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要公告，不要上报！

——从三鹿奶粉看行政国家

　　“经国家处理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领导小组事故调查组调查：三鹿集团公司主要负责人涉嫌犯罪，石家庄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对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未及时上报，处置不力。在2007年12月至2008年8月2日的8个月中，三鹿集团公司未向石家庄市政府和有关部门报告，也未采取积极补救措施，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三鹿集团公司主要负责人涉嫌犯罪已被刑事拘留，石家庄市政府2008年8月2日接到三鹿集团公司关于三鹿牌奶粉问题的报告后，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直至9月9日才向河北省政府报告三鹿牌奶粉问题。调查表明，8月2日至9月8日的38天中，石家庄市委、市政府未就三鹿牌奶粉问题向河北省委、省政府做过任何报告，也未向国务院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报告，违反了有关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报告的规定。”

　　上面这段文字引自国家处理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领导小组事故调查组公布的调查结果。调查组把毒奶粉事件归咎于三鹿公司和石家庄市政府没有即时“上报”，违反了“上报”制度。这就引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一个企业的产品质量出了严重问题，要向政府上报，而不向消费者报告？谁是企业的上方，是消费者，还是政府？为什么不允许企业先向消费者公告并即时召回缺陷产品，再同时向政府上报？

　　一级政府辖内的企业出了威胁生命健康的产品质量问题，为什么政府只走漫长的上报之路，而不通知正在或可能消费该产品的公民？

　　若按照上报制度一级级上报，上报到哪一级为止？是上报到国务院，还是上报到政治局？是上报到政治局常委会，还是上报执政黨的最高领导核心？

　　如果企业和地方政府无权将有害产品公布于众，那么，哪一级权力机构有权这样做，是政府部门，还同级黨组织？

　　有害产品一旦进入流通领域，就每时每刻威胁公民的生命健康，而从最基层的企业到最高权力中枢要穿越漫长的官僚机构，三鹿事件的上报路程，从去年12月到今年9月，耗时十个月。这样的上报制度如何克服低效的官僚制度、复杂的政治顾虑、巨大的经济得失，来在第一时间终结有害产品对公民的威胁？

　　鉴于上报制度不能回答上述问题，那么，把食品安全交付给上报制度，对这样的制度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可能的完成的使命。

　　依我看，上报制度最大的问题，是在这样的制度中没有公民的位置。我们举目望去，不见公民的踪影。取公民而代之的是含糊不清的、无穷无尽的上级，上级，上级！

　　在这样的上报制度中，企业对政府负责，而不是对消费者负责。作为行政部门的政府只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公民负责。这样，企业行为和政府行为都行政化了。上报制度表明，行政国家的本质是一切服从于政府与上级的需要，而不是公众与消费者的需要。

　　中國是一个公民没有地位的行政国家，行政国家的本质是无限政府。无限政府表面上承担无限责任，实际上是什么也没有承担。监督本来没有行政的事，结果变成只是行政的事。在这样的行政国家中，只有黨务与行政，国家的立法、司法职能，社会中的行业协会与消费者团体，形同虚设。在这次毒奶粉事件中，我们没看到从石家庄到国家级的立法机构有任何作为，没有看到司法机关对相关企业采取任何法律行动，我们看不到行业协会在预防毒奶中的作用，看不到消费者协会在维护受害消费者利益方面的作为。行政国家用对官员的行政问责来代替对企业的司法问责。仅仅靠罢官不能从根本改变不能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的的制度。官员有很长的后备队伍，罢官免职只是给排队者提供了机会，并未改变制度。书记倒了，副书记高兴，市长倒了，副市长高兴。

　　一个国家的正常运转，取决于立法、司法、行政三个部门之间的相互獨立，相互制衡。在行政国家，只有高高耸立的行政部门。在行政国家，食品、药品安全的监管机构常常是食品、药品不安全的受益者。每次灾难性的事件，都是增加预算，提高级别，扩大编制，集中权力的天赐良机。不信吗？看看下面坊间流传的幽默而忧伤的短信手机段子：不信吗？

　　其一：中國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学扫盲，从大米里我们认识了石蜡，从火腿里我们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辣椒酱里我们认识了苏丹红，从火锅里我们认识了福尔马林，从银耳、蜜枣里我们认识了硫磺，从木耳中认识了硫酸铜，今天三鹿又让同胞知道了三聚氰胺的化学作用。外国人喝牛奶结实了，中國人喝牛奶结石了。

　　其二：三鹿事件最新报道：目前国家把责任推给三鹿，三鹿把责任推给奶农，奶农把责任推给奶牛，警方正在全力抓捕不法奶牛。据报道，责任奶牛已携二奶潜逃，仅捕获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牛群。目前母牛情绪稳定。据最新消息，水牛和蜗牛已经通过半岛电视台发表声明表示对此事负责。

　　可见，行政国家把中國变成了食品乃至消费品最不安全的国家。而上报制度又把追究责任变成闹剧。行政国家下监督制度只能提供一种虚假的安全感，给公民一种错觉，以为得到了政府的保护。

　　如果公民在国家的食品安全中没有位置，食品的安全就没有保障。有上报制度和行政国家就没有食品安全。各级政府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公民负责，这说明，各级政府的权力是来自上级，而不是作为选民的公民。因此，中國食品安全的前途在于从只对上级负责行政国家专向对作为选民的公民负责的代议民主国家。

　　要公告，不要上报！要代议民主，不要行政国家！

　　作者:刘军宁

我们的政府为何可恶？

　　首先，必须旗帜鲜明地指出，政府是拿来批评的，不是拿来供着的，开动花纳税人的钱而自办的宣传机器自我表扬更是可耻的，批评政府是民众天然不可让渡的权利。可惜的是，六十年来，这样的思路成形已久，官方不仅自我大上“伟光正”的油彩，而且借颠覆国家政权来打压对政府的批评者。不少民众以为政府是拿来理解甚至是供着的，是拿来仰望和感恩的，即令民众心实怨恨，但不敢公开批评并且据实以陈。如此恶性循环，官民共同完成了一个关于政府常识的神话，从而达致民众低福利，而政府官员高收益，民众受高度压迫和盘剥实深的社会格局。

　　政府包括我们的政府不可爱是天然的，但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可恶呢？且听我慢慢道来。李敖说我不骂你是王八蛋，但我要证明你是王八蛋。同理，我不会只骂政府可恶（当然即便骂也是我不可让渡的权利），而是用事实和批评来证明政府的确可恶。有许多做法，一看就很愚蠢，却自以为得计，真是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政府不思议的自以为得计，积累下的怨恨，以为睁眼不见，作驼鸟状，便可以解决问题，实则大谬不然。以下便举数端政府可恶之处加以伸说，欢迎各位包括官员以及政府回应与批评。

　　一：不要认为你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人權是普世价值，不会因为国家、种族、贫富悬殊而有所改变。不管你是什么样制度，你自吹优越于别的制度与否，人權总是不可侵犯的。比如胡佳因七篇文章批评政府而入狱，当然会激起世界关注人權的人高度反弹，颁给他萨哈罗夫奖可谓名至实归。外交部虽然没有愚蠢地抛出“伤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这样的低级笑谈，但还是动辄以干涉内政和反華的陈辞滥调来应对，以为民众的智商和信息判断还生活在毛时代，这是人们把外交部当成中國谎话撒播基地的一个原因。老百姓都把你当猴耍，你却在那里做令人可恶的表演，人们对戈倍尔、萨哈夫的嘲笑时刻都可以安在你们身上。

　　二：学会说人话的技巧。几十年来，政府一直拿大，从没有把民众放在眼里，虽然口上和报刊中时刻提到“人民群众”几字，那是为了忽悠起人民群众利益来比较方便。因此政府官员习惯于假大空，习惯于给群众作指示下命令，习惯于“老子说的就是正确”，容不得半点反对，容不得别人据实之批驳，听不进不同意见，更不考虑讲话的技巧。政府的发言人和官员，请你学会讲话的技巧，比如三聚氰胺在食品占多少比例是对人体不会出问题的，政府该怎么说这个问题？应该说我们也主张想坚持零容忍，但我们的现实环境和制度有很多漏洞，有待改善，那么我们将从以下哪些方面来改善并保证其实施，如不能实施将会怎么样？而不是说吃多少是可以接受的，吃多少是没有害的，吃多少是人体的下线。吃有害的东西，无论吃多少都是不可接受的，不能被认为是正常的。政府和官员在这点应该知道你处在这个位置如此说，是绝对的政治不正确。比如最近的大实蝇，政府官员就不能说，你可以放心地吃大胆吃，大实蝇吃了对人体是没有害的。你说的是实话，对人体是没有害，但中國人没有退化（或者是进化？）到见虫子都喜欢，把它视为山珍海味的地步。要知道，我们的吃文化对特定的昆虫除了少部分地区有一定的喜好外，其他地方没有谁见食品里有虫子，会吃得下去的。政府应该说大蝇是没有害，但的确有虫子就是伤害了大家，应该将所有大实蝇的桔子不准上市，上市即罚。至于果农的损失，一方面应让市场和法律来解决，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做出一定的政策性补偿，而非直接税贴。

　　三：余含泪式的人物为何讨厌？政府不会说话，是他说了不负责任的话，与自己身份不相称的话，说了政治不正确的话，那当然应该受到批评。同理一些公共人物和院士应该注意到民众为何痛恨你所说的话。人们在悲痛中，自己的子女都死了，还要叫别人以所谓大局为重，这到底是谁的大局（这些民众的大局就是孩子死了，要追讨说法、公道以及相关的赔偿）？没有什么虚幻的大局，只有每个人组成的所谓大局。在这种情形下，余含泪式的讲话，王做鬼式的胡诌，民众不反感才怪。我们很多时候嘲笑美国人到处都在讲政治正确，公开不能说“黑鬼”（私下说虽然不正确，那是私德），那么公开骂黑人为黑鬼，那一定会受到谴责，这种政治正确是很有必要的。而在我们这里有的人以公开说这种政治不正确的话为能事，一些皇（大）汉民族主义者和一些少数民族极端分子都如此。

