官这样做的结果，是把所有涉及“虎照门”事件的政府官员和执法人员都抬上了烤炉，对照着周正龙不得不面临法律的检验。当地法官这样做的另一个结果显示，司法部门对权力和社会舆论的投降，根本就不存在依法判案，公平，公正，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说。

林松岭案/电视台编导承认拍下不完整录像

【星岛网讯】在哈尔滨林松岭案中，一段黑龙江电视台播放的录像曾使舆论发生倒戈，经查证，黑龙江电视台播放的这段录像源自当天新闻发布会警方公开的录像。在这段录像播出时，始终有一人以“这小子急了”，“这是我们的人”等话语解说，电视台编导称，负责解说的人员，是铁路警方一名警官。

>>传一名涉事警察已获释 涉事警察将负刑事责任 同事评价齐新是个好警察 死者家属称手机遭监听 警方否认剪掉镜头  律师称死者舌头咬断一截 证人说法 事件的一波三折 亲历者口述 细节曝光 网民态度分裂 哈尔滨官员回应

　　《南方周末》报道，在哈尔滨市糖果酒吧外，22岁的男青年林松岭10月10日晚和朋友们与6名警察发生口角直至冲突，斗殴中，林松岭死亡。

　　林松岭案10月25日尸检结束，针织品批发商林吉利在儿子的尸检初步结果上签了字。死者林松岭的舅舅和林家的律师全程旁观了尸检。“颅内有破损，心脏有伤，肺门破损，后第十三根肋骨骨裂”，尸检结束后，律师胡凤滨根据尸检初步结果告诉记者。

　　父亲林吉利“对尸检初步结果满意”，虽然正式结论可能还要数十天后才能得出，但他觉得，初步的检测已经能让他的儿子的“受害者”身份更加清晰。

　　这些天来一直处于新闻风口浪尖的林吉利，现在对“舆论”尤其在意，他总是会反复强调，自己只是个普通商人，亲戚里没有“高级干部”，而儿子林松岭也绝不是什么惹是生非的“衙内”。“舆论”成了这些天林吉利一家最大的困扰，被打死的儿子在网络上被演绎成“高官背景”，“有吸毒史”；而在一些网帖中看到评价林松岭“挑衅警察”甚至“该死”的字眼，则是林吉利最为伤心的时候。

　　这样的字眼，出现于那段不完整版糖果酒吧监控录像播出之后。这段录像正是导致舆论分化，争吵，乃至各种传言出现的最终源头。而这段录像的“及时”出现，并非偶然之举。www.stnn.cc

黑龙江电视台 “新闻夜航”编导承认，在哈尔滨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前的12日，他们受邀前往铁路公安局，在那里拍下了这段“不完整版”录像。

　　黑龙江省电视台“新闻夜航”栏目10月13日晚7点播出糖果酒吧监控录像，录像的主角正是死者林松岭，这个高个子年轻人显得非常激动，在画面中，他挑起争斗，反复主动攻击警察，在事情最终演变成一场群殴后，林松岭开始被警察们追打。录像到此戛然而止，在最后一个镜头中，林松岭跑出了监控画面。

　　录像播出，舆论大哗。网络上同情警察、谴责死者的声音迅速增加，并陆续曝出死者家背景深厚的传言，而就在几个小时前，舆论一边倒地把矛头指向警察。新的标题迅速出现：六警察打死林衙内，但一直没有人说出录像流出的真实源头。

　　根据编导最初的说法，13日播发的是当天新闻发布会警方公开的录像，“警方没有说可以拍摄，但也没有禁止”。但哈尔滨市公安局宣传处副处长于国辉极力否认这一说法，他说，13日发布会警方严格禁止了媒体录像，媒体播放的录像也绝对不是从哈尔滨市局流出。

　　在10月25日新闻发布会上，哈尔滨市公安局副局长卢洪喜首次指出：“第一次媒体播放的录像资料，是铁路警方向记者介绍案情的时候给记者播放的，不是办案机关正式向社会公布的录像。”

　　对此，“新闻夜航”编导终于承认，在哈尔滨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前的12日，他们受邀前往铁路公安局，在那里拍下了这段“不完整版”录像。

