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星空

身处中国不能想像的美国言论自由

2011-11-07T15:45:00.000+08:00

吴忠

导读：美国的言论自由是纯自由。它与言论发表者好坏无关，与言论的正确与否无关，与真理还是谬误无关。除非在公共场所造谣引发立即的混乱，否则什么都可以说，都可以发表。今撷数例。

骂你千遍也不厌倦

在美国，人们最乐此不疲的事也许就是骂总统了。总统官大，骂得爽，也引人注目。骂，可以私下骂，也可当面骂，更可发表在报纸上骂，不管有没有道理。对他们“三环火煎炒炸样样都行”，人们见怪不怪。美国的大众传播媒介被视为第四权。总统“进入政治绞肉机，就得让美国新闻界任意碾压”。

一百年多前，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曾被人骂得狗血喷头。当时《文森斯报》这样骂他：“野心是他的罪恶，阴谋是他的爱好，腐化是他的作为。他登上政治舞台，就像一个毫无廉耻而又无法无天的赌徒来到赌场。他赌赢了，但他受审的时间也接近了。他必须把他赢到手的东西退回来，扔掉他的假面具，让他退休后一命呜呼。”

还有一份报纸更甚：“杰克逊的母亲是一个公共娼妓，是英国士兵带到这个国家来的，后与一个黑白混血儿结婚有了几个孩子，杰克逊就是其中之一”！这分明是在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面对如此的谩骂和攻击，杰克逊也没有生气。他说，他人的骂声可以促使自己做事谨慎，少犯错误。杰克逊总统并不懦弱。事实上，他是个脾气暴躁的人，一生与人决斗几十次，两次身负重伤。

2006年4月份的白宫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脱口秀主持人史提芬·高尔百特作为发言代表，当面指着布什的鼻子冷嘲热讽了半个钟头。他说：“总统先生，据说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我们美国是不是已经帮助伊拉克建立了最好的政府？”见台下的布什脸窘得像猪腰子，他益发调侃道：“现在报纸上说您的支持率才32%，别理那些老说您是瓶子半空着的人；其实，瓶子哪里是半空的？三分之二都是空的！”布什气得要死，却还得苦笑傻笑干笑陪笑。

美国总统之所以对谩骂宽容大度，主要是有言论自由的宪法撑腰，惹不起。诚如托克维尔所言：“为了能享受出版自由提供的莫大好处，必须忍受它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痛苦。”

有公开政府秘密的自由

有道是禁果分外甜。秘密，特别是政府的、不愿透露的秘密公众往往喜欢听喜欢看喜欢分享。法治国家要想保密，只有自己把秘密看紧点。早在20世纪70年代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就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即保密义务的主体是政府，新闻媒体的天职是传播信息，也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有新闻来源，媒体就有责任将其公之于众。

2010年7月26日，星期一，全球媒体头条新闻只有一个：阿富汗战争密件泄露! 维基解密，一个专门揭露大公司和政府机密的网站，将2004年至2009年阿富汗战争中鲜为人知的秘件交给欧美三大报章——美国《纽约时报》、英国《卫报》和德国《明镜周刊》。

它们同日同时公布几达9万份美国五角大楼国防部档案和战地情报机密文件，轰动全球。文件曝光阿富汗战争鲜人所知的内幕，如美国怀疑巴基斯坦情报部门暗中支持塔利班武装、驻阿外国部队误伤平民、美军掩盖塔利班获得先进武器的事实等。

泄密招致美国政府及军方强烈不满。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泄密事件可能危及阿富汗、伊拉克等地美军士兵安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称维基解密 “双手沾染鲜血”。国防部长盖茨感到愤怒和震惊，誓言将彻查此事。

五角大楼先是好言相劝：请删除泄密文档，将尚未公布的秘密文档归还美国军方，“希望你们尊重和满足我们的要求。”几近哀求。可维基不干，继续公布秘密文件。

白宫发言人也曾疾言厉色。声称，维基向公众散播秘密军事档案违反联邦法律。有记者随即追问是否会采取措施迫使维基解密停止公布文件，白宫却像泄了气的皮球，怏怏回答：“我们只能请求他们不要继续对外公布。除此之外，我们无能为力。”

　美国新闻制度的游戏规则是，如果媒体触犯法律，确实泄密而损害了国家利益，政府是可以起诉追求法律责任的，可是这必须是在媒体确实发表了违法泄密的东西以后。政府不可以搞新闻预检。

有揭露政府丑事的自由

美国媒介自诩为民主的看家狗，又有言论自由的尚方宝剑在，他们更加有恃无恐，在揭露报道政府的丑事方面乐此不疲。

不说近年的虐囚门了，看看四十年前的越战照片《火从天降》。

1972年6月8日，美国南越空军用凝固汽油弹向一个小村庄发起进攻，眨眼间，村子被黑色烟雾吞噬。忽然，一群孩子从烟雾中钻了出来，并径直跑向了公路。最前面的是一个穿着短裤的男孩，他的脸因万分惊恐而扭曲变形。在其身后，则是一位被烧后扯掉全身衣服的小姑娘，她大声哭喊着“烫死我了！“烫死我了！”在她身边，是一群无动于衷的美国大兵。

美联社的摄影记者、22岁的黄幼吾抓拍了这个瞬间。次日，照片就被刊登于《纽约日报》头版头条。

这是20世纪最震撼人心的摄影作品之一。照片直白地展示了美国侵越战争的滔天罪行，显示了战争对人类灵与肉的深重伤害，带给人们巨大的心灵撞击。有人评论：“1972年占据了世界上大多数报章头版位置的照片——一个赤身裸体、刚被美国凝固汽油弹喷烧的南越儿童沿着公路跑向照相机，她张开双臂，痛得放声尖叫——在激起公众对战争的反感方面，它很可能比播放一百小时的电视广播的暴行起作用得多。”

《火从天降》1973年以全票获美国普利策新闻照片奖，在当年的世界新闻摄影比赛中被评为年度最佳新闻照片。这张反越战的代表性照片，再次唤醒了人们的良知，引发美国反战浪涛汹涌，怒涛拍岸！不久，美国撤军。人们都说，这幅照片使越战得以提前半年结束。

当时总统尼克松看着报纸照片，气得直跺脚，对白宫办公厅主任大发雷霆。但无可奈何，这是言论自由。

国旗烧吧烧吧不是罪

　　美国最高法院有风骨很牛叉很顽固。什么是言论自由，最终由它认定。常常很出格。比如，高院认为人们有焚烧或玷污国旗的自由。

在多数美国民众看来，国旗星条旗象征了美利坚民族的辉煌和荣耀，代表了国家的团结和伟大，美国50个州中有48个通过了保护国旗不受玷污的法律。

但最高法院说那不是问题，它属于言论表达自由，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

1984年。在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大会上，大约100名反对里根政府的示威者在大街上游行并高呼政治口号。当示威者来到市政厅门前，一位名叫约翰逊的男子接过一面美国国旗浇上煤油焚烧。他们一边焚烧一边欢呼：“美国——红、白、蓝，我们对你吐痰。”随后，约翰逊因焚烧国旗而违反了得克萨斯州的有关法律，被得州法院判处1年监禁和2000美元罚款。约翰逊不服。官司最后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其间，报刊上刊登群众关于焚烧国旗的来信。几乎一边倒，大多是批评。政治人物上纲上线——星条旗是美国的象征，烧旗就是拔旗砍旗废旗就是想让美国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回到半殖民地半联邦的时代；

二战老兵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们深情地唱到：星条旗帜,你是我的骄傲，星条旗帜,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爱国愤青头缠国旗像东洋武士，纷纷表态：我们都是护旗手，每一具身躯护卫一面国旗；谁要再敢烧国旗，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法官特立独行，我行我素。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最终以5：4的票数认定：约翰逊的行为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国旗烧吧烧吧不是罪。恰恰相反，得州禁止焚烧国旗的法律才违反宪法。

美国宪法高于一切，政府不能强迫人们爱国旗，国旗——星条旗保护那些蔑视它的人！“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国旗走向你的火海。”

最高法院这一纸判决不仅使约翰逊无罪获释，更使美国50州中48州国旗保护的几十个地方法律全部失效！招骂一片。可谁奈它何？！

新闻出版有“蜚”“诽”“非”“黄”的自由

在美国，由于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出版自由，所以一般不存在非法出版物。那么，对流言蜚语、诽谤和色情的东西，政府可以限制出版发表吗？通常也不能。

美国1931年的尼尔诉明尼苏达州案确立了新闻报刊不能因为诽谤而禁止出版。

美国最高法院指出：明尼苏达州禁止诽谤言论出版的法律不合法。它实际是新闻检查制度，这在英国早被废止。难道我们自由的美国还能保留么？出版自由是一个自由国家的基本特质，言论发表出来有问题再打官司不迟。若欲禁止，就是破坏新闻自由。

对于诽谤言论，如果说明尼苏达案判例确认的是“可以秋后算账，不能春前堵嘴”规则的话，那么，30年后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胜利则进一步确认，对政府官员或公众人物的诽谤，秋后算账也不可以。

1960年3月29日，一个民权组织在《纽约时报》刊登了一个政治宣传广告，广告描述了黑人反种族歧视非暴力抗争中遭到地方警察残酷镇压的情形。后来发现，广告中有的细节不实。

　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县警察局长沙利文认为广告影射了他，控告《纽约时报》犯有诽谤罪，要求法院判决报社赔偿50万美元。地方法院陪审团判沙利文胜诉。被告不服，把官司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

1964年3月9日，联邦最高法院就《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作出裁决，9名大法官一致同意推翻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关于沙利文胜诉的判决。

布伦南法官指出：错误的陈述也有“呼吸的空间”，故也需要保护。如果仅是事实错误，那么不得抑制言论自由。从媒体实践来看，记者不是科学家，既要及时传播信息，又要保证每一次细节都不出差错，几乎无法操作，等于扼杀了舆论监督。只有传播出来，才有试错的机会，才能发现真相。

不仅如此，法庭还规定，只有有关事实的报道才能构成诽谤，而任何有关意见的报道均与诽谤无关。最高法院在1974年一次关于诽谤的裁决中认定：在美国宪法的原则下，没有所谓的错误意见。

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判决。此后在涉及“公众人物”的报道中，只要媒体在报道的时候不是有意地制造虚假的新闻，法律允许报道出现失误甚至是重大错误。这成为媒体敢对官员大开杀戒的护身符。

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的出现，现在真正出现了制定法律限制言论自由问题——涉黄。

美国政府从保护青少年儿童出发，1996年制定《联邦通讯规范法》（简称《通讯法》），禁止向未成年人传播任何“下流的”和“令人难堪的”黄色信息和图片。联邦最高法院说：《通讯法》违反宪法！

最高法院认为，因特网就象每一个不同的人的思想一样丰富多彩。没有任何理由对此进行限制。什么“下流”“难堪”，谁说了算？法院！那些关于堕胎、同性恋或色情等主题的网站,政府怎能预先知道我们法院最终会认定网站内容黄？