　　四：实然与应然的关系。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应该分清实然与应然的关系。举大实蝇为例，说大实蝇没有害是描述事实，但人们不习惯于水果里有虫子（那不像汤里的佐料，何况有人也喜欢原汤），更不习惯于直接食大蝇，国人没有食用大实蝇的传统，所以含大实蝇的水果应该一个不留地处理掉。这才是政府的官员和科学家出来发表公共话题时应有的态度。换言之，实际如此，不表明应该如此。像陈君石一样的科学家说话为什么惹人讨厌，不是说他说的完全错，而是他所处的知识位置（院士），他的专家地位和公共知名度，使其他应该怎么样说话，那绝不可以胡来的。陈君石你发表科学报告，说大实蝇对人体无害，那是对的；但你出来对公众发表讲话，那不是做科学报告，还有一个公共适应和社会诸种习惯问题。即你在实验室是研究科学，但你在发表与科学有关的公共问题时，就不纯然是个科学问题，还牵涉着其间的社会问题，以及公共接受度的问题。除非你说我只能说大实蝇对人体没有危害，至于怎么处理那是政府的事。但陈君石这样的人他会忍不住越位，越位而谈及怎么处理大实蝇水果，那就涉及到公共政策了。公共政策非其所长却非要说，其说符合政府要求的胃口与头脑，而非民众所能接受，那当然要接受公众的批评、质疑了。

　　五：怎么只会是不法分子？前天公布了海协会通过海基会表达大陆一部分奶粉中所含的三聚氰胺对台湾人民的危害，因而道歉。道歉的内容简短、生硬不说，单是把三聚氰胺在大陆诸种食品（现在查出蛋等）中的泛滥只归结为不法分子，这不仅侮辱台湾人的智商，也是对大陆民众的公然漠视。中國官方搞两套标准由来已久，对国外的食品严加管制（当然也还是出了少量问题），开奥运时特供奶特供猪，不一而足。对客人应有如此标准，我们没有话说。但对自己的民众也应如此才行，这是一个不可更易的前提。把自己民众视为贱民，视为不能与外国人享受同等待遇，同时还不能与被视为同胞的台湾人享受同等的待遇，这是对大陆民众的公然漠视。对台湾人官方还会用个“不法分子”的不像样子的公函来道歉，但对中國大陆的人，官方何时具文公开道过歉？视自己民众为贱民的政府，必将为这样的看法付出代价。可惜他们似乎不愿正视此点。

　　六：不能把说蠢话当成背讲话稿。我认为不少官员都把讲一看就是愚蠢的话，当成自己职场官场训练的一部分，当然中國的官场就是如此训练的，因为只要上峰满意，民众一看就愚蠢有什么关系。唐家璇说中國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人權，就是为了官方的政治正确，以及自己的官帽而说一看就蠢的话。对这种蠢话自以为得计，其实就是增加民众对政府的怨恨与漠视。不尊重民众的智商不尊重他们的人格，必然会因此而付出代价。但不幸的是，许多官员习以为常，他们把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下所讲的蠢话，下级官员对他的微笑以及频频点头，民众在恐惧和不知情的情形下对他们的被动认同，视为理所当然，进而视民众为当然之愚民，这样的官员和政府不仅是让民众讨厌和怨恨的问题，最后必将为民众所抛弃。一个由撒谎的官员所组成的政府由于逐渐丧失其公信力，被民众抛弃是迟早的事，我们只是希望这种抛弃不流血而只是票决而已。

　　2008年10月29日8：48分于成都

　　作者:冉云飞

毒奶案被拒动摇法制 众学者剖析悲剧成因

中国一名被禁止代理“毒奶案”的律师星期二批评政府在毒奶粉问题上层层设卡，动摇了公众对法律的信任基础。另一方面，中国的三聚氰胺原料继续流向国外，日本和韩国发现食品加工原料含毒。学者分析毒奶案成因之一，是当局为稳定城市而对农产品严厉和苛刻的价格限制。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报道

中国毒奶粉事件仍在持续，一方面大陆受害者家属要求奶粉生产者赔偿，但被当局禁止；另一方面，在北京答应要帮助赔偿的外国，多国卫生部门又在中国进口的食物或食品添加剂中，发现三聚氰胺。据日本共同社星期一晚报道，日本的意式餐厅连锁店萨莉亚当天宣布，在日本东北和关东地区店铺卖出的比萨薄饼中，一部分原料中混入了微量三聚氰胺。源头是中国广东省制造的5.7吨冷冻比萨饼底，进口商是东京都大田区的食品公司。

另据韩国朝鲜日报星期二报道，该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厅表示，在今年9月份进口的中国产食品添加剂“碳酸氢铵”中检测出三聚氰胺，20吨产品中，0.5吨已制成食品出售。

而在中国，律师因对肾结石受害者爱莫能助，十分感叹。一名被禁受理“毒奶案”的律师表示：“我们国家的司法，完全就不独立，不独立就缺乏公正性，她（政府）老想护自己的短处，现在这个问题上层层设卡，动摇了公众对法律的信任基础。实际上，这点本身比三鹿事件还要可怕，受害者家属将来怎么相信法律？这是我们国家的悲哀”。

不过毒奶粉事件，也让大陆受害者更加团结，他们决定将这场诉讼进行到底。一名南京的肾结石患者张姓家长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们这个群体将不离不弃。

记者：您也很赞成在美国请律师？
家长：这都和群（维权群体）里所有的人一样，我们不离不弃。我们肯定会紧紧抱在一起，走到最终，不管成功与否，肯定是要有说法。

对于卫生部设定三聚氰胺在奶制品中的限定值，民众的反应是否定的，但民众不能做主。不过，受害者请美国律师为他们打官司，他们暂时还做得了主。奶粉维权团体发起人刘先生表示：“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齐心协力，至始至终地团结起来，把这个事情做好”。而官方会有何反应，海内外正密切关注。

星期二香港苹果日报黄伟国的评论认为，不能将毒奶惨剧归咎于民族性，那样就客观上让统治阶级和利益集团得以卸下责任。评论还引述作家孔捷生分析毒奶惨剧成因时说，中国政府为了保持城市“稳定”，对农产品实行严格的价格限制。肇祸的三鹿奶粉仅售18元一包，由纯牛奶生产的奶粉，光成本也不止18元了，为了不致亏本，奶农和生产商往奶里掺水，再添加蛋白粉、蛋白精等，以求在质检中过关。而地方政府为了税收和政绩，有纵容企业造假嫌疑。但中央政府呢？推出令农民和企业喘不过气的格价管制，难道竟没预见民间有各种造假手段吗？问题是，城市动乱比农村动乱危险得多，保持城市稳定已成为政策重中之重，有需要时便牺牲农民。这本是几十年来的主流政策。

学者焦国标在《回望农民》一书中则称，农民每天经历的就是粮管所打白条、工商所乱罚款、乡长乱摊派、派出所乱抓人，官方行事从没有准则，这种环境能培养出信誉良好的老百姓吗？

中国人的生命不如美国的猫狗吗？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导，美国联邦法官希尔曼星期二（10月14日）作出的裁决：因宠物食品遭三聚氰胺污染而导致猫狗宠物死亡或生病的美国人将可获得2，400万美元赔偿。

　　眼下，无以数计的中國婴儿因使用三鹿等品牌奶粉中毒，超过5万名婴儿已经确诊受三聚氰胺影响，得了肾结石。官方公布至少有四名婴儿死亡。

　　现在，这种明显的毒害影响已经扩大到液体奶。食品安全已经影响到每个人，除了日常有权利和金钱使用“特供”者以外，没有家庭能够例外。

　　来自美国法庭的这则报道开始以震撼人心的力量挑战每一个中國普通民众，挑战那些伤心的受害者的神经：我们自己的国度，那些因此死亡，受伤，还在疾病折磨中苟延残喘的孩子，即便律师协助维权也被以种种方法，层层障碍阻止。征订我们的所有受害者求告无门的时候，地球另一端的美国法庭给受害的猫狗裁定了高额赔偿的判决。

　　这是怎样的一幅对比的图画。同是地球公民，不过社会体制不同而已，不过地处东西半球而已。一个号称文明大国，礼仪之邦的国家政府却不能对自己的后代否则，对那些毫无防护能力的婴幼儿给予呵护。那些天天被我们辱骂的美国人却为家养的猫狗开出了巨额的赔偿代价，以此来承担对生命的责任。

　　难道，我们国家的孩子真的不如美国的猫狗吗？

　　难道，一个国家的政府真的要以自己的推脱责任来证明自己的猫狗不如的地位吗？

　　这样的裁定无异于一个耳光，打在尚存的良知上。也打在一个国家，一个政府的脸上。

　　花费巨资，举办种种争面子的活动，开展种种花里胡哨的政绩工程，从奥运会到神七上天，虽然真真假假，但是，为了面子却是不争的事实。不过，当自己的孩子被毒害至此，仍然没有任何承担责任的意思，受到的待遇甚至不如另一个遥远国度的猫狗的时候。我们到底想用什么样的价值观让脸面生辉？

　　美国法庭在裁定受害的猫狗要得到高额的赔偿，我们的法律却开始制定牛奶含毒的合法性，规定所谓“标准”。两者对比是怎样的一幅漫画？

　　在别人清算害人要付出代价，害猫狗也要付出代价的时候，我们的法律却将害人合法化了。企业不赔偿，法律规定含毒标准，只要不致死就是合法的。至于死了的，谁知道你到底吃了什么？与我无关。

　　中國人的命贱，从地位到价值，不如美国的猫狗。

　　到底是什么缘故呢？

　　是因为不如猫狗的人在管理，治理，以至于武大郎开店，不能容忍体现更好的生命价值呢？还是所有的价值都被几个当权者代替了，别的人就成为了可有可无的陪衬了呢？

　　想不明白。

　　在大大的国度，在窄窄的“独家讲坛”上，能想明白的人恐怕不多。

　　对不起孩子，爸爸妈妈将你们生下来，似乎是犯了大错。居然没有能耐为你们争取到美国猫狗拥有的权利。

　　如果有一天，能像美国的猫狗一样，堂堂正正的做猫做狗，所有孩子也堂堂正正的做孩子，得到应有的呵护而不是毒害，如果偶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还有人帮忙说话，有法律条文裁定，那才算勉强过上人的日子。