　　这段选择性播出的录像明显经过剪辑和加工，有画面的切换和红笔的标注。从专业的制作角度看，需要仔细的功夫和相当的技术水平。而这份录像的制作效率不可谓不高，从取证到制作，案件发生之后仅仅十几个小时，便在12日上午拿出。“铁警版”录像和“哈市公安局发布会版录像”区别何在？多位参加13日发布会的记者证实，发布会上播放的录像比“铁警版”多出一段。“铁警版”仅仅到林松岭被追打进死角就截止，而“发布会版”中，林松岭和他的朋友们最后被警察围攻。www.stnn.cc

在10月1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哈市公安局副局长卢洪喜说：“媒体公布的现场视频资料和公安机关掌握的现场视频资料是一致的，没有经过任何拼凑和剪辑。”

　　但一周后，警方却向外公布了完整版录像，与之前流出的录像不仅多出了后边警察围攻追打5分钟段落，还多出了事件发生前的近六分钟段落。

　　对于“铁警版”录像，当事人之一、林松岭的朋友车亮如此评价，“只看到我们打人，没看到我们被打”，但录像的威力巨大，舆论被瞬间扭转，包括死者林松岭在内，学生们成了“开豪车，惹是非”的“衙内”。

　　但对于“铁警版”录像的流出，哈尔滨铁路公安局宣传处工作人员拒绝回答的质疑，拒绝透露当时播放视频的细节，对于事发后第一天便透露录像是否违反保密规定的问题，他的回答是“不知道”。

　　根据完整版的录像，在林松岭最后击打齐新时，齐新的同伴正在围攻林松岭的同学杨森。混乱中，林松岭接近齐新，再次向齐新面部击打两下，这彻底激怒了警察，警察们包围了林松岭，一个警察从后边冲上去，击打了林松岭的后脑，这下打得很结实，林松岭一个趔趄，开始奋力想逃出包围，甚至从被抓住的衣服中褪出来，光着上半身向酒吧门外左侧的死角中跑出去。

　　完整版录像中，林松岭跑出画面后，在死角里并没有呆多久，又跑向酒吧远处大直街方向，但很快被至少三名警察追上，随后被围在中间群殴，稍后又有一到两名警察从酒吧门口赶过去，参与围攻。“就是拿脚踢”，林松岭的朋友车亮回忆。不过一两分钟，林松岭躺倒在地。

　　林松岭的朋友、当事人之一车亮回忆，打起来之后，学生们明显不是警察的对手，他和林松岭开始逃跑，但林松岭在街角处被追上，他“是学足球专业的，跑得快”，逃过了追打。逃出一段路之后，车亮又绕回林松岭被打倒处，刚看了两眼，警察们冲过来抓住了他，“一个人从后面一脚就把我踢跪下了”。

　　最后，六个警察把杨森、车亮、潘兴等人集中到林松岭躺倒的位置附近，要求杨森和潘兴保持半蹲或者跪的姿势，直到110赶到现场。

　　在被带上去派出所的车前，车亮从人缝里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林松岭——上身赤裸，歪斜地躺着，“一点儿活气儿都没有”。那是他最后一次看见自己的朋友。

刘军宁：要公告，不要上报！

——从三鹿奶粉看行政国家

　　“经国家处理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领导小组事故调查组调查：三鹿集团公司主要负责人涉嫌犯罪，石家庄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对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未及时上报，处置不力。在2007年12月至2008年8月2日的8个月中，三鹿集团公司未向石家庄市政府和有关部门报告，也未采取积极补救措施，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三鹿集团公司主要负责人涉嫌犯罪已被刑事拘留，石家庄市政府2008年8月2日接到三鹿集团公司关于三鹿牌奶粉问题的报告后，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直至9月9日才向河北省政府报告三鹿牌奶粉问题。调查表明，8月2日至9月8日的38天中，石家庄市委、市政府未就三鹿牌奶粉问题向河北省委、省政府做过任何报告，也未向国务院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报告，违反了有关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报告的规定。”

　　上面这段文字引自国家处理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领导小组事故调查组公布的调查结果。调查组把毒奶粉事件归咎于三鹿公司和石家庄市政府没有即时“上报”，违反了“上报”制度。这就引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一个企业的产品质量出了严重问题，要向政府上报，而不向消费者报告？谁是企业的上方，是消费者，还是政府？为什么不允许企业先向消费者公告并即时召回缺陷产品，再同时向政府上报？