高院指出：国会制定《通讯法》指导思想是好的，但它自设标准，随意过滤，文件加密，身份查验，侵犯了成年人的有效视听获取权，为政府限制、侵犯甚至剥夺英特网上的言论自由大开方便之门，构成了对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自由权的粗暴侵犯，因此，判处《通讯法》死刑！

《通讯规范法》被否决后，美国国会成立的保护在线未成年人特别委员会吸取教训，提出了十几种可选方法加强对青少年的保护，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上海与中国青年对话时说，越是自由的信息流通，社会就变得越强。他说，美国的互联网不搞限制，这是我们力量的来源。

有鼓吹革命推翻政府的自由

2008年底，美国大选到了揭幕的阶段，一位号称是美国三Ｋ党领袖的罗布宣称代表270多个三Ｋ党组织，对大选结果进行了警告。他认为非洲裔美国人，是“入侵”美国摧毁“基督教文化”的外人，警告如果奥巴马当选，便会出现一场“种族战”。

没人把它当回事，美国人已“惯看秋月春风”。第一位美国非洲裔黑人总统候选人奥巴马依然当选了。

三Ｋ党的圣经在各组织中大同小异，其中一版在第三节有：“我们坚信种族隔离，毫不妥协。”像三Ｋ党这样的在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恐怖主义团体，也允许他们公开言论吗? 是的。

1964年，俄亥俄州一位叫布兰登堡的三Ｋ党领袖组织了一次集会，被广泛报道，他在集会中说，“黑人要滚回非洲，犹太人滚回以色列”，对现政府，他威胁说，“如果总统、国会、以及最高法院继续压迫我们白人、高加索人种，那我们就会采取报复性行动。”节目播出后，俄亥俄州依据节目中显示的线索破获了这个组织，布兰登堡因此受到起诉并且被依据《组织犯罪条例》判决有罪。布兰登堡将案件一直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1969年，联邦最高法院审理“布兰登堡诉俄亥俄州”一案，大法官们一致裁定推翻原判。

法院认为：如果“仅仅只是鼓吹”，哪怕鼓吹者是要煽动使用武力或者违法行事，这种行为本身，属于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言论自由的范围，不能受到惩罚。只有当这种鼓吹“直接煽动或挑起了非法行为，或极有可能造成此类结果”时，才能予以限制。

法官指出：要说煽动，每一个观念都是煽动；它只是提供一种信念。推翻政府作为一个抽象原则不应该被禁止。

一个终极立场：即便那种鼓动用暴力或非法行为来实现社会变革的言论，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照样能受到保护。

美国的言论自由是纯自由。它与言论发表者好坏无关，与言论的正确与否无关，与真理还是谬误无关。除非在公共场所造谣引发立即的混乱，否则什么都可以说，都可以发表。

譬如，据说美国报纸有这样的新闻标题：“奥巴马：一个只会夸夸其谈的小屁孩”、“请奥运火炬坦白：你每届烧了人民多少钱”、“拉登是一个反霸的大英雄”、“毕加索告诉我，鸡蛋其实是方的”、“绝密：地球将在2012年平安夜爆炸”等等。

指出问题不是坏事。希特勒时德国就有很多“卖国贼”，那其实是爱国者，是另一种忠诚，就如法国百年前发出“我控诉”的左拉一样。反对现存秩序的言论对现存秩序本身而言当然是逆耳的，但忠言逆耳利于行。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胡适在1920年代考察美国后感慨道：美国不会有社会革命，因为美国天天都在进行渐进的社会变革。这，也许是美帝国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甚至越活越年轻的一个原因。

　《经典法治故事趣谈》

中国贪官的五星级豪华监狱轰动网络

2011-10-14T15:14:00.000+08:00

中国贪官的五星级豪华监狱轰动网络:

中国贪官的五星级豪华监狱轰动网络

中国的官僚有特权地球人都知道，但中国落马的贪官已经成为罪犯却仍然享受着特权你恐怕没有想到吧？

记者王心慈（法国编译）报导：这确实是监狱吗? 欧式的大楼设施完备齐全、高档酒吧、高档办公室、豪华会议中心、带阳台的单人牢房二十平方米、小区里的国标运动场、塑胶篮球场和塑胶跑道、人工河流、公园……等，架势看起来像“白宫”，太奢华了！人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设备豪华程度已超过高档社区，比咱家小区环境好上几倍不止。

据报导，中国官方为贪官们发明的豪华监狱，陈设都是五星级，越来越多涉及贪污腐败的中国官方已预订了这种豪华监狱，这是中国官方赋予需要再教育贪官们的特权。在中国互联网上，该消息已经引起轰动。

江苏省盐城监狱内院（网络截图）这是一家5星级酒店？或是亿万富翁的别墅？都错了，它是中国官方建造的一座豪华监狱，专门为越来越多被法院双规和判刑的腐败官员准备的。中国官方没有让贪官们呆在普通监狱里，让他们与那些不同政见者、罪犯或轻罪犯人呆在一起，而是让贪官们在平静和豪华条件下，接受再教育。原来豪华监狱就是干这个用的。

“白宫”式的监狱苏州盐城监狱是引起最大关注的监狱—欧式的大楼设施完备齐全、高档酒吧、高档办公室、豪华会议中心、带阳台的单人牢房二十平方米、小区里的国标运动场、塑胶篮球场和塑胶跑道、人工河流、公园等，架势看起来像“白宫”，太奢华了！人们都不敢相信，这确实是监狱吗? 苏州盐城监狱拥有6个塑胶篮球场。其豪华的设施好过高档社区，比大多数中国人自家小区环境都要好很多。这可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确实是监狱，但它却散发着豪华自由的香味。

所有mop.com网站确定了中国建造了7个豪华监狱，他们提供了详细的描述和照片支持。有些网友发现，建筑标准高于中国水准，造成中文论坛的轰动。人们经常去比较建筑标准，却从来没有重视过四川地震，豆腐渣工程造成的校舍和百姓房屋倒塌已造成87,000人死亡。

贪官在豪华监狱中享受特权在中国档案网站提供中共落马贪官中的几个例子：“中共上海前任领导人陈良宇，在豪华监狱里享有20平方米的单间，每日享用4餐，包括夜宵，香烟和巧克力。每月开销为六千元，是上海人每月平均收入的两倍。再有“成都贪官马建国在被监禁刑期，被允许参加私人宴会，回家就寝，且在狱中不受限制地任意使用手机。” 安徽贪官曹小明被判刑后仍允许继续领取6个月工资贪官在特权监狱里是否能学会放弃特权？也不知这种方法对教导中共贪官放弃他们的特权是否很有效。网友称：“能不腐败吗？贪官进的监狱都是五星级的，这不是鼓励贪污腐败吗？”

有的网友说：“原来监狱也存在腐败和特权，犯罪份子也分等级。凭什么有些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肆意挥霍纳税人的钱，入狱后依然享受特权，这不是助长腐败是么？” 还有的网友说：“在中国，怎么贪官到哪里都舒服？” “怪不得反腐这么难，原来贪官根本就没有什么顾及，大不了犯了就去监狱养老。”

反腐？但愿不是在忽悠13亿善良的中国老百姓！

网友评论：市里获得了一笔拨款，各级领导开会讨论用途。一部分认为应该用来改善学校，另一部分认为应该用来改善监狱。最后市委书记发言：“各位，你们谁认为还有可能再进小学？”……于是会议一致通过该笔拨款用来改善监狱条件。

—— 感谢阅读 ——

本文标题

中国贪官的五星级豪华监狱轰动网络

社会糗事大百科

中国贪官的五星级豪华监狱曝光轰动网络 (组图)

2011-10-13T16:37:00.000+08:00

中国贪官的五星级豪华监狱曝光轰动网络 (组图):

中国的官僚有特权地球人都知道，但中国落马的贪官已经成为罪犯却仍然享受着特权你恐怕没有想到吧？

据报导，中国官方为贪官们发明的豪华监狱，陈设都是五星级，越来越多涉及贪污腐败的中国官方已预订了这种豪华监狱，这是中国官方赋予需要再教育贪官们的特权。在中国互联网上，该消息已经引起轰动。

反腐？但愿不是在忽悠13亿善良的中国老百姓！

来源：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page=1&boardid=1&id=7833024

（中国数字时代）

晚清中共权力维稳越维越不稳

2011-10-13T16:34:00.000+08:00

晚清中共权力维稳越维越不稳:

中国式天价维稳

野渡 DW

维稳是个新词，出现还不到十年，但现在已成为中国家喻户晓，可能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在缺乏政改的跛足改革下，维稳权力被广泛滥用，很多维稳理由荒谬可笑到了极点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内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跻身世界前列。然而，自八十年代开始迄今的中国改革的主要特点是官权主导市场，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致使官权畸形强大，执掌公权力的利益集团内部腐败丛生，公权力与资本相互勾结，大肆掠夺全民财富。

这种跛脚改革伴之而来的是严重的权力腐败、社会腐败，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公，普通民众几乎没能享受到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好处，他们创造的财富绝大部分都让既得利益集团掠夺走，社会阶层迅速分化，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社会矛盾日趋加剧，社会的不满、仇恨情绪不断积累。

在官民日益对立的严重政治生态下，为了维护权贵利益集团的利益，中国形成了一个强化控制社会高度打压民权的"维护稳定"体制，"稳定压倒一切，一切都要给维稳让路"，从中央到各省﹑市﹑县、乡和街道一级，直至重要企事业单位都设置了"维稳办 "--"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在缺乏政改的跛足改革下，官权得以无限膨胀，维稳权力被广泛滥用，很多维稳理由荒谬可笑到了极点。湖南质检部门验出一种茶油含有超标六倍之多的致癌物质，当局却一直秘而不宣，任由这种毒油继续流向全国，其理由是维稳需要；

河南商城县多人被蜱虫咬死，可是当地官员却称政府之所以没有公开蜱虫疫情，是维稳需要，"怕引起进一步恐慌"。在"两会"上有人大代表公然提议政府应该打压一切上访行动，有地方官员骄傲地展示精神病院"收容"上访者的辉煌成绩。　

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弹压治理维稳模式实质是以全体公民作为假想敌，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官权肆意横行，严苛剥夺民权，压缩公民空间，公民权利荡然无存。

隐瞒豆腐渣是为了维稳、隐瞒三聚氰胺是为了维稳、隐瞒动车死亡人数也是为了维稳，维稳的重要性已超过任何事情，人类的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愚蠢荒谬的"维护稳定"，甚至愚蠢荒谬最终也成为这个体制的特色和优点。由于社会矛盾的根源没有得到解决，这种变态的维稳体制根本没有解决问题，不过是在把矛盾往后推，处处打压、民怨积累的结果是可能爆发后果更严重的社会对抗事件。

《社会科学报》统计出2009年全国维稳经费高达5140亿元，超过当年军费开支，清华大学的报告指各地政府维稳陷入越维越不稳怪圈："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

变态维稳导致知识精英阶层离心

作者野渡在日内瓦

中国当局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一直采取消灭"不稳定因素"于萌芽状态，该措施在今年二月份开始发生的"中国茉莉花革命"事件中达到了极致，当局害怕阿拉伯茉莉花革命浪潮席卷到中国，在全国各地开展了残酷的镇压维稳措施，成百上千维权人士、知识分子被监视、软禁、拘留、绑架、失踪、逮捕。许多认为不可能抓捕的人，如著名艺术家艾未未、著名作家冉云飞等都被捕。