　　这样的中國可以期待吗？

　　永远有多远，这个童话故事就可能有多远！远到几乎不敢期待的地步。呜呼！

　　2008年10月16日星期四

　　作者:董桄福

羊城晚报 公民没有任何义务为不法企业埋单

　　最近两周时间里，一场“问责风暴”迅速从山西蔓延到河北、河南、深圳甚至北京。不论是溃坝事件和奶粉事件的责任人，还是与矿难和大火相关的责任官员，都出现在问责的大名单里。应当说，这样的问责力度，前所未有。
　　但一众官员的“辞职”或“被免职”，不过是在官员“责权利相统一”原则之下的应有之义。官员绝不应是一只“铁饭碗”，官员的责任也绝不应止于一个公共职位的交出。相对于事故的被害人或其家属来说，对官员的行政处理并不构成多大的实质意义。他们更需要的是，损害赔偿。
　　在深圳“9·20”大火的善后中，当地政府表示将给每位死者家属补偿25万元，香港死者家属的补偿比照内地死者的标准统一执行。同时深圳龙岗区常务副区长钟新明告诉记者，这不是最终的赔偿，如果死者家属对此补偿不满，可以再向事故责任单位舞王俱乐部索赔。
　　深圳“9·20”大火中共有44人丧生，政府必须先行垫付1100万元，这笔钱到底为谁垫付？官方并没有直接回应。钟新明副区长只是表示，首先出台补偿方案是为安抚受害人家属，等调查结果出来后，政府会如数收回垫付资金。
　　换言之，政府的垫付并非“赔偿”，而只是为防止在赔偿问题迟迟未予解决的情况下，可能会引发的矛盾激发而事先采取的预防之道。从客观效果来看，先行到位的“垫付”确实可以起到安抚的效果。
　　但我们又必须防止政府的这一垫付成为最后的“支付”。在过去一些同类事故中，政府“垫付”“赔偿金”后，往往会有人用各种手段向受害人家属施压，禁止其再提出赔偿要求。不但事故责任方的民意赔偿责任可能被无端免除，政府官员因渎职而可能产生的经济处罚也多半凭空消失。到头来，还是纳税人为责任官员和责任企业埋了单。
　　在最近陆续发生的这些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及重大生产事故背后，政府“垫付”频频出现。因受“三鹿毒奶粉”影响的病患，现在是由医院免费接诊、免费检查、免费治疗。这些“免费”的背后，同样以公共财政为后盾。如果政府没有或不能在今后及时追偿，纳税人又将平白无故地充当一次“冤大头”。行政责任的承担，我们已经陆续看到了，民事责任的赔偿才刚刚拉开帷幕。如果相应的索赔将导致责任企业和承担责任的有关人员“倾家荡产”，政府没有任何理由来挽救或豁免这些理应为其无良行为付出代价的不法企业及有关责任人。一起质量事故导致企业破产或倒闭的例子在法治国家比比皆是，这是市场经济使然，也是依法治国使然。政府托大或荫蔽的企业是不可能具备起码的市场良心的。公众也不会答应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挽救一个不法企业。更何况，对于这些公共安全事故的发生，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同样有责任官员对此负有责任，他们除了被行政追究之外，也理应承担司法责任与赔偿责任。官员职务的免除只是官员责任体系当中的一环，而远不是全部。
　　当然，对于类似“三鹿毒奶粉”事件这样波及面大、受害者众的个案，我们有理由反思，也许企业破产倒闭也不足以对所有的受害者或其家属提供足够的赔偿。企业为化解这样的质量安全风险，理应具备产品质量保险意识，或通过行业协会联合起来建立风险基金，以应对因产品质量或重大事故造成大范围侵害的善后赔偿。作为社会管理者，政府理应推动这些制度的建立健全，而不是一味地“先行垫付”，并因此引发纳税人对公共财政不当支出的合法怀疑。无论如何，公民没有任何义务为不法企业的侵害行为埋单。（文/王琳）

三鹿为何先请示政府而不是先召回产品？

　　三鹿事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当一些消费者投诉食用三鹿奶粉出现肾结石后，三鹿集团不是立即召回产品或者公告天下，而是向石家庄市政府请示，一个多月后市政府又向河北省政府请示，又过了将近一周，三鹿才公开承认其产品中含有三聚氰胺。这个细节十分令人困惑，因为三鹿接到消费者报告后，为何要向地方政府请示而不是立即召回产品并向消费者广而告之呢？其实，这个疑问触及到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那就是，企业到底该对谁负责？ 
　　众所周知，在一个市场经济社会中，企业存在和发展的关键是消费者。没有消费者，一个企业无法立足，所以有“消费者是（企业的）上帝”之说。既然消费者是企业的上帝，掌握着企业的命运和生杀大权，那么企业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对消费者负责。如果一个企业不对消费者负责，它会立即被消费者抛弃，丧失立足之地。我们时常看到，当西方国家的一个企业出现了问题产品时，它会马上向消费者致歉并在第一时间广告天下，且迅速出台对消费者的补偿或者赔偿办法。因为该企业知道，如果不这样做，它很快就会失去消费者，进而轰然倒塌。我们从来不曾看到，该企业首先请示地方政府，然后逐级上报，直到某级政府定性，企业才肯表态。这说明什么？说明一个企业首先并且最重要的负责对象是消费者。
　　而我们在三鹿事件中看到的情景完全不同。在这里，得知消费者因食用其奶粉而患肾结石的三鹿不是立即告知消费者，而是请示地方政府。简直是咄咄怪事！很明显，三鹿的做法意味着，它首要的负责对象不是消费者，而是地方政府。它宁可让消费者继续食用一个多月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也要请示地方政府并“耐心”地等待批复。这是一种企业行为的行政化和官僚化，其直接后果是，企业的责任发生异化。一个企业本来应对消费者负责，结果异化成了对政府负责。当一个企业的首要负责对象是政府时，它牺牲消费者利益的做法也就不难理解了。
　　
　　对于消费者而言，食品安全是一个生命健康问题，而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食品安全常常被视作一个政治问题、社会稳定问题或者经济利益问题。在三鹿奶粉事件中，尽管地方政府的真实想法外界难以知晓，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没有把食品安全看作消费者的生命健康问题。在出现通报延迟上报的错误时，石家庄市新闻发言人表示，他们“政治上敏感性差”。我看他们政治上的敏感性不一定差，差的是对消费者的生命健康的敏感性。要不，怎么能接到请示后那么久都听任消费者继续食用有害奶粉呢？
　　如果三鹿的“请示”昭示了它的首要负责对象是政府，那么为什么它要对政府而不是对消费者负责呢？简单地说，就是因为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三鹿的命运；或者说，政府比消费者更能左右三鹿的生死存亡。没有政府的支持和扶植，三鹿难以存在和发展壮大；没有“免检产品”和“中国名牌”的幌子，三鹿难以获得“绿灯”和消费者的青睐。难怪石家庄市的新闻发言人说，他们“主观上认为三鹿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支持企业、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是政府应尽的职责。”如果三鹿是在政府的保护伞下茁壮成长起来的，如果政府能够决定三鹿的命运，那三鹿当然要对政府而非消费者负责。
　　
　　其实，这在某种意义上展示了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奇怪关系。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里，企业的存在和发展都不依附于政府；当企业损害消费者利益时，政府听任其破产或者灭亡。而在我们这里，许多企业（尤其是那些国有和垄断企业）的存在和发展都依附于政府；当这些企业损害消费者利益时，政府常为其开脱甚至提供庇护。这一点，只要看看那些时常侵害消费者利益却又牛气冲天的国有垄断企业便不难理解。我们搞了很多年“政企分开”，今天看来，尽管很多企业与政府在形式上分开了，但他们在实质上依然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时下，不少人在鼓吹企业的社会责任，而在我看来，还是先让企业对消费者负责吧，因为他们供养着企业，正如民众供养着政府一样。

石家庄市政府突承认 三鹿曾要求掩盖消息

● 韩咏红（北京特派员）

　　中国毒奶事件后续效应还在扩散，河北石家庄市政府昨天突然公开承认，三鹿集团曾要求它协助制止知情媒体揭露毒奶事件。

　　正当国内网民与国际舆论明显把矛头指向中央新闻监管部门的此时，石家庄市此举被认为是将焦点转回到自身以及三鹿，以便为中央减压。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昨天刊登了石家庄市政府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王建国的访谈，其中透露8月2日三鹿集团就毒奶问题向市政府做了请示，同时请政府“帮助解决”问题。

　　王建国引述三鹿集团的文件说：“请政府加强媒体的管控和协调，给企业召回存在问题产品创造一个良好环境，避免炒作此事给社会造成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不过，王建国没有说明，石家庄政府是否曾经或如何配合三鹿要求“加强媒体的管控与协调”，但他也没有对此否认。

　　中国网民近期广泛流传说，毒奶问题的线索早在7月就被国内媒体记者所发现，但中共中央的意识形态监管部门为了维护北京奥运前的和谐气氛，封锁一切负面新闻调查报道。

　　这项禁令最终导致毒奶问题没有更早被揭发。

　　广州著名报纸《南方周末》编辑傅剑锋上个月底在网上的编辑手记中揭露，该报记者禾风7月底就掌握20多名婴儿因食用三鹿奶粉而患上肾结石的消息，湖北、湖南、江西的一些医生们，已提醒每一个来就诊的孩子家属不要饮用三鹿。

　　傅剑锋含蓄地说，因为“要一片和谐”，报社无法在当时进行调查。即使等到奥运后，调查依然进行得艰难，多家湖北报社也被三鹿通过权力关系封口。

　　石家庄市昨天的表态与检讨，等于默认政府配合企业“捂住”丑闻。

　　中国政府一般很少愿意承认限制新闻自由，这次的表白被解读为当局试图把负面影响限制在已被治罪的三鹿集团以及地方政府，防止丑闻可能引发的政治伤害往上延烧。

　　目前，中共与中央政府已将三鹿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田文华刑事拘留；将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市长冀纯堂免职。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也在丑闻中引咎辞职。

　　与此同时，当局对奶粉新闻依然保持管控手段。国内以调查报道知名的报纸上，见报的多是官方媒体通稿。

　　另一方面，政府部门继续为中国奶业打强心剂。

　　商务部长陈德铭昨天告诉新华社，国产品牌奶制品销量出现回升。截至9月30日，国产品牌婴幼儿奶粉销量已恢复到正常水平的八成，液态奶销量恢复到正常水平的七成五，国外品牌婴幼儿奶粉销量较9月20日最高水平回落近四成。