　　一级政府辖内的企业出了威胁生命健康的产品质量问题，为什么政府只走漫长的上报之路，而不通知正在或可能消费该产品的公民？

　　若按照上报制度一级级上报，上报到哪一级为止？是上报到国务院，还是上报到政治局？是上报到政治局常委会，还是上报执政黨的最高领导核心？

　　如果企业和地方政府无权将有害产品公布于众，那么，哪一级权力机构有权这样做，是政府部门，还同级黨组织？

　　有害产品一旦进入流通领域，就每时每刻威胁公民的生命健康，而从最基层的企业到最高权力中枢要穿越漫长的官僚机构，三鹿事件的上报路程，从去年12月到今年9月，耗时十个月。这样的上报制度如何克服低效的官僚制度、复杂的政治顾虑、巨大的经济得失，来在第一时间终结有害产品对公民的威胁？

　　鉴于上报制度不能回答上述问题，那么，把食品安全交付给上报制度，对这样的制度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可能的完成的使命。

　　依我看，上报制度最大的问题，是在这样的制度中没有公民的位置。我们举目望去，不见公民的踪影。取公民而代之的是含糊不清的、无穷无尽的上级，上级，上级！

　　在这样的上报制度中，企业对政府负责，而不是对消费者负责。作为行政部门的政府只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公民负责。这样，企业行为和政府行为都行政化了。上报制度表明，行政国家的本质是一切服从于政府与上级的需要，而不是公众与消费者的需要。

　　中國是一个公民没有地位的行政国家，行政国家的本质是无限政府。无限政府表面上承担无限责任，实际上是什么也没有承担。监督本来没有行政的事，结果变成只是行政的事。在这样的行政国家中，只有黨务与行政，国家的立法、司法职能，社会中的行业协会与消费者团体，形同虚设。在这次毒奶粉事件中，我们没看到从石家庄到国家级的立法机构有任何作为，没有看到司法机关对相关企业采取任何法律行动，我们看不到行业协会在预防毒奶中的作用，看不到消费者协会在维护受害消费者利益方面的作为。行政国家用对官员的行政问责来代替对企业的司法问责。仅仅靠罢官不能从根本改变不能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的的制度。官员有很长的后备队伍，罢官免职只是给排队者提供了机会，并未改变制度。书记倒了，副书记高兴，市长倒了，副市长高兴。

　　一个国家的正常运转，取决于立法、司法、行政三个部门之间的相互獨立，相互制衡。在行政国家，只有高高耸立的行政部门。在行政国家，食品、药品安全的监管机构常常是食品、药品不安全的受益者。每次灾难性的事件，都是增加预算，提高级别，扩大编制，集中权力的天赐良机。不信吗？看看下面坊间流传的幽默而忧伤的短信手机段子：不信吗？

　　其一：中國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学扫盲，从大米里我们认识了石蜡，从火腿里我们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辣椒酱里我们认识了苏丹红，从火锅里我们认识了福尔马林，从银耳、蜜枣里我们认识了硫磺，从木耳中认识了硫酸铜，今天三鹿又让同胞知道了三聚氰胺的化学作用。外国人喝牛奶结实了，中國人喝牛奶结石了。

　　其二：三鹿事件最新报道：目前国家把责任推给三鹿，三鹿把责任推给奶农，奶农把责任推给奶牛，警方正在全力抓捕不法奶牛。据报道，责任奶牛已携二奶潜逃，仅捕获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牛群。目前母牛情绪稳定。据最新消息，水牛和蜗牛已经通过半岛电视台发表声明表示对此事负责。

　　可见，行政国家把中國变成了食品乃至消费品最不安全的国家。而上报制度又把追究责任变成闹剧。行政国家下监督制度只能提供一种虚假的安全感，给公民一种错觉，以为得到了政府的保护。

　　如果公民在国家的食品安全中没有位置，食品的安全就没有保障。有上报制度和行政国家就没有食品安全。各级政府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公民负责，这说明，各级政府的权力是来自上级，而不是作为选民的公民。因此，中國食品安全的前途在于从只对上级负责行政国家专向对作为选民的公民负责的代议民主国家。