这是自1989年64事件以后对中国知识精英阶层最大规模的镇压行动，一时间各地风声鹤唳，全国陷入红色恐怖中。艾未未、冉云飞二人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知识精英阶层温和渐进改良的主流，日拱一卒、不期速成的理性精神扩展了民间话语的空间，他们受到知识分子群体的赞誉和尊重。他们被抓捕的消息引发了体制内外知识精英对当局的不满和愤怒。

在当局"零指标"和"一票否决"的巨大维稳压力下，因为茉莉花事件而被秘密拘押的维权律师、作家等受到了自1976年结束文革以后最大规模的一次对知识分子使用暴力手段对待的恶劣行径，包括殴打、不准睡眠、洗脑和恐吓威胁等酷刑手段，使精神和肉体遭受双重折磨。

著名作家余杰被殴打近三个小时，直至昏迷，后被送往医院抢救才得以脱离生命危险；著名维权律师唐吉田被赤身裸体反铐在椅子上，用空调吹了一个晚上，导致感冒烧成肺炎，其腰部受损严重，至今仍行动不便。

北京维权律师金光鸿被关进精神病院，连续几天被殴打，并被绑在床上，管理人员对他强制注射不明药物，让他的记忆力受到损害。

暴力对待知识分子的高压维稳手段并没有达到消弥不同声音的目的，反而激起了知识精英阶层对现行体制的抵触和离心情绪，他们看不到政改的希望，看不到改良的出路，只看到变态维稳下野蛮的打压和越来越暴力化的手段，他们的不满、躁动、愤怒情绪之明显溢于言表。

知名宪政学者陈子明在8月14日的"中国能否走出左右？"的座谈会上发言就说到："现在流行谈晚清，在公开与私下的言论中，革命的气息都越来越浓了。"

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官方媒体或公开明目张胆、或背后阳奉阴违拐弯抹角发出异于官方的声音。7月29日，在中宣部以维稳需要为借口发出禁令封口温州动车惨案报道后，在这天的惨案死者头七之日，全国各地的一百多家报纸大开天窗，以无声的示威和抗议发出对这个体制质疑的声音。一百多家报纸集体同时开天窗，是世界新闻史上史无前例的第一次，是知识阶层集体对年来高压维稳现实的不满情绪总爆发。

变态维稳何时到尽头

现代政治伦理的基本原则是：国家的政治稳定是建立在宪政的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史表明宪政是现代国家正常的政治活动的基本保障和基本形式，以限制政治权力捍卫公民权利为核心的宪政是现代国家文明化的标志，宪政体制下民主和法治的内在结合成为宪政国家整合冲突、规范秩序、维持稳定的基本工具和手段。国家和政府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维护公民的利益和自由，公民是国家和政府的服务对象和权力来源。

而中国现行的变态维稳体制可以说是对现代政治伦理的背叛，国家、政党成了凌驾于一切公民的头上的利维坦怪物，以恫吓威胁和暴力镇压来维持这前现代社会的冷血凶残丛林法则，在中国历史朝代上实施特务政治最严厉的明朝与现在相比也望尘莫及。

自焚、爆炸、冲突、骚乱......社会矛盾不断积累，监视、软禁、绑架、逮捕......政权不断滥用权力严打和整肃妄图维稳，社会陷入危机不断和应付危机的恶性循环，中国就象一辆开往万丈深渊的公共汽车，没人知道怎样使他停下来，有能力的人纷纷选择跳车，剩下的乘客除了被做为人质等待车毁人亡别无选择。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整个中国社会日趋严重的迷惘、抱怨、躁动、戾气情绪，似乎就像个一点就燃的火药桶。

作为社会先知先觉者的知识分子已经纷纷以其良知勇气担当起了捍卫基本常识的道义责任，发出了要求变革的声音。在一个民智已开的信息社会里，没有人相信一个靠变态维稳统治的强权能千秋万代，追求和捍卫自由是人的持久不变的天性，任何强权都无法扼杀这源于人性本身的永恒呼唤。

既得利益集团如果不尽快改变目前刚性的变态维稳手段，继续拒绝实行有利于释放社会压力的政治体制改革，拒绝融入世界主流文明，那么迟早必然出现对这个国家任何人都绝无好处的危机总爆发大动荡局面。

换言之，变态维稳必然会结束，多少一麻袋一麻袋的钞票继续往"维稳"这个无底洞里扔也救不了它行将结束的命运。它或者结束于顺应历史潮流的政治变革中，或者结束于逆历史潮流而导致的激烈社会转型中，结束的时间和方式可能不同，但是结果并无二致。

作者简介：1970年出生，.中国言论自由、网络自由、公民运动观察者. 2001年创办被查封达49次的中国互联网早期著名思想网站《民主与自由》。现在独立中文笔会主持网络工作委员会。

缅甸民主春风使北京难堪

2011-10-12T09:22:00.000+08:00

缅甸民主春风使北京难堪:

作者杨眉

最近几周来东南亚小国缅甸不断引发国际舆论的关注，上个月底，缅甸新政府宣布为了尊重民意，决定停止中缅两国已经开启了一年多的密松水电合作计划，引发专家们的广泛猜测，上周缅甸新闻审查部门的负责人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又表示必须取消新闻审查制度，更使国际舆论刮目相看，而本周二，缅甸政府又宣布计划释放6300囚犯，虽然官方并没有明确是否释放政治犯，但是，缅甸政府上个月成立的人权委员会明确表示政府将在近期内释放国际社会呼吁已经的良心犯。那么，刚刚脱下军装而新组成的缅甸新政府是否决意要进行政治改革？是什么样的动机促使缅甸政府与他多年来的盟国中国公然对抗？西方尤其是美国是否真的如中国官方人民日报所指控的那样是幕后推手？

我们都记得，去年十一月缅甸民主党领袖昂山素姬获释之后，缅甸举行了反对派期待已久的立法选举，之后，又成立以吴登盛为总统的文官政府，虽然，昂山素姬曾经多次与政府部门负责人举行会谈，并在会谈后表示对新政府的改革的意愿充满信心，新议会成员也不断向西方媒体透露新政府的运作方式与过去相比是如何不同，但是，由于新政府中主要官员大部分来自此前的缅甸军政府，国际舆论对此始终将信将疑。

然而，九月三十日，缅甸政府总统吴登盛宣布终止中缅密松水电站计划的决定却使全世界震惊，也可能成为缅甸外交内政的一大转折点。

缅甸密松水电站总值36亿美元，距云南腾冲县约200多公里，是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在缅甸伊洛瓦底江流域开发建设的重大水电项目。电站位于缅甸北部的克钦山区，是伊洛瓦底江干流河段上拟开发的第一级电站，总装机容量为600万千瓦。

吴登盛总统声称：缅甸政府是民选政府，因此，必须注意人民的意愿，应该把重点放在解决人民的担忧和顾虑上。

确实，密松水电站2009年底动工一年多来，受到包括昂山素姬在内的民运人士、少数族裔和环保团体的反对，水电站计划占地766平方公里，缅甸为此已拆迁北部六十四座村庄，一万二千名居民家园被毁，并影响到伊洛瓦底江水流与生态，更有甚者，水电站修建计划影响当地克钦族人的生计，克钦族人谴责军政府是借机驱逐他们，因此，不惜使用武装暴力破坏水电站计划，去年4月中起，水电站建筑工地曾发生三宗爆炸案，造成四死十二人伤，其中多数是华人；在六月发生的中缅边境武装冲突后，来自中国工程师便被撤回云南。

缅甸政府在没有通知中国政府的背景下，宣布决定搁置电站修建计划，引发外界猜测，也使中国政府一时不知如何对答。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总经理陆启洲表示震惊和不解，他说，如果搁置意味着停止建设，将带来一系列法律问题，有关合同方必须面临巨额的违约索赔。

中国官方人民日报在一周之后发表评论，指控围绕密松电站等中缅两国合作项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或直接出面，或借助所谓非政府组织造势。无容讳言，当今世界敢于同中国公然对抗的国家屈指可数，类似缅甸和越南这样的东南亚小国，更不会在没有后盾的前提下向中国公然挑战，缅甸近日加强了同美国与欧盟的外交接触，美国新任命的缅甸大使米切尔上个月首次对缅甸展开了为期一周的访问，随后，缅甸外交部长吴温纳貌伦也罕见了访问了美国国务院，并且会见了美国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另外，欧盟上个月也首次派专员前往缅甸访问，并且对缅甸新政府的政治开放表现大表赞赏。美国与欧盟是否是缅甸停止密松水电站修建计划的幕后推手，外界自然无从得知。或许几年之后，新的维基解密网站会使真相大白、水落石出。

应该说，美国与中国的政府官员如果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无论是何事，首先想到的是把对方当作替罪羊。然而，假设美国确实是幕后推手，那么，美国的目的又是什么？观察家都注意到，缅甸的地理位置显要，是东南亚的必争之地，中国在缅甸的最重要的投资计划是由缅甸通往中国云南的输油管道，这是绕过马六甲海峡，保障中国的原油运输的一大重要通道，缅甸政府如果要同中国对抗，为何没有从输油管道开始，同样，如果美国确实要破坏中国在缅甸的利益，或许也应该从输油管道入手。何况，缅甸政府停止修建密松水电站的计划只是整体水电计划的一部分，停建觉得也确实受到了缅甸境内少数民族以及环保人士的欢呼。所以，缅甸总统吴登盛所言，民选政府应该尊重民意的言论并非夸夸其谈，而且，吴登盛此言似乎也是对中国政府的一个暗示。

我们都记得，几年前，缅甸军政府因镇压迫害反对派人士而遭到国际社会严词谴责，中国政府也曾经敦促缅甸军政府进行必要的政治改革，而如今，乌龟无疑已经在赛跑中超越了兔子。几个月前缅甸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姬时，监禁刘晓波的中国政府在国际舞台是如何尴尬，今天缅甸政府决定释放数千名政治犯，那么，关押着王丽蕻、谭作人等无数个良心犯的中国政府今后将何以面对世界。RFI

武二郎终究还是武大郎

2011-10-09T13:44:00.000+08:00

武二郎终究还是武大郎:

武松杀嫂，流放，经过有名的十字坡，识破孙二娘的蒙汗药，压翻孙二娘在地。张青赶来，求武松手下留情，又问：“愿闻好汉大名！”武松道：“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都头武松的便是！”

不知有多少读者会注意到这个细节：武松在介绍自己时，前面有一个头衔：都头。这是不该被忽略的细节。今人的名片，也总要印上那些由体制任命或颁发的各种大大小小的头衔，古今是一样的风俗也。问题是，此时武松哪里还是都头？不过是一个流配的囚徒。追根究底，他做都头也不过四个月不到，此前他也就是一个古惑仔，一个流浪江湖的逃犯。他二十六岁（他初见潘金莲时自称25岁，此时过了一年）的生命里，当都头也就四个月，可是，这四个月的“都头”，已经深深的烙印到他的生命里了，已经成为他二十六年生命历程中最值得骄傲、自豪和向人炫耀的东西了！