　　不过，香港《大公报》等其他媒体的报道则显示，进入中国黄金周以后，许多大陆家长涌入香港买奶粉，以致多家零售店奶粉断货，有的零售店更因此采取了限买措施。

三鹿丑闻：政府官员，你别忽悠

记者： 李肃 
华盛顿
2008年9月26日

三鹿毒奶丑闻已经发展成一场中国奶业的危机。在喝毒奶而患病的婴幼儿已经高达5万4000人的时候，一些中国主管高级官员的话令人匪夷所思。我们现在对比一下中外媒体的有关报道。

*不查三聚氰胺有理？*

据新华社9月22日报道：“李长江辞去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职务。”
    
这位李局长最近几年可以说在国际上也小有名气。美国《华尔街日报》9月23号的报道说：“李长江在职期间常常为中国产品的国际声誉进行辩护。”
    
这一次，李长江担任“国家处理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领导小组”副组长。在9月1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李长江为质检机构没有检查奶粉中是否含有三聚氰胺进行辩护，根据新华网9月17号的报道，李长江的解释是：“在我们国家这方面的标准中，和国际食品法典相关的标准当中，都没有对有毒有害的化学物质进行规定。”
    
在9月13号第一次有关毒奶事件的新闻发布会上，李长江的副手、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蒲长城也说：“我们平时对产品质量进行监管的时候，是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进行检查的。......除非常特殊的情况，无论是企业还是监管部门，一般不会在常规的检验当中专门安排检测不可预测的化学物质。”
    
*几回掺假事发后 仍不查？*

然而中国《经济参考报》9月22号发表一篇评论说：“这话乍一听是有道理的，像砒霜、蒙汗药等，的确没有必要在所有食品法律中一一指出。但其漏洞还是存在的，......执行这些标准的质检部门，没有与时俱进、跟踪苗头。”
    
这种“苗头”在哪儿呢？新华社下属的《了望》周刊9月22号的一篇报道指出，《南方周末》和中央电视台曾经分别在2007年1月和4月报道过牛奶业掺假的情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所研究员陈君石说：80年代掺牛尿，90年代掺尿酸、富含氮的物质，最后发展到三聚氰胺。不是一家两家......”
    
面对奶业内部普遍存在的掺假现象，黑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早在2006年公布的《奶粉及婴幼儿配方乳粉专项抽查方案》中就规定要检查三聚氰胺含量，并且明确规定“不得检出”三聚氰胺。
    
这些都表明，三聚氰胺既非“不可预测的化学物质”，检查三聚氰胺也绝非“非常特殊的情况”。
    
*出事企业占两成 市场份额超六成？*

据新华网报道，在9月1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李长江还说：“检查的结果已经表明，含有三聚氰胺的企业是少数，占企业的生产批次是少数......。我们对109家企业进行了专项检查，有问题的是22家，占20%左右。那就是说，80%的企业所抽查的产品是合格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抽检的80%的企业产品没有检测出三聚氰胺，产品是安全的。对有的企业，没有检测出来的批次，也是安全的。”
    
然而据中国西部网9月24号报道，一位知名乳业专家估计，“此次上榜的22家乳品企业，在我国奶粉市场所占的份额超过60%。”根据资料，在奶粉市场上，三鹿占了18.26%，伊利占12.58%。
    
中央电视台9月19号报道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对液态奶抽查的结果时说：“此次专项检查重点抽查检验了产品市场占有率达70%以上的蒙牛、伊利、光明、三元、雀巢等知名品牌企业生产的液态奶是否含有三聚氰胺。”检验结果是：蒙牛、伊利、光明三大名牌全部中箭。
    
在中国国产婴儿配方奶粉主要品牌都发现三聚氰胺以后，在成千上万婴幼儿已经患病之后，李长江还声称：有问题的牛奶是少数，并且暗示人们中毒的机率只有20%。
    
*“安全”和非法*

不过，发表这种似是而非言论的中国高级官员何止李长江和蒲长城。新华社9月17号报道，中国卫生部长陈竺在9月17号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了一个三聚氰胺在奶粉里的“安全阈值”。报道说：“陈竺表示，经专家风险评估，三聚氰胺在婴儿体内最大耐受量为每公斤奶粉15毫克。”
    
然而在《了望》周刊9月22号的报道中，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所研究员陈君石针对这种“安全阈值”表示：“绝不能把每公斤奶粉的15毫克三聚氰胺作为一个合格不合格的判断。假如有些企业来作这样的解释，那是非常错误的。”
    
《人民日报》下属的人民网也采访了陈君石，并且于9月17号发出报道说：“陈君石说，三聚氰胺不是一种食品添加剂，...是非法添加的一种有害物质。......奶粉里面查出任何含量的三聚氰胺都是非法的。”
    
*国企和股份*

还有一件事也令人不解。中新网9月13日报道说：“河北省副省长杨崇勇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河北省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三鹿集团里没有股份。”
    
杨崇勇是想说三鹿公司跟政府没有关系吗？可是路透社9月16号的报道说：“这家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已经被免职。”
    
人民网-中国央企新闻网9月16号发表的一篇特评，题目就是《“国字号”三鹿丢了谁的脸？》。特评说：“查其背景才发现，原来三鹿是国产奶粉业的‘龙头老大’。”评论说：“小孩是祖国的未来，但身为国企的三鹿集团，硬是要把这些‘未来’扼杀在孩提时，三鹿，你真是丢尽了国人的脸，你拿什么让我们相信你？”
    
中国财经网9月24日的一篇报道说：“据了解，河北省国资委已派驻工作人员至三鹿集团，其中部分人员接受的使命是理清三鹿集团资产，寻求资产新的接管方，以尽快使工厂运转。”
    
如果三鹿公司与政府没有关系，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去干什么？杨崇勇副省长特别强调政府在该企业中没有股份，是何目的？
    
*辞职显示问责 下台之后复出*

李长江等人辞职或者被免职了，但是西方媒体对此颇为无动于衷。《华尔街日报》9月23号报道说：“部级官员李长江被允许辞职，而不是被解职，显示中国政府不想把这些问题归咎于他，而是希望显示一种问责制。”
    
但是报道接着指出：“最近几年，一些辞职或者在丑闻中被免职的高级官员又获得了新的任命。在2005年一次重大江水污染事件中辞职的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谢振华去年被任命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2003年，为了追究萨斯疫情爆发的责任而被免职的北京市长孟学农后来成为山西省长，只是由于一次矿难而在这个月辞职了。”
    
*《时代》谈中国总理道歉*

部长、省长有这番言论，中国总理温家宝如何对待三鹿毒奶粉案呢？
    
英国广播公司BBC在9月22号报道说：“中国总理温家宝21日巡视北京医院治疗情况时说：‘我们也很痛心。’‘我们感到很内疚。’” 
    
中新社9月24日报道说，温家宝在纽约谈到毒奶丑闻时说：“作为政府负责人，我感到十分痛心。”
    
然而美国《时代》周刊9月23号一篇报道在标题中问道：《中国毒奶丑闻：道歉就够了吗？》。报道说：

“中国总理温家宝毫无疑问是中国最高领导层中人气最高的人物。”“尽管毫无疑问，温家宝的话是由衷的，但是他的道歉肯定比几年前的份量要轻了。过去有几次他不得不请求人民的原谅，从煤矿工人的死亡，到被污染的饮用水，再到由于政府对一场大雪灾反应不当，造成火车乘客被困。

“面对毒奶粉危机不断扩大，加上最近造成数以百计人死亡的几场事故，这些事故统统是由于行政部门玩忽职守或者腐败直接造成的，普通中国人可能有理由问一问自己，除了道歉，政府有没有真正想过再多做点什么。”
    
报道最后说：“到某个时刻，光道歉就不灵了。”

批评：毒奶事件显示中国蔑视人权

记者： 齐之丰  华盛顿 2008年9月26日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星期五发表长篇署名文章说，成功举办奥运会显示了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跟西方政治体制和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相比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与此同时，批评者指出，中国公众已经清楚地看到，毒害中国成千上万儿童的毒奶粉事件显示出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落后、反动、蔑视人的价值。

路透社星期五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中国官员反复说，奥运会不应当跟政治有任何关系；然而，人民日报这篇总结北京奥运会经验的文章却把奥运会跟政治联系起来，但这篇文章只字不提造成至少4名儿童死亡，成千上万的中国儿童中毒的毒奶粉事件。

在官方的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梅宁华的有关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显示中国政治制度无比优越的文章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公众加入批评者的行列，把奥运会跟中国不管人民死活的政治制度联系起来。

*无视人民生命安全*

近日来，许多中国网民悲愤、愤怒地指出，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使执政党和政府及其官员得以掌握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权力，贪污腐败的官员得以官商勾结，使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反复坑害民众，无视人民的基本人权，甚至无视人民的生命安全。

人民日报星期五发表的盛赞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署名文章说，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一种基于先进价值观之上的现代政治制度。但许多中国网民和批评者指出，只有在中国，只有在中国所谓的先进的政治制度之下，人民的生命在统治者眼中才会如此没有价值，才会出现如此之多的长年生产有毒食品的企业成为国家名牌企业，其有毒产品荣获国家质量免检荣誉，获得国家电视台的大力吹捧，并且在有毒产品造成明显杀伤的时候，还能借助当局为了确保北京奥运会欢乐气氛而实行的新闻封锁继续毒害成千上万的中国儿童。

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表示，中国在毛泽东实行的闭关锁国的时代，一度宣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陈永苗把这称作“光屁股表达，”意思是明明是个穷光蛋，还宣称自己很富有。他说，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的是，现今的中共领导层似乎又开始头脑发热了，因此，这种“光屁股表达”又开始频繁出现了。他说：“我觉得就好像是一个乡下的暴发户，他可能赚了一点钱，于是就吹自己已经是一个贵族了，已经步入上流社会了。其实，从专制体制来看，他只是一个下流的人。”