　　要公告，不要上报！要代议民主，不要行政国家！

　　作者:刘军宁

我们的政府为何可恶？

　　首先，必须旗帜鲜明地指出，政府是拿来批评的，不是拿来供着的，开动花纳税人的钱而自办的宣传机器自我表扬更是可耻的，批评政府是民众天然不可让渡的权利。可惜的是，六十年来，这样的思路成形已久，官方不仅自我大上“伟光正”的油彩，而且借颠覆国家政权来打压对政府的批评者。不少民众以为政府是拿来理解甚至是供着的，是拿来仰望和感恩的，即令民众心实怨恨，但不敢公开批评并且据实以陈。如此恶性循环，官民共同完成了一个关于政府常识的神话，从而达致民众低福利，而政府官员高收益，民众受高度压迫和盘剥实深的社会格局。

　　政府包括我们的政府不可爱是天然的，但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可恶呢？且听我慢慢道来。李敖说我不骂你是王八蛋，但我要证明你是王八蛋。同理，我不会只骂政府可恶（当然即便骂也是我不可让渡的权利），而是用事实和批评来证明政府的确可恶。有许多做法，一看就很愚蠢，却自以为得计，真是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政府不思议的自以为得计，积累下的怨恨，以为睁眼不见，作驼鸟状，便可以解决问题，实则大谬不然。以下便举数端政府可恶之处加以伸说，欢迎各位包括官员以及政府回应与批评。

　　一：不要认为你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人權是普世价值，不会因为国家、种族、贫富悬殊而有所改变。不管你是什么样制度，你自吹优越于别的制度与否，人權总是不可侵犯的。比如胡佳因七篇文章批评政府而入狱，当然会激起世界关注人權的人高度反弹，颁给他萨哈罗夫奖可谓名至实归。外交部虽然没有愚蠢地抛出“伤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这样的低级笑谈，但还是动辄以干涉内政和反華的陈辞滥调来应对，以为民众的智商和信息判断还生活在毛时代，这是人们把外交部当成中國谎话撒播基地的一个原因。老百姓都把你当猴耍，你却在那里做令人可恶的表演，人们对戈倍尔、萨哈夫的嘲笑时刻都可以安在你们身上。

　　二：学会说人话的技巧。几十年来，政府一直拿大，从没有把民众放在眼里，虽然口上和报刊中时刻提到“人民群众”几字，那是为了忽悠起人民群众利益来比较方便。因此政府官员习惯于假大空，习惯于给群众作指示下命令，习惯于“老子说的就是正确”，容不得半点反对，容不得别人据实之批驳，听不进不同意见，更不考虑讲话的技巧。政府的发言人和官员，请你学会讲话的技巧，比如三聚氰胺在食品占多少比例是对人体不会出问题的，政府该怎么说这个问题？应该说我们也主张想坚持零容忍，但我们的现实环境和制度有很多漏洞，有待改善，那么我们将从以下哪些方面来改善并保证其实施，如不能实施将会怎么样？而不是说吃多少是可以接受的，吃多少是没有害的，吃多少是人体的下线。吃有害的东西，无论吃多少都是不可接受的，不能被认为是正常的。政府和官员在这点应该知道你处在这个位置如此说，是绝对的政治不正确。比如最近的大实蝇，政府官员就不能说，你可以放心地吃大胆吃，大实蝇吃了对人体是没有害的。你说的是实话，对人体是没有害，但中國人没有退化（或者是进化？）到见虫子都喜欢，把它视为山珍海味的地步。要知道，我们的吃文化对特定的昆虫除了少部分地区有一定的喜好外，其他地方没有谁见食品里有虫子，会吃得下去的。政府应该说大蝇是没有害，但的确有虫子就是伤害了大家，应该将所有大实蝇的桔子不准上市，上市即罚。至于果农的损失，一方面应让市场和法律来解决，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做出一定的政策性补偿，而非直接税贴。