其实，一个小小的“都头”，每个县都有好几个，更加庸才尽有。而能打虎，能轰轰烈烈为兄长报仇的，能有几个呢？

但是，这些都不行，还是一个小小的体制内的职衔，才为人们承认！这真是让天下英雄泄气、无奈的现实！

张青道：“莫不是景阳冈打虎的武都头？”武松回道：“然也！”

注意这个“然也”，是何等得意，何等自豪！可见武松骨子里还是很为他的打虎经历自豪。

但是，这样的英雄事迹，还是不能够支撑他的人生自信，必须要有一个体制内的职衔，方才觉得有面子。这种文化，拘束了多少英雄，扼杀了多少英雄！

这样的文化，就是御用文化，就是奴隶文化。

这也是宋江后来处心积虑要招安，并且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愿望，从而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接下来，武松让张青救醒两个公人，大家一起吃酒。座位如下：武松让两个公人上面坐了，张青、武松在下面朝上坐了，孙二娘坐在横头。

武松何等人物？张青、孙二娘何等人物？但为什么偏偏两个庸碌公人坐在上头？——就因为是公人。公人就是公家人，是体制之内的人。体制之内的草，也压过体制之外的郁郁青松！

可笑的是，这两个公人刚刚还躺在剥人凳上。

刚才还要把你开膛破肚当牛肉卖，转眼就美酒佳肴把你当领导敬。

受压迫受剥削的民众，对公人，就给予这样的两种待遇。

区别只在于场合。并且次序常常颠倒。

武松到了孟州，帮施恩夺回了快活林，过了一段快活日子。一月之后的一天，孟州守御兵马都监张蒙方差人来请武松。张都监对武松道：“我闻知你是个大丈夫，男子汉，英雄无敌，敢与人同死同生。我帐前现缺恁地一个人，不知你肯与我做亲随梯己人么？”

武松当即跪下，称谢道：“小人是个牢城营内囚徒；若蒙恩相抬举，小人当以执鞭随镫，服侍恩相。”

武松又一次给我们展示了他的“大人小样”。

是的，武松是个大人，是个英雄，是个豪杰，是个好汉。

但是，他经常会露出他的“小样”：有些谄媚，有些讨好，有些巴结，有些奴颜，有些媚骨………

说得好听一些，他吃软不吃硬，知道感恩戴德。

说得难听一些，一遇到权势，一遇到权势给他一点颜色，他马上感激涕零，恨不能肝脑涂地以报。

阳谷县知县的一点赏识，抬举他做个都头，他就对知县感激涕零，为知县送贪贿之物上东京打点，尽心尽职；

施恩父子几顿酒饭，几句抬举的话，就让他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甘心做人家的打手，还洋洋自得；

现在，张都监让他到帐下做一个亲随，说白了，就是一个保镖，他又感激得一口一声自称“小人”，一口一声自认“囚徒”，马上表白赤胆忠心，要为他执鞭随镫，鞍前马后的侍侯………

八月中秋。张都监让武松参加他的中秋节家宴。又叫唤一个心爱的养娘，叫做玉兰，指着玉兰对武松道：“此女颇有些聪明，不惟善知音律，亦且极能针指。如你不嫌低微，数日之间，择了良时，将来与你做个妻室。”

武松又一次感激涕零，起身再拜，道：“量小人何者之人，怎敢望恩相宅眷为妻。枉自折了武松的草料！”

这话我们怎么这么耳熟？

是了，当初，施恩的父亲要施恩结拜武松为兄，武松也诚惶诚恐，说“枉自折了武松的草料”，现在，张都监要把自家的养娘嫁给武松，武松又说“枉自折了武松的草料”。

什么英雄，什么好汉，在这些官宦面前，不过是草料！

无论你是多么大的英雄，只要你无有官职，不论你碰到多么小的芝麻粒大官，你马上就泄气了，马上就吃瘪了，英雄马上就成了狗熊了………

武松能打虎，是人中之俊杰，可是，碰到一个小小的县令，一个小小的监狱长，一个都监，马上他就立地矮了三尺，武二矮成了武大,成了精神上的武大郎，人格上的三寸丁谷树皮。

武二啊，终究还是个武大。

有那样一种文化，有那样一种制度，能把所有的国民，都变成武大郎！

少将李双江“级别论”遭到老军人和网民炮轰--转录

2011-09-29T12:17:00.000+08:00

少将李双江“级别论”遭到老军人和网民炮轰--转录:

少将李双江“级别论”遭到老军人和网民炮轰

2011-09-17 20:15:46

浏览 15679 次 | 评论 45 条

网言之一“拼爹时代”：中国网民以对联、漫画、歌曲等各种方式讽刺中国富二代、官二代和星二代特权阶层的嚣张。李天一的爹李双江和李启铭的老爹李刚、郭美美的干爹王军、卢美美老爹卢俊卿一起，被网民列为中国的四大名爹。

网言之二“中国勇夺全球第一”：其内容是：1、读世界上最贵的书。2、看世界上最贵的病。3、住世界上最贵的房。4、吃世界上最毒的食品。5、干世界上最长的工时。6、交世界上最多的税。7、享世界上最少的权利。8、养世界上最多的官。9、受世界上最重的剥削。10、领世界上最离奇的死法。

此网言继续在各大网站上转发。央视节目主持人崔永元微博亦转发此帖。

近日，中国解放军少将李双江重登“舆论名人榜”，不过这次“上榜”不是藉助他高亢的所谓红歌，而是因为他15岁的宝贝儿子李天一给他惹祸。李双江带领几名军官随从，高调去看望伤者引起网民的质疑，而他随后抛出的“级别论”，更招到老军人和网民的炮轰。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消息，在爱子打人后，李双江赶到医院看望伤者，表示道歉。不过，在向被打者谦卑道歉的同时，李双江也不忘向媒体展示他“将军的威严”。他到医院看望伤者时，专门带几名军官做随从。从军阶上看，这些人有尉官也有校官，他们簇拥在李双江周围为其开道。对此，网民们认为，李双江道歉不真诚，到医院还带警卫摆谱，还有人指出，李双江带这么多警卫到医院是威胁受害者。

李双江则回应道：“按我的级别配几个警卫和内勤是很正常的，我派他们到医院是保护伤者免受媒体打搅，更好地疗养，希望媒体不要再藉机炒作。”李双江的“级别论”引发网民的不满，一些网民对靠唱歌就能当将军的用人制度表示质疑，认为这有损解放军的形象：

“问题是唱歌唱出将军。这个体制应该改革吧”；

“唱歌跳舞的应该从军队中剥离出去”；

“军队的将军就该是从普通士兵和低级军官一步步脱颖而出的，不该是作家、艺术家”；

“的确应该改革！唱歌的、跳舞的、演戏的、演小品的、研究我爷爷的，不是军长、就是师长，最小的也是团长。如此，今后的中国军队怎么得了！”

也有网民将李双江唱过的红歌“红星照我去战斗”改写为歌词“红爹罩我去战斗”，讽刺中国官二代。中新网论坛中新社区发表文章说，像李双江那样主要靠唱歌就获得了少将军衔的，世所罕见，除了中国，不知道其他国家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李双江的妻子、也是军旅歌手的梦鸽虽然还不是将军，但估计起码也是上校、中校。山东威海退役军人曲先生表示：“作为梦鸽也好、李双江也好，说句老实话，他就是一个歌手。包括李双江、包括宋祖英，他们唱了个歌就可以当将军，好多在战场上摸爬滚打的、流血流汗、枪林弹雨打出来的，也没捣鼓个将军，李双江当了多少年的将军了，凭的什么？！”

前段时间河南省濮阳市举办了一场规模盛大的“爱国歌曲大家唱”活动，在宋祖英演唱其间，有一位中年男子上台对宋祖英做出非礼性的动作，搂住宋祖英肩膀不放，摆出各种姿势合影。这个细节几天之后风靡网际网络，引发网民们的热议。在网民和媒体的高度关注下，濮阳官方作出决定，那就是将强搂宋祖英的男子免职，更让人惊诧的是，他还被行政拘留。前《中国民营》杂志社记者刘逸明撰文指出，宋祖英的身份并不单只是一位歌手，她还具有少将军衔，这个级别相当于一位省长或省委书记了。如此高级别的歌手，在到地方上演出时，她的香肩岂是地方上的官员相碰就能碰的？另外，坊间一直盛传宋祖英和卸任前高官的关系，倘这种传言实属，那么王留聚就更是有眼不识泰山，被免职和拘留就不稀奇。而宋祖英本来就很有特权，比如她随团去四川绵阳演出时，当时四川省对宋祖英给予副总理级以上的一级警卫待遇。宋祖英本是湖南苗家一个贫户女子，在1990年《央视春晚》后才被调到了海政歌舞团，被誉为当今中国民歌天后，专业技术三级，享受副军级待遇。

当前，不仅军队里的少将李双江、宋祖英被质疑，军中的腐败问题更不时见诸网络。日前有海外中文网站发文曝光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XX集团军军营的丑闻，指其一个团的团长职位就值60万。文章说，为高炮团遴选团长时，军区高层直接拍板任命了不符合提干条件的杨X为高炮团的团长；原因是杨X居然花了60万元、直接递给了军区高层，就这样被破格任命了。可见按照当下大陆军队的“潜规则”，所有军衔的调整、实缺的外放，都是必须要花钱的。军事能力不重要，履历也不重要，可人脉关系很重要，金钱资源更重要。

当然，买官的人一旦大权得手，第一件事就是要把本儿搂回来。例如克扣、倒卖军用物资；金钱晋升军衔，官职买卖明码标价；在士官选拔、聘用过程中，放标示价；虚报伙食开支压榨官兵油水；承揽军训、娱乐、影视拍摄等各种盈利业务，私分部队收入等等。文章指军队的腐败愈演愈烈，以至于到了无法节制的地步。走到了今天，一切都不可逆转，金钱晋衔，公开卖官，腐朽不堪。

有评论说，少将李双江的宝贝儿子李天一开宝马打人之事让其在在网络上新一轮“比爹运动”中无悬念胜出，一度脍炙人口的“我爸是李刚”让位于“我爸是李双江”。此事件虽经军方高层干预表面和解，但民众却不依不饶，继续深挖，事情有越炒越热、越描越黑的势头。

李天一打人事件为何这般热门？因素诸多，究其根本原因，有以下几个：

首先，不煞李天一这类“官二代”的牛气，老百姓心头不平。老百姓反弹大，主要是因为小李典型地代表了“官二代”仗势欺人的现象，也因为小李的行为实在太恶劣，那张口就骂、动手就打的张狂态度，及那几句目中无人的狠话触犯了民众忍耐的底线。老百姓厌恶大陆纨绔子弟高人一等、欺市霸道的作为已久，但由于专政和宣传工具一贯保护和遮掩高层恶少们的丑行，正义得不到声张，逮住像李天一这样张扬的恶少当然追踪不放。