*一代不如一代*

中国宪政学者张祖桦表示，中国当局如今越来越多吹嘘成功举办奥运会和中国经济发展显示了中国的政治制度的无比优越性，显示出中国当局缺乏起码的政治常识和历史常识。他说，许多评论家已经指出，假如说中国当局的说法成立，那么，人们就会得到一个自然的结论，这就是纳粹德国的政治制度无比优越，因为在纳粹统治下，德国也成功地举办了奥运会，纳粹德国的经济发展也很不错；显然，这种结论是荒谬的。他说：“你说你的这个政治制度很优越，那么，你的制度应当是自由的、民主的、宪政的、法治的、充分保障人权的。但是，在中国，这些要素恰恰都不存在。”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星期五发表的署名梅宁华的文章称赞中国现行政治制度无比优越的文章，并声言“不能把选举看作是民主政治的标签。”

中国宪政学者张祖桦表示，评论这样完全无视基本事实、基本常识、基本逻辑、基本历史的胡言乱语，实在是有损于评论者的人格，人们只能说，现今的中共理论水平还不如1930年代的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不如1960年代充当毛泽东打手的中共理论权威张春桥、姚文元。他说：“确实是一代不如一代。就是说，这些人说谎的水平居然不如当年的戈培尔，不如当年的张春桥、姚文元。我都觉得替他们脸红。”

路透社星期五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人民日报发表这样的长篇文章，显示中国领导人无意进行重大的政治“改革”试验。

为了那些被活活疼死的婴儿

　　海外媒体报道，毒奶粉已使中國五万三千多婴幼儿到医院就诊，其中一万多名因肾结石而必须住院治疗。据专家根据毒奶粉销售量推算，受害孩子可能多达300万！

　　毒奶粉事件已爆发13天，但从官方动作来看，明显想大事化小。官方调查组已进驻三鹿近两周，但对三鹿本身是否向奶粉掺三聚氰胺，却无结果。这是反常的。去年9月2日北京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播出的特别节目“中國制造”首集《1100道检测关的背后》，就报道了三鹿奶粉出厂前要经过1100道检测检验。怎么可能一次、一道，都没有检出“三聚氰胺”？现在调查组进驻，以中國那种体制，其实马上就可查清楚。因三鹿收回和库存的奶粉总共超过一万吨，以其中有毒物比例推算，三聚氰胺多达280吨。这么大数量的有毒化学物，从三鹿公司的进货单或技术检验等主管官员那里，是很容易查出来的。但迄今没有结果本身，就令人怀疑官方很可能想把责任推给奶农和牛奶收购站，抓几个“不法分子”判刑（甚至可能枪毙）。再加上把石家庄的地方官员撤职（只是撤职而已，没有法办），还有国家质检局长辞职，胡錦濤表态说这是干部缺乏大局意识，是“管理松弛、工作不扎实”，溫家寶也温吞吞地发出“这是企业没良心”的空洞指责，就想雷声不大，雨点也没有地“结束”。

　　这样的结局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中國有点良知的人，那些把孩子的命当命的人，尤其是有点影响的知识分子，都应该采取各种方式，为这些可怜的婴儿说句公道话，帮助他（她）们哪怕讨回一点点公道！

　　当然，已有很多人指出，根本症结是中國现行政治制度，这个腐败体制不结束，这种灾难以后还可能发生。但结束制度不是马上可以实现的，当务之急，应该利用中國现行法律，为这些孩子争取一点医疗费和未来生活的保障费。中國有点良知的律师们，应该帮这些孩子打官司，通过法律诉讼，使他们获得一定赔偿。虽然中國官方已向律师整体施压，不让他们参与此事，但现在还没有正式下文禁止，中國有《食品法》等各种法律，应根据这些法条，据理力争。如果有相当数量的律师站出来，造成声势，形成舆论，官方就可能无法再压制。

　　打这场官司，可以考虑“告”四个部门：

　　第一个当然是应该告三鹿集团。虽然迄今官方还没有给出三鹿是否往奶粉掺毒的结论，但三鹿明知奶粉有毒，却有意隐瞒，已是事实。因为他们自己也承认，早在8月2日就向石家庄市政府递交了奶粉有问题的报告，但迟到9月11日夜晚，三鹿才向大众公开（还是被迫的），隐瞒长达40天！新华社最近引述的国务院调查报告指出，早就去年12月，三鹿就接到其产品致病的投诉，知道奶粉有问题，但却迟迟没有上报。从去年12月到公开此事的9月11日，长达250多天！在这个有意隐瞒的时间内，毒奶粉继续销售，不知造成多少婴儿得病，或造成终生问题（毕竟这些孩子太小了！现住院治疗的一万多孩子，80%不满二岁）。因此必须通过法律途径，迫使三鹿做出赔偿。三鹿集团资产有10亿，2007年销售收入100.16亿元。应冻结它的帐号和资产，全部作为未来的赔偿金。

　　三鹿黨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一人兼三职，这叫什么企业！）田文华已被撤职羁押，继任的董事长、总经理张振岭，还用什么去医院探望“受害婴儿”的方式作秀，还想用三鹿这个牌子将来再卖奶粉，这真是疯狂的举动，哪还有中國人敢喝今后的“三鹿”？除非是想自杀的！2004年三鹿奶粉就被阜阳农民举报有问题，阜阳市检出有毒后，就是这个张振岭（当时是三鹿集团副总经理）率队，到阜阳“公关”，最后和当地官员达成“共识”，阜阳说检验的是“冒牌”三鹿奶粉（见《中國广告网》2007年3月15日报道：“三鹿奶粉：化危机为契机”）。现在看来，三鹿当时所以不去追查那个“冒牌”，完全可能当时查到的就是三鹿的正牌毒奶。而这个当年“摆平”所谓“冒牌三鹿”的张振岭，现在则被提升为三鹿的董事长总经理，这个企业太可怕了！三鹿这个牌子怎么可以继续使用？多少孩子家长，看到三鹿这两个字，就像看到“杀人”那样恐惧和愤怒，它已成为“伤心、伤害、伤痛”的同义词。因此必须让三鹿关闭、倒闭，把它的全部资产都分给受害婴儿！

　　第二应该告和三鹿合资的新西兰“恒天然公司”（Fonterra）：

　　“恒天然”向三鹿集团注资8.64亿人民币，占三鹿43%股份，有三名董事（有一人会讲中文）；作为合资方，而且股份近半，当然就应对公司产品质量负有责任。双方从2006年合资营运，据中國警方，那些牛奶收购站从2005年就开始向鲜奶掺三聚氰胺，那么过去两年，新西兰的“恒天然”合资方，是怎么检验监督产品质量的？难道出口到新西兰的三鹿毒奶粉也不经过检验吗？

　　报道说，“恒天然公司”8月2日得知三鹿奶粉有问题，就要求公开收回。但三鹿仅同意“贸易收回”（悄悄收回）。虽然报道说新西兰总理知道此事和中國交涉后，才迫使中方公开处理此事，但在恒天然的新西兰记者会上，西方记者质问“恒天然公司”执行长，既然知道奶粉有毒，为什么不向消费者公布，在过去这40天里，“你能睡着觉吗？”

　　我不知道根据法律是不是可以在新西兰起诉“恒天然公司”，作为全球第六大乳制品商，恒天然总资产106亿美元（2006年），相当636亿人民币，是三鹿资产的63倍，而且在新西兰的法治体制下，如果打官司，可能使受害婴儿得到更多一点赔偿。

　　第三应告石家庄政府。早已有人呼吁，2006年“齐二药”假药事件导致多人死亡，但由于齐二药事后关闭，受害者虽打官司，却得不到赔偿；这种事不应再发生在三鹿受害者身上。因此，在控告三鹿的同时，为防“齐二药”事件重演，也应同时告石家庄市政府。中國国务院调查报告已明确指出，三鹿集团8月2日向石家庄政府提出奶粉有毒的报告，但市政府一直压着，直到38天后的9月8日才向上级报告。

　　这种故意隐瞒、造成大批婴幼儿受害的罪责必须追究！石家庄只是撤职几个官员是绝对不够的。据今年2月《石家庄政府工作报告》，2007年石家庄财政收入230亿元，河北省是1528亿（人民币），三鹿集团所在的河北省和石家庄市，无论从渎职，还是有意隐瞒等，都必须向受害婴儿做出赔偿。

　　第四应告中國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迫于舆论压力已辞职，但只是官员下台这种“政治解决”不能替代“法律赔偿”。三鹿集团并不是名不见经传、国家质检总局难以管到的小手工生意，而是全国乳制品的龙头，产品占全国市场18%，获过各种奖励、称号；现已遭撤职的三鹿董事长总经理田文华，据报道，她获得的“全国劳模、三八红旗手、优秀女企业家”等头衔、称号多达100个！但作为检验监督全国食品安全的国家质检总局，怎么检验三鹿这个龙头企业的？这可能涉及“渎职罪”。

　　另外，国家质检总局发给三鹿“免检”证书，等于给有毒奶粉在市场畅通无阻销售、不受任何检查的“通行证”。这不仅涉渎职，还应调查后面有否“交易”。因上次三鹿副总经理张振岭（即取代田文华、刚当上三鹿董事长总经理的那位）到阜阳，就是“赠给”当地官员4985箱奶粉，“解决”了当地查出的三鹿奶粉有毒问题（见上述中國广告网）。

　　现在不仅三鹿， “蒙牛”等22种中國名牌奶粉都有毒。这些奶粉几乎占据中國主要市场，那么作为国家质量检验监督总局，难道就只是一个官员辞职就可以了事吗？！

　　中國官方媒体说，三鹿“出口到国外的奶粉没有问题，特供奥运会的奶制品也没有这个问题。”如果这个说法真实的话，那为什么偏偏给中國婴儿吃的奶粉就有问题？怎么专找那些连疼痛都说不出来的孩子下手？国家质检总局又怎么解释这个问题？两套检验标准吗？一位知情人愤怒地写道：这说明“添加三聚氰胺是人为的，是可控的，是有规矩的，有标准的，有操作流程的。想添加，就添加；想不添加，就不添加；想给谁添加，就给谁添加。”

　　中國质检总局是政府机构，代表国家。中國外汇存底全球第一，截至今年4月底，已达17，566亿美元。通过控告“中國国家质检总局”，可迫使中國政府拿出资金，赔偿那些可怜的孩子。

　　目前已查到的五万多受害婴幼儿，虽还没有准确统计，但明显多是穷人家的孩子，因为他们买不起进口或价钱贵的优质奶粉，而三鹿推出的18元一袋的廉价奶粉，主要对象是农民和穷人孩子。中國那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律师，应该拿出勇气，帮这些受害的婴幼儿争到一点补偿，虽然这已是非常卑微的祈求。