　　三：余含泪式的人物为何讨厌？政府不会说话，是他说了不负责任的话，与自己身份不相称的话，说了政治不正确的话，那当然应该受到批评。同理一些公共人物和院士应该注意到民众为何痛恨你所说的话。人们在悲痛中，自己的子女都死了，还要叫别人以所谓大局为重，这到底是谁的大局（这些民众的大局就是孩子死了，要追讨说法、公道以及相关的赔偿）？没有什么虚幻的大局，只有每个人组成的所谓大局。在这种情形下，余含泪式的讲话，王做鬼式的胡诌，民众不反感才怪。我们很多时候嘲笑美国人到处都在讲政治正确，公开不能说“黑鬼”（私下说虽然不正确，那是私德），那么公开骂黑人为黑鬼，那一定会受到谴责，这种政治正确是很有必要的。而在我们这里有的人以公开说这种政治不正确的话为能事，一些皇（大）汉民族主义者和一些少数民族极端分子都如此。

　　四：实然与应然的关系。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应该分清实然与应然的关系。举大实蝇为例，说大实蝇没有害是描述事实，但人们不习惯于水果里有虫子（那不像汤里的佐料，何况有人也喜欢原汤），更不习惯于直接食大蝇，国人没有食用大实蝇的传统，所以含大实蝇的水果应该一个不留地处理掉。这才是政府的官员和科学家出来发表公共话题时应有的态度。换言之，实际如此，不表明应该如此。像陈君石一样的科学家说话为什么惹人讨厌，不是说他说的完全错，而是他所处的知识位置（院士），他的专家地位和公共知名度，使其他应该怎么样说话，那绝不可以胡来的。陈君石你发表科学报告，说大实蝇对人体无害，那是对的；但你出来对公众发表讲话，那不是做科学报告，还有一个公共适应和社会诸种习惯问题。即你在实验室是研究科学，但你在发表与科学有关的公共问题时，就不纯然是个科学问题，还牵涉着其间的社会问题，以及公共接受度的问题。除非你说我只能说大实蝇对人体没有危害，至于怎么处理那是政府的事。但陈君石这样的人他会忍不住越位，越位而谈及怎么处理大实蝇水果，那就涉及到公共政策了。公共政策非其所长却非要说，其说符合政府要求的胃口与头脑，而非民众所能接受，那当然要接受公众的批评、质疑了。

　　五：怎么只会是不法分子？前天公布了海协会通过海基会表达大陆一部分奶粉中所含的三聚氰胺对台湾人民的危害，因而道歉。道歉的内容简短、生硬不说，单是把三聚氰胺在大陆诸种食品（现在查出蛋等）中的泛滥只归结为不法分子，这不仅侮辱台湾人的智商，也是对大陆民众的公然漠视。中國官方搞两套标准由来已久，对国外的食品严加管制（当然也还是出了少量问题），开奥运时特供奶特供猪，不一而足。对客人应有如此标准，我们没有话说。但对自己的民众也应如此才行，这是一个不可更易的前提。把自己民众视为贱民，视为不能与外国人享受同等待遇，同时还不能与被视为同胞的台湾人享受同等的待遇，这是对大陆民众的公然漠视。对台湾人官方还会用个“不法分子”的不像样子的公函来道歉，但对中國大陆的人，官方何时具文公开道过歉？视自己民众为贱民的政府，必将为这样的看法付出代价。可惜他们似乎不愿正视此点。

　　六：不能把说蠢话当成背讲话稿。我认为不少官员都把讲一看就是愚蠢的话，当成自己职场官场训练的一部分，当然中國的官场就是如此训练的，因为只要上峰满意，民众一看就愚蠢有什么关系。唐家璇说中國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人權，就是为了官方的政治正确，以及自己的官帽而说一看就蠢的话。对这种蠢话自以为得计，其实就是增加民众对政府的怨恨与漠视。不尊重民众的智商不尊重他们的人格，必然会因此而付出代价。但不幸的是，许多官员习以为常，他们把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下所讲的蠢话，下级官员对他的微笑以及频频点头，民众在恐惧和不知情的情形下对他们的被动认同，视为理所当然，进而视民众为当然之愚民，这样的官员和政府不仅是让民众讨厌和怨恨的问题，最后必将为民众所抛弃。一个由撒谎的官员所组成的政府由于逐渐丧失其公信力，被民众抛弃是迟早的事，我们只是希望这种抛弃不流血而只是票决而已。

　　2008年10月29日8：48分于成都

　　作者:冉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