恶霸不在年少，这是大陆纨绔子弟的共性。只不过李天一不知天多高地多厚，还没学会夹着尾巴做人的大陆游戏规则，玩出格了。李天一在邻居眼里也是欠揍的主，他在大院里最常用语就是：“你到底知不知道我是谁？我爸是李双江。”李天一小小年纪拥驾宝马长期在京城“双无”驾驶，畅行无阻，违规32次却不受任何处罚，如出入自家领地。尤其令人震惊的是，他超速驾驶，下车伊始破口大骂并疯狂行凶打人，尤其口出狂言：“看谁敢打110”、“谁报警就跟谁没完”、“抓了也不能怎么样”，句句比“我爸是李刚”、“我爸是局长”牛气。小李虽无牌无证，但挡风玻璃下放着一张“人民大会堂”停车证，暗示老爹权势高不可测。以小李的蛮劲，如果车后厢里那把冲锋枪是真的话，小李可能一怒之下也会端出来对着挡住他出逃的民众晾晾。

小李这种不可一世的牛气确实少见。但问题就在这里：老百姓也许暂时拿腐败高官无可奈何，但对撞到面前来的官府恶少却可以用网络微博收拾他。有些大陆高干恶少的作为比李天一更牛更恶，也不是老百姓不想收拾他们，而是他们做的更隐晦，而且整个国家机器庇护着他们，老百姓够不着他们；因此李天一就成了大陆高干犬子群体的替罪羊和出气孔。其实，大陆高层恶少即使不够年龄也不愁搞不到驾照和中南海牌照，根本不需要那张高不成低不就的“人民大会堂”停车证。他们可以从事大笔军火交易或动用司法迫害民众，却不会傻到在后厢里放一支仿真枪。在高层恶少面前，李天一就是半桶水而已。

其次，老百姓要看大陆将军歌星的笑话。李天一能牛到这份上，背后是李双江撑着。老李对小李百般宠爱，捧为“中国的希望”，单从起名“天一”（“天下第一”或“天下独一”）就可见一斑。李双江是大陆处心积虑培养和树立起来的红歌头牌，是党文化歌曲的偶像，突然间这么个高大全人物的宝贝儿子行凶打人了，李双江居然还“屈尊”行礼道歉了，还有许多拔出萝卜带出泥的破烂事（如李双江夫妇与央视联手霸占他人一对古董椅子；李双江夫人梦鸽被指虚构大学名誉院长头衔等），这么一出有趣的西洋镜，要民众不穷追不舍也难。

李双江与李刚相比，其权势是双料的，不但有专政工具的来源（解放军少将），而且还有党文化权威的来源（红歌代表）。李天一从小满脑子党文化和特权思想，终于从一个与爹同台唱红歌的红孩子发展成为打人凶手，而这一切却都是李双江的权势和调教的结果。在官民严重对立的今天，老百姓正好调侃一下老李是如何将培养红色接班人与培养打人罪犯统一起来的。

最后，老百姓要看党的笑话。李天一背后是李双江撑着，而李双江背后是党撑着。在打人事件刚刚被披露时就有许多网民预测，此事将不了了之，因为李双江的红歌对党太重要，比10个师更有用，党会替他罩着。不出所料，党果真导演了一出解脱打人凶手的闹剧。打人事发后，官媒都在替李双江的红色光辉形象补色，而李双江则耀武扬威地带着一帮军人假道歉和慰问名义到到医院向伤者摆谱和示威，随后又指使医院把伤者换病房，派军人将伤者软禁起来，阻止记者采访。李双江狂妄地说：“按我的级别配几个警卫和内勤是很正常的，我派他们到医院是保护伤者免受媒体打搅，更好地疗养。”最后受伤夫妇在压力下接受和解，表示不再对此事进行追究，只希望对方今后能对孩子严加管教。

这种权贵恶少违法驾车并疯狂打人却最终游走于法律之外的情况，大概只可能发生在中国大陆。在现代文明发达的国家，不管车主为何方神圣，警方决无可能放纵一辆“无证无牌”且超速行驶的车出现在街道上，因为这对所有驾车人的生命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不管你爸是谁，超速驾驶且疯狂行凶打人都得进班房。如果说如发现车内藏有“仿真冲锋枪”，还放着白宫临时停车证，那更是如临重罪大查特查，绝无一丝可能会轻易放走涉嫌车和驾驶人。

如今，少将李双江之子打人事件表面上化解了。但从网上由此汹涌澎拜而来的文学造句和各种评论来看，老百姓嘲弄李天一父子和大陆政制的势头方兴未艾。“我爸是李双江”，已写下大陆政制与民众大规模冲突危机的序曲。

令人震惊的自信与自由 ---转录

2011-09-29T12:12:00.000+08:00

令人震惊的自信与自由 ---转录: 令人震惊的自信与自由

美国社会枪市一览。

网上的这组国外枪市照片让我驻目良久，一个政府需要怎么样的自信，才能让她的民众穿着短裤，趿着拖鞋，如同菜市场买菜一样，随心所欲地挑选自己的武器？

照片中贴在墙上的这句：“Defending Your Right To Defend Yourself”，中文译为：“捍卫你的权利，保护自己”，更是让我感慨莫名。

华人的枪店位于华人最聚集的那个区，而且就在街面上，一栋办公楼的一层商铺位置，周围是类似理发店、美容店，餐馆，好像对面还有个歌厅........似乎没有人觉得这对自己有什么威胁，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什么叫和谐社会？没有那么复杂，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就是和谐社会。

星空下的那一头，人权观念如此深入人心，视枪炮为自由；而在另一头，却视言论为枪炮，想尽办法禁菜刀，禁弹弓，禁……

我终于释然，为何这片土地上会屡屡上演暴力拆迁，自焚抗暴，钓鱼执法，三枪两命，喝开水死，70码……等等，等等，诸如此类挑战人类神经承受极限的荒诞不羁的事件了！

六十华诞禁菜刀令堂而皇之显摆于北京超市。

今年中秋节和国庆节期间北京又发禁刀令。

节日期间铁路部门截住75件刀具。

广州亚运会期间实名制购刀。

《河北青年报》报道，“河北省公安厅宣布，即日起，全省开展大规模仿真枪、弹弓、弩类杀伤性物品清缴行动，包括网上销售此类商品一并在查处范围。任何人销售、持有此类物品警方必将严惩。”

《南京日报》报道，南京警方发布通知，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制造销售弓弩、弹弓等器具。

禁X令，禁这令，禁那令，何时能休？！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怕六国旧贵族搞复辟，下令民间不许收藏兵器（可能包括菜刀？），并把收缴上来的兵器熔化铸成大金人置于咸阳。

蒙古人统治中原的时候，规定每十家只能共用一把菜刀，预防汉人反叛。

中国历史上，凡是跟菜刀过不去的王朝，都很短命。

（网文编辑）-----转载

维基解密：中国士兵被骗执行六四屠杀

2011-09-29T12:05:00.000+08:00

维基解密：中国士兵被骗执行六四屠杀:

多维新闻

据一份维基解密（WikiLeaks）网站于8月30日公布的美国外交电文指出，一名曾参与1989年六四屠杀事件的共军士兵透露，中共军方当年确实曾下达格杀令，同时以士兵遭学生杀害为由诱骗奉调天安门的士兵开枪，造成上千名无辜百姓丧生。

这份由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于1990年3月26日建档的电文表示，一名领事馆职员在返回位于浙江省农村地区的家乡时，听一位同村的母亲转述其从军的儿子亲身经历的六四屠杀事件。

据维基解密公布的电文称，这名母亲说，她的儿子是第38军的士兵。1989年6月4日，其子与战友原本在天安门广场的东南隅朝空鸣枪示警，后来部队中传来口信说，他们有100人失踪，据推测已遭学生们杀害。该部队迅速清查人数，确认少了100多人。

电文说，该士兵与战友对此感到相当不悦，以致于接到上级的开枪命令时，他们启动机关枪朝前方的人群扫射。当此一暴行结束时，有超过1,000人死在街头，他们几乎都是一般的平民。士兵们随后以汽油焚烧尸体，后有直升机将尸块运走。

该士兵原单位不久就被移往北京郊区，而且被限制离开营区。部队长官告诉他们不要想什么时候们在服役期可以离营，暗示他可能无法返回平民生活。

电文指出，尽管被威胁取消奖金，该士兵还是坚持回乡探望母亲，并于1989年9月被准假离营。他母亲听到他口述当天的屠杀事件后，强迫他连续20天到附近的教堂告解，请求赦罪。该士兵相当痛苦，他完全没想到原来被告知已失踪的100名战友，后来全都出现了。他觉得被欺骗，进而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

该士兵在休假期间，其服役单位透过地方官员传达命令，要求他不得在村中对任何人谈及军中的事情。他母亲也被告知要保持沉默。

也门、叙利亚军人倒戈相向，天朝独裁者在颤抖 (图)

2011-09-29T12:02:00.000+08:00

也门、叙利亚军人倒戈相向，天朝独裁者在颤抖 (图):

【本周最吸引眼球照片：也门维稳部队拒不执行向人民开枪的命令，临阵倒戈站到人民一边，从国旗里钻出来发誓：人民军队保护人民，支持人民的民主诉求，要求执政33年的独裁总统萨利赫立即下台，接受审判】路透社摄于2011年9月26日也门首都萨那。

【叙利亚倒戈军官声明：第15旅Youssef Hammoud 上尉发表声明：“我之所以叛离政府军，是因为它不再是叙利亚的保护着，而蜕变成了叙利亚的颠覆者。它屠杀无辜，包括孩子、妇女和老人，把有民主诉求的人关进黑监狱，亵渎宗教。如果政府坚持暴力维稳，将会有更多的军人倒戈与人民站在一起。】

上图：叙利亚倒戈部队发表声明

叙利亚人口2000多万，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有4000多年的文明。目前的叙利亚革命主要是由阿萨德家族独裁引起的，2000年6月10日，老阿萨德总统病逝，为使次子巴沙尔能合法接班，将宪法规定的总统候选人年龄从40岁降为34岁。现在党政军要职都由阿萨德的家人和亲信把持，人民对此非常不满。

叙利亚自称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新闻审查，外国记者很难入境采访，本国记者必须发有利于政府的稿子，所以，很多新闻来源都是市民记者提供的。叙利亚对Twitter, Facebook 等世界知名社交网站进行封锁，消息来源非常有限。所以，我在微博中的报道可能先后有出入，这主要是来源不同所致。

根据估计，叙利亚倒戈部队共有1万人，分成两支部队，一支是“叙利亚自由军”，另一支是“叙利亚自由军官运动”。倒戈部队共击毙了700名政府军官兵，有的是在战斗中打死的，有的是被埋伏暗杀的。

叙利亚自由军的总司令是Riad Assad将军，他原来在叙利亚空军服役，是7月份叛离独裁政府的，他说，现在的倒戈部队只是开始。其实很多部队虽然没有倒戈，但都与独裁政府貌合神离，他们随时都有倒戈的可能。Riad Assad与尚未倒戈的政府部队保持联系。

叙利亚自由军声称，它自己并没有自己的政治目标，只是对效忠独裁政府的部队的替代，独裁政府的部队是保卫独裁专制，而叙利亚自由军保护的是人民的利益，捍卫人权、公民的自由与尊严，实现民主政治。图为叙利亚自由军在Facebook上发表的声明。