　　中國六十年初那场大饥荒，造成四千多万人死亡。现已查明，这完全是因为政府政策造成的“人祸”，不是天灾。但对这场大灾难，第一本调查报告（《饿鬼：中國的秘密饥荒》）却是英国人贝克尔（Jasper Becker）写的（1996伦敦出版）。该书“前言”批评说，因为死的都是农民，那些城里的中國知识人，就不那么重视这件事。那已经是中國知识人的一次集体犯罪。

　　现在面对这五万多以农民或穷人为主的孩子们，中國城里的知识人们，还要再次集体沉默吗？如果“知识”不和“人性”连到一起，这种知识就是“三聚氰胺”！（曾代理三鹿广告的名人邓婕、倪萍们，不就嚣张地说对受害者“不私了、不道歉、不退钱”吗！）在目前这种状态下，大家一起站出来为婴儿的利益呼吁一下，难道政府会抓、会砍吗？如果面对如此现状，中國知识人还要再集体沉默，那就是再一次集体犯罪。而这次比当年更不可原谅！

　　最近美国一条引人注目的新闻是，旧金山有家养的狗，把邻居咬死了，结果这家女主人被以“二级谋杀罪”判无期徒刑（15年内不得假释）。是她家的狗咬人，不是她咬人，结果要遭如此重判。而中國的有毒奶粉，是人为造成的，是有意隐瞒、是故意害人，别说至今没有一个官员被判，甚至连受害者打官司要点赔偿，政府还要阻挠，这是一个什么世道？！中國婴儿的命，难道连狗都不如吗？！

　　一位对肾结石的疼痛有观察的女性写道：阵发性刀割样疼痛，从腰部或侧腹部向下放射。我一朋友曾疼得满地打滚，哆嗦，呕吐，虚脱，多次要求医生给他打吗啡。打了六针吗啡后，医生坚决不再给他打了，只能让他忍着。她说，“幸亏我家孩子有母乳吃，不用吃国产奶粉。如果她吃成肾结石了，我想我们一家老小十几口人都得心疼得疯了……起码我这当姑姑的就敢揣一把菜刀，直接杀到超市去，谁卖奶粉我砍谁！”她这种感觉，是中國成千上万做母亲、做姑姑的亲人们的感觉。

　　《华尔街日报》发自中國的报道说，一位守护在婴儿病床旁的父亲说，他的孩子总是往死了哭，怎么也哄不好，现在才知道是因为喝了有毒奶粉，肾结石尿憋的，因三鹿奶粉里的三聚氰胺，是一个婴儿能承受含量的170倍！这些婴儿还不会说话，有的就这样被活活地疼死，这真是人类最残忍的一幕！

　　为了这些被活活疼死的婴儿们，中國一切有点良知的人，替他们发出一点声音吧，尤其那些律师们，请为他们打这场官司！让历史记得，中國还是有“人”的！

　　2008年9月24日于美国

　　来源：《观察》 http://www.observechina.net/

　　作者:曹长青

光华日报 巍巍中国背后的事实

　　最近在中国发生的毒奶粉事件，可以说是震惊全世界。

　　中国商家生产的毒奶粉，至今受影响的中国儿童高达5万人，有逾万人住院治疗。在事件爆发一个星期后，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台湾、汶莱采取一样的防范措施，宣布禁止所有中国乳制品进口。

　　中国发生的毒奶粉事件，一时之间，令许多国家的民众都人心惶惶（中国是世界工厂，各种所谓价廉物美产品畅销全球），因为这些毒奶粉，不只是婴儿奶粉而已，连奶精、炼乳等都难以幸免（包括使用奶粉、奶精制成的糖果甜点），因此多国的民众开始忧心忡忡，皆非杞人忧天之虑。

　　其实中国毒奶粉并不是一起突发事件，中国的黑心产品横行已久，几乎每年都会爆出几宗类似食品安全问题的事件，例如黑心棉被子、苏丹红咸蛋、死猪腊肉、粪水浸泡臭豆腐、甲醇白酒等，只不过这次受影响的人数过于庞大（80%是低于2岁孩童），而且殃及许多国家，才造成多国民众的恐慌。

　　既然中国的黑心产品层出不穷，为什么这次毒奶粉事件会引起全世界议论纷纷呢？

　　除了涉及的范围最广，影响的人数最多之外，北京奥运会成功举行也是其中一项间接的因素。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全世界都用仰望的眼神看着绚丽炫耀的奥运会开幕式，似乎觉得中国已经崛起成为大国，连英国《泰晤士报》也开始宣称，“中国梦已取代美国梦”。中国政府倾全力达成“世界给中国一个机会，中国给世界一个惊喜”的奥运目标，赢得全世界的赞扬，可是不到一个月，中国毒奶粉就给世界另一个“惊喜”，因此造成大家心理上严重的落差。

　　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人民与170万志愿者向来自全世界的旅客展现的各种看似文明、先进的生活方式，不过坦白说这是具有浓厚的“表演”心态，或者说是一场庞大的幻象。如果以奥运会期间的北京，作为衡量整个中国社会文明、进步水平的标准，那肯定是美丽的错误了（许多人还以为真的“超英赶美”了）。其实这个巍然国家的背后，有一个大家忽略的重要事实——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同样面对各种现代治理制度的问题，例如官商勾结、司法不独立、官员贪污腐化、新闻媒体受监控、人祸频频发生等，而最近发生的毒奶粉事件，是其中一种必然出现的社会乱象。

　　对于中国毒奶粉事件，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社会的和谐稳定要靠两方面维持：一是非物质利益的信仰、核心价值观，二是法治、好的制度。可惜，这两个方面我们都欠缺。所以，肯定会出大问题。”

　　中国需要改革、检讨的事项多如牛毛，最重要的还是如何顺利产生一个能够执行廉洁、公正、开放、高效率的政府。能够把国家从发展中国家，提升至先进国家的文明、进步层次，不是依靠鸟巢、水立方、奥运会，而是一个廉洁、公正、开放、高效率的政府。（作者 欧宗敏）

毒奶粉事件证明中国新闻管治有害

记者： 齐之丰  华盛顿 2008年9月24日

中国毒奶粉事件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公众谴责中国的新闻媒体在整个事件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也有批评者指出，中国的新闻媒体屡屡在涉及公众生命安全的问题上对公众隐瞒消息而不是发出及时的警报，显示中国的新闻管制制度以及政治制度是有毒的，因此才能导致有毒产品长期祸害公众。

据中国官方新闻媒体的报道，中国生产的用于出口外国或台湾地区以及供应北京奥运会的奶制品无毒无害，只是供中国公众消费的一些品牌的奶粉是有毒的。生产问题奶粉的厂家，除了三鹿之外，还有多家荣获国家名牌产品称号的企业。

毒奶粉事件曝光一个多星期之后，温家宝总理发表公开谈话，斥责生产毒奶粉的企业“没良心”，并表示对那些没良心的企业一个也不放过。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责备某些干部缺乏“大局意识”，导致毒奶粉事件得以发生、发展。

*中国媒体被批道德丧失*

与此同时，许多中国公众谴责官方控制的新闻媒体在整个毒奶粉事件当中所扮演的角色道德缺失，其中包括中央电视台利欲熏心，在毒奶粉曝光之前吹捧三鹿集团如何严把质量关，质量如何可靠。而在得到毒奶粉的确切信息之后，有关方面隐瞒不报，导致成千上万的孩子继续饮用毒奶粉至少一个月。

许多公众认为官方媒体的道德缺失，还表现在毒奶粉事件曝光之后，拒绝指出毒奶粉之类的有害产品得以长期危害公众的根本原因，却用大篇幅宣传党政领导人如何关心人民、关心儿童，宣传党和政府如何勇于负责，撤销了一些干部的职务；官方媒还散布一些匿名的所谓的专家的可疑言论，说什么食用一定量的三聚氰胺这类有毒化学品对人体健康无害。

中国作家、评论家田奇庄表示，公平地说，中国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绝大部分并不是丧尽天良的人，他们是有良心的，是愿意为公众服务的；但可悲的是，在中国的现行制度之下，有良心的新闻媒体和记者常常不得不昧著良心说话，昧著良心不说话：“我们的社会是一种权力和资本结合的社会，它们主导了这个社会的一切，别人都是徒唤奈何。”

田奇庄的这种观点，得到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和批评者的认同。他们认为，在当今中国，之政党和政府垄断了一切权力，其中包括对新闻媒体实行任意控制的权力，与此同时，政府垄断控制下的新闻媒体跟商业利益勾结，相互提供好处，让公众受害。

*证明社会制度有毒？*

田奇庄认为，毒奶粉事件的发生显示的是中国的社会制度有问题，而不是中共及其政府领导人所说的良心问题或干部责任感问题：“公共媒体也好，我们的社会权力机构也好，没有给不同的声音发言的空间，对这些执掌权力的人没有制约，也没有发出批评的常效机制。所以说，这些当权的人当得太舒服，太幸福，太无所顾忌。”

面对公众的强烈批评，中国政府解除了一些跟毒奶粉事件有关的党政官员的职务，其中包括免去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的职务；同意李长江辞去国家质检总局职务。

但是，中国作家刘晓波表示，毒奶粉以及其他有害产品之所以能在中国长期肆虐，危害公众，跟新闻媒体被阉割了向公众发出警报的基本新闻功能有直接的关系。中国当局最晚在今年8月初就确切知道了三鹿奶粉有毒，但是，为了北京奥运会宣传的大局，压住了这个消息，不准媒体进行报道，而直接控制中国新闻媒体的是中央宣传部。

刘晓波表示，从6年前的萨斯病扩散危害全国、危害全世界，到今年的毒奶粉毒害成千上万的中国儿童，人们都看到中宣部控制新闻媒体、禁止向公众发出警报给公众造成的严重危害，然而，中宣部三番五次危害人民，却总是稳坐钓鱼台，置身事外，不承担任何责任，这就让中国公众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宣部部长不出来辞职？”

刘晓波给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毒奶粉危害公众事件所反映出来的根本问题是中国的制度有毒，中央宣传部可以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地肆意、随意控制、压制、封锁跟公众的生命安全相关的消息，并按照执政党的需要散布假消息，这是中国政治制度有毒的最明显的表现。