叙利亚的倒戈部队叙利亚自由军在叙利亚北部地区驻扎，因为这一地区与土耳其接壤，便于取得国际援助。同时，这一地区也是叙利亚政府军空军活动的盲点。所以，在这里可以很好地加强武装，准备发动大的攻势，一举摧毁独裁武装，解放叙利亚人民。

倒戈部队叙利亚自由军目前正处于战略准备阶段，并未主动袭击政府军，目前的的战斗是政府军企图围剿倒戈部队引起的。倒戈部队不想打游击战，想壮大力量，动员更多的部队倒戈，最后发起总攻，一举推翻独裁政权。

Homs市是倒戈部队的大本营，在土耳其边境地区的Djebel Zawiya 和 Deir El-Zour还有Rastan也有利比亚自由军的营地，在Rastan驻扎有利比亚自由军的两个营，现在政府军正在那里围剿倒戈部队，战斗激烈，动用了飞机，坦克和火箭弹。Homs市位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北部160公里处。

利比亚革命胜利后，叙利亚反对派对目前正在进行的革命斗争进行了反思，认为靠和平手段是不可能推翻独裁暴政的，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必须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推翻独裁政权。就像利比亚人民一样，通过短期的武装斗争获得了永久自由，不然，就要长期受独裁暴政的蹂躏。

转自刘植荣新浪微博http://weibo.com/zhirong

世界媒体看中国：上海的混乱与主旋律

2011-09-29T11:57:00.000+08:00

世界媒体看中国：上海的混乱与主旋律:

7·23温州高速铁路追尾事故发生后，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最高领导层要求各级党政部门接受两方面的重大教训：1）查清事故原因，杜绝类似事故发生；2）加强主旋律宣传，牢牢把握议程设置，即抢占先机和制高点，引导公众舆论的话题及其走向，大力宣传事故的积极面，不能让当局所认为的消极、负面的舆论占上风。

(所谓的“议程设置”来源于美国新闻学理论研究者Maxwell McCombs和Donald Shaw在1970年代初根据对美国新闻报导中的总统选举竞选议题的研究提出的议程设置理论，即agenda-setting theory。近年来，“议程设置”这个原本是美国新闻学理论当中的专业词成为中国媒体面向社会大众的新闻报导中的常用词。）

两个月过后，9月27日上海地铁发生追尾事故，导致280多人受伤（据官方说，事故也是跟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一样源于信号设备故障），令人怀疑中国当局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头一个教训。上海地铁当局在事故发生之后，两次通过官方微博发出道歉，又两次删除道歉，再令人怀疑当局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第二个重大教训。

在上海地铁当局反复发出又反复删除正式道歉声明之后，一位网名“活力孜孜”的网民通过新浪微博发出评论，以冷嘲热讽的方式对当局提出批评：

“上海地铁官方微博写了道歉又删除，有意思哦，对此还是有人说的好：收回道歉，地铁没错，是老百姓命不好。”

*乱七八糟、不可理解的决定*

7·23温州高速铁路追尾事故发生后，中国当局在没能完全确定是否还有生还者以及事故确切原因的情况下匆匆恢复通车，被普遍认为是草菅人命，并因此受到来自国内外的强烈批评，尤其是受到来自日本舆论的强烈批评。

9·27上海地铁追尾事故发生大约5个小时之后，中国当局再次在没能确定事故确切原因的情况恢复通车，更是令日本舆论感到震惊。

日本财经新闻网站Searchina星期三9月28日发表如月隼人的文章，题目是“上海地铁事故：不可理解的决定......当日恢复通车·翌日停运。”如月隼人对上海当局混乱得令人眼花缭乱的事故应对措施如是说：

“上海市政府27日夜间发出公告说，当日下午发生追尾事故的地铁10号线将在翌日28日停运。追尾事故发生在27日下午2点51分，大约5个小时之后该地铁线恢复通车。......

“事故发生之后约5个小时之后恢复通车，然后决定翌日28日停运，以便确认通车安全性。这就必然令人提出疑问：事故当日就恢复通车，‘是否没有恰当确认通车安全性？’”

“跟（中国当局应对）接连发生的高速铁路故障和大事故一样，（上海市政府）在交通安全方面的应对措施乱七八糟，不可理解（安全面におけるちぐはぐで不可解な对应となった）。”

*信号因素？人为因素？一盆糨糊*

日本记者如月隼人提出的上海当局在“事故当日就恢复通车，是否没有恰当确认通车安全性”的问题，显然也是中国国内专家们的问题。

在事故发生当日，上海的新民网发表记者李欣的报导，题目是“专家分析上海地铁故障 / 称对事故原因‘无法理解。’” 报导说：

“9月27日，上海地铁10号线发生追尾事故，据运营方公开的信息，事故发生在信号系统故障后采用电话闭塞方法运行约40分钟后。对此，有轨交专家坦承‘无法理解为何在电话闭塞下发生追尾’。

“据介绍，地铁两站间的区段相对较短，一般在一公里左右，电话闭塞时两站间可能只允许一辆列车进入，对此次发生的10号线追尾，专家坦承‘无法理解’。而究其原因，专家称不排除应急状态下处理不当等人为因素导致。”

在7月23日温州高速铁路发生动车追尾惨祸之后，中国当局也是对事故原因提出混乱得令人眼花缭乱的解释。中国有关当局一开始说是雷击导致断电，然后再改口说是雷击导致信号设备故障。

然后，中国政府一位著名的专家（王梦恕）再猜测可能是追尾车司机疲劳驾驶导致事故。然后，当局再改口说是信号设备设计缺陷导致事故，设备设计生产公司随即为此作出公开道歉，随后又收回道歉。

然后，中国国务院负责调查动车追尾事故的调查小组发言人再发表讲话说，事故原因是“温州南站电务值班人员未按有关规定及时汇报，未进行故障处理，没能有效防止事故的发生。”

然后，温州南站电务车间全体员工8月26日晚对外发布公开信，反驳国家安监总局总工程师、新闻发言人黄毅关于“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原因的讲话，称其讲话“与事实不符、混淆职责、有失公正”，并指出“7.23”事故当天值班的两位职工“到目前为止仍然被扣留。”

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原因的说法由此陷入无法理清的浆糊状态。现在还不清楚，上海地铁追尾事故原因的说法是否也将陷入类似的糨糊状态。

*温州与上海，令人惊恐地相似*

温州和上海都发生了中国当局曾经反复对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明确而骄傲地声明不会发生列车追尾事故。事故发生之后，温州和上海也都是在没有明确事故发生的确切原因的情况下迅速恢复通车。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令人惊恐的相似性，是日本《每日新闻》驻上海记者隅俊之28日发表的一篇报导的主题。隅俊之报导说：

“中国上海市营地铁列车27日发生追尾事故，事故原因被认为是先前曾导致故障的信号系统。这令人再次注意到中国铁路技术的危险以及防止事故再发生对策的不确定性。中国常常是在铁路事故发生之后早早恢复通车。只是在今年7月高速铁路（列车追尾）事故之后，公众对当局（匆匆恢复通车做法）的不满才强烈起来。”

“发生事故的上海地铁10号线在27日下午7点15分左右重新开通。询问事故现场附近的豫园站的站员，‘信号系统的故障排除了吗？’站员只是回答说，‘总之，说是恢复正常运行了。’然而，到了27日深夜，上海市当局又改变立场，宣布事故路段停止运行。”

“28日上午，在南京东路站，10号线的入口处被封锁。要乘车上班的人不断对站员提出问题。在车站得知停运的公司职员赵国华（32岁）说，温州事故也是这样。我们这个国家就在不知道事故原因是否得到排除的情况下抢先运输。”

日本广播协会NHK星期三9月28日发表报导，题目是“上海地铁事故 / 混乱的应对。”报导说：

“中国上海（27日）发生地铁追尾事故，地铁公司在事故发生四个多小时之后恢复通车。然而，到了28日却以确保安全为理由中止恢复运行，显示出应对混乱。据认为，这是因为在互联网上人们普遍对当局匆匆恢复通车提出了强烈批评。”

“上海地铁公司提出的中止运行的理由是，‘基于安全第一，对事故发生区间的相关设备进行再检查。’但是，在27日恢复通车之后，互联网上人们连续提出批评。‘在原因还没能查明的情况下恢复通车，是有意要再造成事故吗？’‘当官的不乘地铁，所以能做出这种决定。’ 据认为，上海当局受到来自互联网的批评之后急忙改变应对措施。在今年7月，中国发生高速铁路事故之后，中国铁道当局的应对也是混乱。当局一度把事故车辆挖坑掩埋。受到中国网民的强烈批评后，当局又再把掩埋的车辆挖出来。”

*再度令人担心交通安全*

美联社28日发表记者伊莱恩·库尔腾巴赫的报导，题目是“上海地铁撞车事故令人再度担心安全。”报导说：

“上海最新开通的一条地铁线发生撞车事故，是中国急匆匆推出现代化服务设施的过程中遭遇的最新一个挫折。这种急匆匆的过程常常是为了迅速获得结果而牺牲安全。星期二的撞车事故.....令人注意到一家国有的信号系统设备合资公司。那家公司提供的信号系统也牵涉今年7月导致多人死亡的高速铁路事故。”

上海申通集团表示，在风景旅游点豫园发生追尾事故的时候，那条去年开通的地铁线出现信号故障。这不是那条地铁线第一次出现问题。两个月前，那条地铁线发生列车逆向开行的险情。当时，信号系统制造厂商卡斯柯公司提出保证说，不会再发生事故。”

*主旋律宣传引人注目*

多年来，每当发生天灾人祸的时候，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宣传部门就会尽力全力展开“坏事变好事”或“灾难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好、共产党好”的“主旋律宣传”即舆论导向。

在9月27上海地铁追尾事故发生之后，随即有网民发布虚拟的中共宣传部门的舆论导向文稿填空练习题，对当局的舆论导向进行讽刺，抗议和调侃，并预测28日的官方新闻宣传机构会基本遵循这种虚拟的宣传套子：

“事故发生后，------高度重视；------立即作出批示，要求不惜------搜救------人员，全力抢救伤员，查明事故原因，积极做好善后工作，并注意搜救人员安全。------当晚赶到事故现场指挥搜救，并决定启动------预案，接着连夜赶往------看望伤员，随后马不停蹄召开 ------安排部署施救和善后工作。......”

9月28日，中国官方的新闻媒果然大致不差地发表宣传，基本遵循中国网民提前虚拟的套子。官方的东方网的发表官方报导说：

“27日下午，地铁10号线追尾事故发生后，市委书记俞正声，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雄，副市长、市公安局长张学兵，副市长沈骏、沈晓明等市领导，迅速赶往事故现场和收治伤员的医院，了解情况，看望伤员，作出工作部署。”

“韩正指出，必须严肃态度，彻底查明事故原因。要组织各方专家参与调查，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放过、每一个环节都要查清。要以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滚动、及时公开信息，让群众知情。”

*加拿大记者眼中的主旋律宣传*

加拿大主要的英文报纸多伦多《环球邮报》28日发表记者马凯（Mark Mackinnon）的报导，题目是“追尾事故发生后在中国翻涌的愤怒变得越来越难以忽视。”报导说：

“在明白上海地铁10号线发生事故几分钟之后，公众的愤怒就开始骚动起来。这次地铁列车追尾事故迅速被归咎于信号故障，当局表示要进行调查。”

“令很多中国网民感到愤怒的是，这种说法他们先前已经听到过。仅仅是在两个月之前，华东浙江温州附近发生高速列车追尾，导致40人死亡，事故也是信号故障导致的。对那次事故的调查结果本应当这个月公布，但公布时间被推迟，没有解释。温州灾祸发生5天之后，上海地铁10号线又发生信号故障，导致一列列车逆向行驶。”

“8个星期内发生两次重大列车事故，以及一次重大险情，令中国千百万人担心，今后搭乘铁路交通工具是否安全？在这个国家，政府大力宣传高速铁路建设证明了中国的发展，并且（以一种不那么直截的方式）证明了共产党有权利统治者个国家。”

在陈述了中国公众的愤怒和无奈之后，马凯接着向加拿大读者介绍了中国当局在事故发生之后的主旋律宣传。他在报导中展示了中国网民通过微博发布的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即9月28日，中国六份主要报纸头版的照片，并接着写道：

“照片从左到右，依次是《解放军报》、《经济日报》、《人民日报》国内版、《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青年报》、以及《光明日报》。只有《中国青年报》在头版报导了全中国的人都在谈论的上海地铁追尾事故。”

“其他的那些报纸的头版消息则是几乎跟往日一样，是中共最高级领导人的活动（胡锦涛主席会见朝鲜总理；政治局委员吴邦国接待哈萨克斯坦总统），以及需要党员认真学习的高级领导人最新讲话。”

“就跟北京的空气一样，中国政府明显担心，假如让人们太多地关注中国的缺点，就有可能导致太多的人提出共产党领导人不愿意回答的太多的问题。”

吴学灿：中国警方只抓妓女不抓嫖客

2011-09-27T16:43:00.000+08:00

吴学灿：中国警方只抓妓女不抓嫖客:

在中国的网站上，每次看到警察抓妓女、抓卖淫嫖娼的网文，跟贴几乎是一边倒地大骂警察；跟随警察去采访、拍摄现场妓女和嫖客狼狈相的照片和视频的记者，也被网民们骂的狗血喷头。相反，如果警察和记者对妓女们手下留情，就会被网友们赞不绝口，说他们良心还没有被狗吃干净。

网友们斥责警察欺软怕硬。贪官包二奶、甚至N奶，是真正的嫖娼，而且是用老百姓的血汗钱和纳税人的钱长期嫖娼、固定嫖娼、专业嫖娼，警察从来就不敢去抓，甚至为贪官嫖娼站岗放哨、保驾护嫖。

《爆米花网》有一个视频，题目是“实拍北京警方突查出租屋女子裸体卖淫被逮不敢抬头”。发贴的网民是“中国的龙人”，视频约一分半钟，说的是北京朝阳区警察突击搜查出租屋，被抓住的正在卖淫的女子全身一丝不挂、始终低头默语。

网友“离幻”跟贴说：“抓些可怜边缘人，算什么本事？”

网友“粗人粗语”在跟贴中说：“北京的贪官更多，你们也去抓呀！”

网友“陈不过”为卖淫女鸣不平：“有什么不敢抬头的，你比他们高贵百倍！”

网名“健美人生”的网友说：“没啥丢人的，丢人的是政府！”

《博讯网》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位三陪女在法庭上的精彩陈述”，确实非常精彩。一开头就是“作为一名三陪女，站在这个‘庄严’的法庭上我感到羞耻。”文中的“庄严”两字，是加了引号的。

这位三陪女继续说：“我从事过长达5年的卖淫生涯，又给市委书记XXX做过两年的‘二奶’（也可能是三奶、四奶）。但是，做三陪女决不是我的心愿，我之所以走上这条路，实在是生活所迫。我上有年逾八旬的奶奶，下有年幼无知的弟弟。奶奶要养老，弟弟要读书。然而，我和爹娘披星戴月在田里劳动一年，全年的收获不够上缴乡里的税费、村里的提留。一旦不能按时上缴，乡干部就来家里捉鸡、牵羊、拉粮食。我进城当保姆，被主人强奸却无处诉说，从此以后，才破罐子破摔。请问，作为一名农家的弱女子，为了生存，除了我自己的青春，我们还能卖什么？”

让人震撼的是最后一句话：“今天在座的人里，有好几位曾是我以前的顾客，现在却来审判我！”

三陪女话音刚落，审判长便疯狂大叫：“给我押出去！”

三陪女是生活所迫，是共产党所迫，是共产党的政府逼良为娼。网友们总结出警察、记者热衷于曝光卖淫女的几条原因，很有道理。

第一，警察抓妓女没有任何风险，还可以装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

第二，抓卖淫嫖娼，可以得到大批罚款，收入丰厚；

第三，可以显威风、充大个，享受把弱者踩在脚下的快感；

第四，观看免费的真人黄色录像，满足自己的窥私欲；第五完成任务，增加成绩，加官进爵。

RFA

河南板桥水库浩劫，全球头号灾难

2011-09-23T14:24:00.000+08:00

河南板桥水库浩劫，全球头号灾难:

　　吴越按：关于75.8灾难，本博曾经有过报道，而且内容比这篇文章更加详细（写出了中央为什么迟迟不下令的原因）。但是没有插图。现在再次转载这一篇，就是因为它有插图。当然，记载得最最详细的，还是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75.8浩劫内幕记实》。可惜这本书无法找到了。

　　美国Discovery（发现）节目编排了名为《世界历史上人为技术错误造成的灾害TOP 10》的专题节目。包括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印度博帕尔化工厂泄毒事件等。当报导从第十名倒着报到第一名，人们无法置信地发现：世界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人为灾难，居然发生在中國！

　　三门峡水库一直是陕豫的矛盾，1960年代，三门峡水库修建使数十万陕西民众被迫背井离乡移民不毛之地西海固，数十年间，三门峡多次倒灌渭河，使渭南地区遭受无妄之灾。最近的一次是2002年三门峡洪水，陕西损失20亿，河南靠洪水发电赚了2个亿。在政治挂帅的中國，专家是没有发言权的，更何况有良知的专家是那么凤毛麟角，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历史会记住黄万里。

　　本文记述的事件发生于1975年，地点在中國中部河南省驻马店地区。在一次猝然降临的特大暴雨中，包括板桥水库、石漫滩水库在内的两座大型水库、两座中型水库、数十座小型水库、两个滞洪区在短短数小时间相继垮坝溃决。至于死亡人数，官方公布的数据是2.6万，一说超过8.5万，民间普遍认为超过10万。在中國，数据永远是虚假的，只要那数据关乎真相。

　　全国政协委员乔培新、孙越崎、林华、千家驹、王兴让、雷天觉、徐驰和陆钦侃在文章中揭露，板桥惨案死亡人数达23万人，作家郑义也曾就此作过调查。

　　1994年，水利部长江委员会主任魏廷铮在国际水利会议上被问及758水库溃坝事件时说，具体死亡人数不记得，但是不会超过一万人。他的理由是，如果水库溃坝事件的死亡人数超过万人，国际新闻界必然会有报导。一年后，1995年2月，亚洲人權观察发表了关于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失事的报导，第一次引起世人震惊。

　　由一场特大暴雨而引发整整一个水库群的大规模溃决 ── 无论是垮坝水库的数目，还是蒙难者的人数，它都远在全球同类事件之上，这一天灾与人祸紧紧绞缠的惨烈历史，不能不令文明时代的人类铭心刻骨引为借鉴。

　　723和谐号灾难之后，中國官方第一反应不是救人，而是迅速掩埋列车，这种下意识的愚蠢思维其实是权力一贯的作法，傲慢地想继续依靠暴力来删除真相，或者垄断真相的唯一解释权。“多少往事堪重数”，在一个互联网时代，2000多年皇权之下的愚民，第一次恢复了正常的眼光和智慧，当人们不再那么愚昧时，官方的拙劣伎俩必然会土崩瓦解，历史也必然将露出它的真面目。就如同723和谐号惨案中，中國官方在丢人现眼之后，最终在国际国内压力下，又把刚埋掉的火车头挖了出来。

　　1975年8月8日零时，一场大暴雨导致板桥水库崩溃，随即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引发了豫南地区石漫滩水库、宿鸭湖水库等60座水库接连溃坝，酿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重的溃坝灾难。炮制了中國第一个人民公社，将牛皮吹破天的偌大遂平县，变成了末日的遂平湖。30多个县市1000多万人被淹，直接经济损失达百亿。死亡数字至今不明，官方公布的数据是2.6万，一说超过8.5万；民间说法从10万、24万到40万莫衷一是。比较得到认同的说法是超过30 万。不仅死难人数，且75-8之悲状亦超过一年后的唐山大地震。如果说后者更像天灾，那么前者就更像人祸。无数村庄在午夜的瞬间就被数十米高的洪水荡平淹没。无数人在睡梦中赤条条就被洪水冲出数百里，从河南漂到安徽。就连火车都被冲出十几里，京广大动脉被冲毁100多公里，月余南北断绝。数不清的溺死者隔日即腐烂，黑压压的苍蝇压断了洪水中仅存的大树，人间地狱亦不过如此。

　　遭到灭顶之灾的遂平民间于灾后试图立碑纪念，未果。从某种意义上说，75.8浩劫最大的不幸并不是那场水灾，而是灾后当局动用一切手段封杀真相，费尽心机对这场人造灾难的隐瞒和掩盖。36年之后，除非亲历者，大多数中國人都不知道，在人类灾难史上，我们有过多少世界之最。在很多时候，人是一种短视而愚蠢的动物。好大喜功见利忘义见风使舵使一切危险都被人们视而不见和选择性的遗忘。在好莱坞的电影中，中國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诺亚方舟；现实中，中國人造出来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水库。它是一座丰碑还是一座墓碑，没有人能预见到。没有了黄万里的中國，每个人头上都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但我们看不见，不是不愿抬头，就是抬不起头。

　　2005年5月28日，美国《Discovery》栏目编排了一期名为《世界历史上人为技术错误造成的灾害TOP 10》的专题节目。随着镜头的缓慢展开，一场场人为导致的灾难惨痛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它们包括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印度博怕尔化工厂泄毒事件等。当报导逆向排名至TOP.1，观众们无法置信地发现：世界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人为灾难，居然发生在中國！

　　据《Discovery》节目报导：1975年8月，河南板桥水库因暴雨发生垮坝，9县1镇东西150公里、南北75公里范围内一片汪洋。现场打捞起尸体10万多具，后期因缺粮、感染、瘟疫又致14万人死亡。24万余的死亡人数直逼次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板桥水库大坝位于河南驻马店地区、三门峡水库大坝之西南，是大跃进时代粗制滥造的产物，因工程质量粗劣、日常疏于维护，至灾害发生时，17个泄洪闸只有五座能正常开启。