目前，官方控制的新闻媒体有关毒奶粉事件的报道开始降温，并转向执政党宣传部门规定的主旋律宣传，宣传党和政府如何关心人民疾苦，各级政府领导人如何采取及时措施，保护公众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在官方新闻媒体中，新闻封锁跟成千上万的儿童中毒以及跟中宣部的关系是禁忌话题，因此，官方媒体没有任何报道或评论。

中国饲料业三聚氰胺亦“泛滥成灾”—业内人士

路透哈尔滨9月25日电---中国一饲料加工厂厂主向路透表示，毒奶粉事件的“元凶”三聚氰胺在农业及饲料加工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处于毒奶粉事件中心的河北省一家饲料加工厂的厂主说：“这就像是个链条。”

他在一次农作物会议的间歇告诉路透社，“如果奶牛饲料低劣，所产牛奶蛋白质含量低，奶制品公司自然不肯接受这样的原料奶，所以很多人都（在奶牛饲料中）添加三聚氰胺。”

该违禁化学物质为工业原料，用来生产杀虫剂及塑料制品等。由于中国牛奶质量检测中经常以含氮量来衡量蛋白质含量，富含氮的如三聚氰胺就被添加到不达标的牛奶中。

“奶农们并不知道三聚氰胺为何物，他们只知道只要加了它，牛奶就不会被拒了。”

这位厂主表示，如自己饭中发现三聚氰胺，他一点都不觉奇怪，因为在河北和山东的使用都广泛了，虽然自己也是受害者，但还是被罚了三万元。

“我一直都想检查下牛奶，但测三聚氰胺实在是既贵又费时”，他补充说，一次样品测试要花掉一千多元，而且检测也不能准确定位污染源。

他说：“大豆粉饲料也可能受到污染，玉米粉，棉籽粉也一样，——供应商都可将三聚氰胺加到这些饲料添加剂里面。”他说，将三聚氰胺加到蛋白质含量低的棉籽饲料内，可使其蛋白质含量看起来像大豆粉一样高，而且每吨能净赚1000多元。

而毒奶粉事件中做手脚的是原料奶商贩和收奶站，这些人将三聚氰胺加入到奶中，以满足奶站对蛋白质含量达到3%的规定。

他还表示，很多小户奶农也是受害者，他们并不知道在奶贩子在收奶站将牛奶掺入三聚氰胺。（完）

三鹿牌肾结石病案实例+实图=触目惊心[图集]

儿科医生冯东川的BLOG 

孩子被尿憋了一天多了，来的时候膀胱胀的很厉害。急诊手术。我们将尿道结石推进膀胱，然后用钳子将结石粉碎，然后冲洗双侧输尿管，肾盂，有大量泥沙样结石排出。术后效果很好，现痊愈出院了，门诊随诊。

 

领导有特供，百姓无生理

　　高官食品有特供，所以百姓的食品安全没有保障。

　　关于领导的特供，多少年前就已经听说，但是，没有白纸黑字的东西佐证。现在，终于从网络上看到了。网络真是好东西。没有网络，这事谁知道？

　　按照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祝咏兰主任的说法，国务院后勤基地、中央警卫局农场、武警边防后勤基地和遍布全国13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的生产基地，一直为国家94个部委老干部们提供优质、放心的有机食品。中心全权代表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臻选、评估、并生产（或授权生产）面向中央国家机关及国务院机关老干部的特供指定专用产品。

　　而凤凰卫视华闻陈琳、魏永林报道《三元公司： 奶源安全保证合格奶》，谈到供应奥运会和残奥会牛奶是北京三元公司。北京三元牛奶的负责人说，我们是负责特供中央领导和人民大会堂的， 是不可以有事的， 我们坚持有自己的奶场，坚持认真的检查； 同时透露，正是由于三元的质量好，而原奥运会指定的供应品牌 （按：奥运会指定的供应品牌是伊利） 质量不达标， 所以虽然北京三元不是奥运会指定的供应品牌， 但实际上是紧急改用了北京三元牛奶来“特供”这次的奥运会和残奥会， 而没有采用原奥运会指定的供应品牌。

　　这是说食品的特供。

　　因为有食品的特供，高级官员吃的东西，当然绝对不会有毒，所以，他们也绝对不会关心老百姓的生死。

　　当然，特供的绝不仅仅是食品。

　　且说住房。老百姓为市场的房价焦头烂额的时候，不说高级干部有别墅，近年大量报道显示，一些地方的科处级干部都有别墅。别墅的价格是市场价格的零头而已。如果说这仍然显得个别的话，那么更加普遍的则是有些地方的几乎所有政府机关， 都自己修建住宅楼，享受的是免税费的经济适用房的政策，而面积却是惊人的宽敞。由于几乎所有的政府机关，官员都享有这样的特供，因此，市场上房价不管飙升到什么地步，因为与他们没有切身的利害关系，政府当然不愿意调控房价，相反，甚至乐见房价攀。房价越高，税费越多，政府可支配的收入越多，官员可以中饱私囊的财政资金越多，从开发商身上敲诈勒索的也会越多。

　　当然还有行。官员的小车，人们说得太多，不用说了，这也是特供之一例。

　　人们不大知道的还有医疗保健的特供。２００６年的一次会议上，国家卫生部原副部长、现任中國医师协会会长的殷大奎表示，当前医卫服务体系存在严重不公，中國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黨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这其中，省部级以上高官及其家属又享有更加周到、细致、高级的医疗保健服务。全国政协委员郑楚光2000年在两会提案中以湖北的例子说，湖北省公费医疗拨款省市机关部600元/人·年，正厅以上干部8000元/人·年。而据监察部，审计署、卫生部于２００３年报告披露：地厅级干部年公费医疗保健开支中，整容、美容、保健仪容，占65%以上。在早些年，中央高官都享有个人保健医疗组（不知这个制度现在怎样了），而北京医院是完全是领导的保健医院，根本不收普通人士（据毛澤東保健医生李志绥的回忆）。在地方上，有些医院的主要职责就是为 当地的官员提供医疗服务，是官家的私人医疗保健院。

　　这就是医疗保健的特供。因为他们享受特供，有限的医疗资源满足他们长寿、健康、美观、性感、阳刚的需要，而老百姓却看不起病吃不起药；而因为他们享有完全免费的，高度的医疗保健服务，对于社会老百姓的看病难看病贵当然没有任何认识和感觉，他们当然不会在意老百姓的死活。

　　教育方面，当然也是一样的。衙门有最好的幼儿园。在财政和媒体相对透明的广东省，媒体报道说，２００４年四个省级部门的五家幼儿园财政拨款，金额加起来有3600多万！省级衙门的５幼儿园一年的财政拨款，在当年可以修建近１００所乡村小学，这些官家衙门的革命后代，享受的是怎样的教育特供？幼儿园如此，小学中学大学又何尝不如此！官员，尤其高级官员能够将自己的孩子安排在最好的学校，他们喜欢上哪所名牌大学，就上哪所。北大清华衙内云集，难道都是考试考出来的？

　　特供，何止这些这些特供！今天，社会上至为炙手可热的岗位，官衔，最后都特供给了官员的后代，权力世袭的局面已经成型。红顶官帽子已经成为特供给官员家庭的最好物品。

　　来源：搜狐博客

　　作者:梁发芾

官方要求律师 别涉及毒奶粉案

（香港综合讯）三鹿奶粉受害者要求索赔无门，政府要求律师别涉及三鹿奶粉事件？

三鹿受污染奶粉在全中国的潜在受害者保守估计超过3万，三鹿集团很可能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索赔狂潮。然而，急需得到法律援助的受害消费者家庭，都无法获得律师的协助。

香港《大公报》昨日报道，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律师说，面对受害者们索赔愿望，律师们只能是选择拒绝或逃避，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良心，而是如果涉及三鹿奶粉事件，将不是简简单单丢饭碗问题。

这名律师说，“上面”14日给律师们开过会，重点强调政府已做大量工作，要他们“服从大局，保持稳定”，不要过多涉及三鹿奶粉事件，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

他说，三鹿集团的索赔应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精神赔偿，第二部分为伤害赔偿。在第一部分精神赔偿里，索赔者应该不单是那些三鹿奶粉的直接受害者，而是全体百姓。

报道还指，河北法律人士在面对记者追访时都纷纷采取迴避和沉默态度。

三鹿奶粉事件曝光以来，中国各地都有律师志愿为受害者服务。据“三鹿奶粉事件志愿律师团”9月19日在网上发布的第二期工作简报，截止9月17日晚，志愿律师团人数已达23省市73人，累计接待咨询已经超过900次。简报还指加入志愿律师团的律师仍在增加。

有网友指出，许多人以为三鹿集团是中国企业，但实际上是与纽西兰最大乳品企业恒天然集团合资，控股方实力雄厚，理应有能力给受害者赔偿。但由于事件波及范围广、后果严重，三鹿品牌的声誉受到沉重打击，如果恒天然集团和三鹿集团认为三鹿在市场上回天无望而宣布倒闭，那么受害者很有可能索赔无门。

报道毒奶粉写出品牌 首揭“三鹿”记者成英雄

（北京综合讯）中国毒奶粉事件越演越烈，当初率先在报道中点名“三鹿”的记者简光洲，如今也成了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

　　简光洲是上海《东方早报》记者，他的题为《甘肃十四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的报道于9月11日刊出后，不仅让三鹿集团彻底垮了，还让多名高官下台、奶农遭受严重损失，甚至严重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

　　不过，与此同时，他的报道也救了无数的婴幼儿，让他们免于再受毒奶粉荼毒。因此，有的中国网民认为，全国的母亲和家长都应公开举办一个仪式向他致谢，甚至认为他应获颁年度新闻奖。

　　简光洲在报道发表后写了一篇博客，透露了他为这个报道所经历的种种心理挣扎。

　　简光洲并没有为自己的“一举成名”而兴奋，反而感到悲伤，因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知名企业丧失了社会责任感，也因为中国部分媒体失落了社会良心。

　　简光洲并不是中国第一个报道婴儿疑因食用问题奶粉导致患上肾结石的记者。在他之前，湖北、甘肃已有媒体陆续报道，但这些报道都没有直接写出问题奶粉是哪家，只在文中以“某品牌”称之。他下笔时，由于担心被告，也为了是否直接点出企业名字矛盾很久。一方面三鹿是知名企业，拥有150亿元人民币的品牌资产，另一方面当他向三鹿集团求证时，对方信誓旦旦地保证，奶粉绝无问题。不过，在听取医生的说明以及看到婴幼儿的就诊情况后，他决心点名报道。

　　他说，他在甘肃兰州的医院看到了许多父母哭着把不满周岁的孩子送进手术室，以及医生冒着被指责手术不当的风险为婴儿实施全身麻醉；患病婴儿接受治疗时，得痛苦地忍受5毫米的管子从尿道里插进去，而护士们得在婴儿的头上多次寻找能够扎针的血管。

　　看到这一切，他决定在报道中写出三鹿的名字，但发稿当晚，他紧张得无法入眠。因为万一自己报道错误，就要吃官司，万一报道没错，他也会成为摧毁一个中国著名的民族品牌的千古罪人。

　　他说，9月11日报道见报后，报社接到无数电话，要求他们撤下网站上的新闻，直到晚上9点多，三鹿宣布召回奶粉后，他才如释重负。

　　对于部分媒体可能收到三鹿的“封口费”，简光洲不愿指责这些同行，因为他认为外界无法理解中国媒体生存的艰难，在生存有问题的时候，良心价值几何？

　　简光洲说：“我对我的点名报道选择不后悔。”但他年迈的父母听说此事后，曾从老家打来电话问：“这报道能不能不做？”他答说：“有好多婴儿可能因为这奶粉而死亡啊！”电话那头父母没有继续说话。

　　他在博客中写道：“我不是说我有多高尚，我只是想说出一个事实。在这个社会，面对着各种诱惑与风险，要说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其实也并不容易。”

德国之声 一个失去道德罗盘的社会

　　中国奶粉丑闻震惊了世界。在震惊之余，人们不禁要问，怎么能为了利润竟然不顾婴儿的生命安全？南德意志报发表的社论认为，这要归结于“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核心问题”：

　　“中国形成了一个失去道德罗盘的社会，对物质财富的无限贪婪四处泛滥。正如欧洲进口商和厂家一再抱怨的那样，在中国没有什么东西不能伪造。有仿冒的宝马轿车、模仿裁制的阿玛尼西服、盗版的好莱坞影片、伪造的彪马运动鞋。如果危险的玩具或有毒的止咳糖浆也来自这个国家，谁还会感到奇怪呢？

　　在中国，对食品也大量胡作非为。为了让鱼长得更快，把避孕药扔进鱼塘。给肉牛注射荷尔蒙，把蔬菜浸在杀虫剂中，想走捷径发财致富的中国人想必太多了。

　　几年前，就已有中国婴儿死于掺假的奶粉。现在再次发生这样的事件表明，北京共产党领导人已无法满足消费社会提出的全面要求。共产党仍然像章鱼一样把持着国家，这正是问题的关键之一：乳制品企业负责人是共产党的成员，给他们提意见的人，最后落到某个监督部门负责人手中。此人同样是共产党，他对此不闻不问，却受到媒体和法院的保护。这一切都是关系问题。可以说可怜的婴儿不仅死于三聚氰胺，也死于过量的中国维持关系的‘关系维生素’。”

他们要的是孩子健康

　　世界报报道说，中国将在星期四在甘肃酒泉航天基地把三名宇航员送上太空，实施太空散步。但甘肃也是有毒奶粉的重灾区，全国死亡的四名婴儿中有两名在甘肃，患病婴儿不计其数。该报接着写道：

　　“这些孩子的父母与其他父母一样，不会观看由北京导演的太空远征。他们要的是孩子的健康，要预防这类事件再次发生，要清算对这些事件负有责任的人员。现在人们日益清楚地看到，这场危机是贪婪获取金钱和腐败的结果，无所控制的经济增长进一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一位专家说，一年来，牛奶市场的竞争升级。超市的一升鲜奶价格上升到十元，但涨价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好处，他们的成本，从饲料到能源都上涨了40%。而增大的牛奶供应量和外国厂家廉价产品的压力却使中国牛奶收购价格不断下跌。

　　中国奶农每升奶只能挣一毛钱人民币，中间商挣一毛钱，加工厂家挣几毛钱。他们如何生活呢？这位专家说：只有不诚实经营，大家才能赚钱！一名被捕的贩子说，二十公斤一袋的三聚氰胺卖二百元，他几周内卖出二十袋。奶粉制造厂家用这种致命的添加剂可以使自己的产品增值四分之一。

搜索奶粉新闻比谷歌少 百度：我们是精确匹配

【星岛网讯】自三鹿奶粉事件以来，部分网友认为使用百度搜索到的相关网页的数量远低于谷歌，被疑屏蔽毒奶粉新闻，百度对此表示，他们使用的是精确匹配，而谷歌采用的是模糊匹配，但对于删一条1万元的说法，百度没有回应。另外，新浪等主流网站也被卷入其中。

　　《南方都市报》报道，网友近日发现，第一篇点出三鹿名字的新闻报道《甘肃14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用这个标题在百度搜索只有几百个结果，而在谷歌则有十几万个结果，这被认为是百度在屏蔽这个标题。

　　网友“pang_ying”也发帖称，同样搜索“三鹿结石宝宝”，百度搜索到的相关网页数量仅为谷歌的1/30.类似的帖子在很多论坛都有出现，并成为网友质疑百度的证据。

　　就此，百度公关部的负责人近日接受采访时解释称，这主要是百度在搜索过程中使用了精确匹配，而谷歌采用的是模糊匹配。

　　该负责人称，《甘肃14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这个标题百度采用的就是精确搜索，而谷歌上那么多结果其实更多是《甘肃14名婴儿同患肾病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虽然是同一篇文章，但前者这个标题确实没有多少网站采用，新闻网站广泛采用的就是后者。

　　这位负责人还指出，另一个导致百度有关“三鹿”奶粉事件的搜索结果少于谷歌的原因，是很多网友在早期使用了错误的关键词。他表示，很多网友在“三鹿”奶粉被曝光的最初几天里，使用的搜索关键词是“三聚氯胺”而非“三聚氰胺”。

　　在搜索后可发现，这一现象的确存在。如网友“爱心洋溢”曾于9月13日在猫扑论坛发帖，建议网友比较百度和谷歌对“三鹿”的搜索结果，其中另一个关键词使用的是“三聚氯胺”。而这些解释随后很快也出现在网络上。

　　删一条结果1万元？

　　百度发了声明讲述自己的“精确匹配”。不过又有网友拿出新的“证据”质疑百度。知名互联网网站“DONEWS”的一位网友9月18日发表文章指出，“百度的‘精确匹配’之说，说到底只不过是一个障眼法，试图以所谓的‘高深’搜索理论来蒙蔽普通网民，转移网民的视线”。

　　这位网友在文章中比较了用百度和谷歌分别搜索“汶川+大地震”和“三鹿+三聚氰胺”的结果，发现百度在搜索前一个关键词组合的结果要多于谷歌，而搜索后一个关键词组合的结果要少于谷歌。“为什么偏偏在‘三鹿奶粉’如此对社会公众生命健康安全构成巨大威胁的事件发生之后，搜索关键词要远落后于谷歌？”

　　对此，也有网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DONEWS”的博客“现代法律评论”上，网友“Hello”就跟帖表示，“你懂什么叫精确匹配吗？那么多的算法和策略，你两个比较就行了？随便搜索一下‘踵塃’，baidu只有一条记录，谷歌有近2000条记录，匹配算法不一样，差异的地方太多了，不懂的东西就不要乱说，说话还是要负责任的”。

　　但几乎同时，一则《曝百度删除负面信息标准：1万元/条》的帖子也开始在网络上流传。帖子中附加了两封据称为百度内部邮件的内容，并称百度一位高级管理人员给删网页结果的出价是1万元/条。

　　截至目前，百度方面尚未对这部分的质疑做出公开回应，邮件内容的真实性也尚未得到证实。不过，此前“DONEWS”网站上那篇质疑百度精确匹配之说的文章已经被删除。

　　有网友提出，影响巨大的主流网站应更加重视自己对公众与社会的责任。

　　“伊<！>利”是什么？

　　事实上，在此次由“三鹿”奶粉引发的国内网站信任危机中，百度也并非孤立的个案。

　　有网友发现，包括新浪在内的多个主流网站在转载报道中，“伊利”公司的关键词“伊利”二字中间多了一个空格。致使涉及“伊利”的负面报道，将隐藏中众多含有“伊”“利”字样的网页中，很难检索到。这一现象很快成为众多论坛和贴吧的话题。面对网友们的质疑，很多网站都选择了沉默。截至目前，尚未有新浪这样遭到质疑的网站做出回应。

百度等网站陷入奶粉门 被疑屏蔽毒奶粉新闻

【星岛网讯】食品安全事件近来频发引人关注，而与之同时也有网民质疑主流网站通过技术手段为奶制品企业屏蔽关键词。对于网民的质疑，除了百度数次回应外，多数主流网站都选择了沉默。

　　《南方都市报》报道，随着部分批次产品被国家质检总局检出含三聚氰胺，部分声誉颇佳的国产奶制品企业目前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几乎与此过程相伴随的是，包括百度在内的多家中国主流网站也因对此次奶粉事件所牵涉一些企业的关键词不同寻常的处理遭到很多网民的强烈质疑。

　　有网民发现三聚氰胺事件里百度搜索结果比谷歌少，为新浪新闻标题的源代码里里“伊利”成了“伊<！>利”。

　　除了百度方面数次积极回应网民质疑，并表示“搜索结果说明一切”外，遭质疑的多数主流网站都选择了沉默。面对网民们一波又一波的质疑，类似国产奶制品企业的信任危机同样困扰着这些网站。

　　“三鹿300万公关百度文件”曝光的影响依然在延续。那份网民提供的文件中称，三鹿的公关公司建议三鹿花300万摆平百度，屏蔽肾结石等负面新闻，并称伊利、蒙牛等都是花500万拿下百度的，该文件还称三鹿已经与新浪搜狐建立强强合作，“除非涉及国家权威机构的通报，该两网站今年内不会有任何关于三鹿集团的负面新闻”。

　　对此，百度否认，而其他网站没有发表声明，不过网民们在不断用各种方式探求真相，不断提出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