　　1975年8月初，一场台风引发了当地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暴雨。河南泌阳县境内汝河上游的板桥水库水位暴涨，水库管理人员在没有得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不敢大量排水泄洪，而外地区石漫滩水库的大量洪水急骤流入板桥水库，加快了板桥水库水位暴涨的速度。

　　8月7日19时30分，驻守在板桥水库的34450部队向上级部门发出特特急电称：”板桥水库水位急遽上升，情况十分危急，水面离坝顶只有 1.3米，再下300毫米雨量水库就有垮坝危险！”在该急电未被回应的情况下，7个小时后的8日零时20分，水库管理局第二次向上级部门发出特特急电，请求动用飞机炸掉副溢洪道，确保大坝安全。这两封急电均如泥牛入海，没有半点回应。40分钟后，高涨的洪水漫坝而过。水库管理局第三次向上级部门发出特特告急电，并紧急开启尚能移动的五扇闸门，但此时水库已经开始决口。

　　8日凌晨，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冲出板桥水库的决口，以每秒6米的速度铺天盖地向下游冲去。仅仅6个小时，板桥水库就向下游倾泄7.01亿立方米洪水。至遂平县境内时，水面宽10公里，水头高3-7米。昔日人欢马叫的遂平县城，顷刻之间一片汪洋。沉睡在梦乡中的人们，在浑然不觉中变成沉溺水底的冤魂。洪水呼啸着向下游奔去，所到之处，水库垮坝，堤塘决口。决口的洪水与上游来水合二为一，汇合成更大更猛的洪水一路狂奔，铺天盖地地淹没了下游的城镇和乡村。

　　据后来统计，整个驻马店地区96% 的面积受灾，许多地方一片汪洋，平均水深3-7米，300多万人口被围困在洪水中。直至此时，上级才决定炸开刘埠口小洪河左堤、洪口（大洪河和分洪道之间的口地）圈堤及河上阻水堤坝分洪，同时指示要确保该地区亚洲最大的人工平原湖宿鸭湖的安全——但为时已晚！几天之内，河南省驻马店等地区、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计60多个水库相继发生垮坝溃决，近60亿立方米的洪水肆意横流，9县1镇东西150公里，南北 75公里范围内一片汪洋。1015万人受灾，倒塌房屋524万间，冲走耕畜30万头，洪水直接致10多万群众死亡，随后又有14万余灾民因次生灾害而丧生。纵贯中國南北的京广线被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6天，影响运输46天，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成为世界最大最惨烈的水库垮坝惨剧。

　　1975年8月8日，这是一个无数中原人民失亲丧友、泣血含泪，理应被记入史册以示警戒的日子，然而当局秉承一贯”报喜不报忧”的原则，用蘸满黑心话与灾民血的笔，将这一天轻松地从人们的视线于其历史中抹去了。奇怪之处在于，在新闻脉络已经成型的1975年，很多60年代、70年代生人对于这场灾害完全不知晓。甚至事隔三十年后，很多中國人对于此次事故仍然一无所知。及至《Discovery》当期节目播出后，不少网友还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在论坛发帖求证：”板桥水库事件是真实的吗？是不是国外媒体的恶意杜撰？“其他网友的回复证实了该事件的真实性：”我便是此次事故的幸存者。那真是一场不堪回首的噩梦！”

　　为什么中國人都知道唐山大地震

　　却没人知道1975年8月河南驻马店的洪水？

　　那么多人关心唐山大地震、四川地震、日本地震，却没有人知道河南驻马店 1975年8月8号的大洪水。一夜之间死了 24万啊，

　　一夜间，几天内24万啊，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1975年8月，在河南省驻马店等地区、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计60多个水库相继发生垮坝溃决，近60亿立方米的洪水肆意横流。1015万人受灾，超过2.6万人死难，倒塌房屋524万间，冲走耕畜30万头。纵贯中國南北的京广线被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6天，影响运输46天，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成为世界最大最惨烈的水库垮坝惨剧。30年后，反观这次决堤事故，从中折射的问题更值得深思…… 驻马店地区的数百万群众，就这样度过长达半个月的时间……洪水退去的地方，到处可见人畜的尸体── 尸体在烈日下腐烂，在洪水曾经肆虐过的地方罩起一层可怕的雾，一位曾经参加救灾的军人后来回忆，在漯河至信阳的公路两旁，沿途所有的大树树枝，都被黑压压的苍蝇压弯了。 8月13日 ──

　　新蔡、平舆东部水仍上涨，全区200万人在水中。

　　汝南：10万人被淹（指尚飘浮在水中），已救4万，还有6万人困在树上，要求急救；全县20万人脸肿腿肿，拉肚子，无药。

　　新蔡：30万人尚在堤上、房上、筏上，20个公社全被水围住，许多群众5昼夜没有饭吃。

　　上蔡：60万人尚被水包围。华陂公社刘连玉大队4000人已把树叶吃光；黄铺公社张桥大队水闸上有300人6天7夜没有吃饭，仍在吃死猪死畜。

　　1975年“河南垮坝24万人死亡”被列为全球科技灾害第一名。

　　2005年5月28日discovery中“10 top technological catastrophe in the world”节目，在世界历史上“人为技术错误造成的灾害”的名次，居于印度博怕尔化工厂泄毒事件和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之上，而列第一的，是在我们中國：1975年河南驻马店板桥水库垮坝，打捞到的尸体10万多具，后续因缺粮、感染、传染引起的死亡14万，共24万多人死亡，与次年的最大自然灾害唐山大地震死人数相仿，比埃及阿斯旺水库垮坝还更祸害人，而我们国人从不知情。

　　几天之内，全地区有大小26座水库相继崩堤垮坝，9县1镇东西150公里，南北75公里范围内一片汪洋。400多万群众被洪水围困，10多万群众死亡，30多万头大牲畜漂没，300多万间房屋倒塌，直接经济损失34.97亿元，相当于建专区以来十几年财政收入的总和。

　　板桥水库大坝，位于多灾贫困的河南驻马店地区，三门峡水库大坝之西南，是大跃进的产物，工程质量粗劣，又无正常维护，至灾害发生时，17个泄洪闸只有五座能开启。1975年8月初，一场台风引发了当地历史上千年一遇的特大暴雨。河南泌阳县境内汝河上游的板桥水库水位暴涨，水库管理人员在没有得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不敢大量排水泄洪，而外地区石漫滩水库的大量洪水急骤流入板桥水库，加快了板桥水库水位暴涨的速度。8月7日19时30分，驻守在板桥水库的34450部队军内的通讯设备向上级部门发出特特急电称：“板桥水库水位急遽上升，情况十分危急，水面离坝顶只有1.3米，再下300毫米雨量水库就有垮坝危险！”仅仅7个小时后，8日零时20分，水库管理局第二次向上级部门发出特特急电，请求用飞机炸掉副溢洪道，确保大坝安全。

　　可是，同第一封急电一样，这封电报同样没能传到上级部门领导手中。40分钟后，高涨的洪水漫坝而过。水库管理局第三次向上级部门发出特特告急电，并开启尚能移动的五扇闸门，此时水库已经开始决口。4时，当地驻军冒着被雷劈电击的危险，将步话机天线移上房顶，直接在房顶上与上级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了板桥水库险情。同时，为及时报告水库险情，让下游群众紧急转移，在无法与外界沟通的危急情况下，驻军曾几次向天空发射红色信号弹报警。可是，由于事先没有约定危急时刻的报警信号，下游群众看到信号弹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8日凌晨，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冲出板桥水库的决口，以每秒6米的速度夺路狂奔，铺天盖地地向下游冲去。仅仅6个小时，板桥水库就向下游倾泄7.01亿立方米洪水。至遂平县境内时，水面宽10公里，水头高3—7米。昔日人欢马叫的遂平县城，俄顷之间一片汪洋。沉睡在梦乡中的人们，在浑然不觉中被埋在水底，变成水底的冤魂。

　　洪水铺天盖地向下游奔腾而去。所到之处，水库垮坝，堤塘决口。决口的洪水与上游来水合二为一，汇合成更大更猛的洪水一路狂奔，劈头盖脑地淹没了广大的城镇和乡村。据后来统计，整个驻马店地区96％的面积受灾，许多地方一片汪洋，平均水深3—7米，300多万人口被围困在洪水中。

　　此时上级才决定炸开刘埠口小洪河左堤、洪□（大洪河和分洪道之间的□地）圈堤及河上阻水堤坝分洪，同时指示要确保该地区亚洲最大的人工平原湖宿鸭湖的安全。但已经晚了。几天之内，全地区有大小26座水库相继崩堤垮坝，9县1镇东西150公里，南北75公里范围内一片汪洋。400多万群众被洪水围困，10 多万群众死伤，30多万头大牲畜漂没，300多万间房屋倒塌，随后又有14万多的灾民无以生计走向黄泉。

　　当时的报道：暴雨到来的数日内，白天如同黑夜；暴雨如矢，雨后山间遍地死雀；从屋内端出脸盆，眨眼间水满……

　　知道当时是什么情况么？

　　暴雨6小时降雨853毫米、破当时世界纪录、雨点大到能把麻雀砸死！

　　白天太阳暴晒！晚上冰水刺骨！10几米高的树上是人的尸体。（想象一下树上挂的都是人的尸体？一点都不夸张！）

　　洪水直接冲断了100多公里的铁路把铁轨拧成麻花！

　　驻马店的人可以回家问问你父辈、祖父辈！

　　为什么中國人都知道唐山大地震、却没人知道1975年8月河南驻马店的洪水？

　　在世纪十最之十大技术灾难中，河南驻马店的洪水名列第一……

　　来源： 2011年8月17日“共识网”

　　作者:杜君立

中国报道周刊, 2011-09-19.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河南板桥水库浩劫，全球头号灾难

通过Google Buzz关注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中国观察.

欢迎大家投稿，点这里发送投稿邮件

两“京报”何以被整肃？

2011-09-23T12:23:00.001+08:00

两“京报”何以被整肃？:

《新京报》为北京市市场占有率很高的日报

近日，总部在北京的《新京报》和《京华时报》被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划归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主管。观察人士普遍认为，此举意味着当局对传媒再行新一轮打压。自由撰稿人西贝撰文透露此计划的操作者为新华社前副社长、现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鲁炜，真正的目的是终结两报对北京的"监督"

在中国媒体圈享有盛誉的北京《新京报》及同城另一份日报《京华时报》，在9月3日两报的版权页明确标示，主管方由原来的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变更为北京市委宣传部。对两中央级媒体划归地方，观察人士当时普遍认为此举意味着当局对传媒的新一轮打压开始。

此常规判断，显然不足以全然解释这个不符合常规的大动作。《新京报》的主管单位系副部级的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光明日报是名义上的中共第二党报，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宣部代管。《京华时报》的主管单位系正部级的人民日报集团，人民日报由中共中央书记处直管。

而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名义上只是正局级单位。这种从高级主管单位划到低级主管单位、从中央主管单位划到地方主管单位的个例，在中共以往的传媒管理中，都不曾有过。

两份报纸为何要划归北京市委来管理？这背后涉及由来已久、错综复杂的央地关系。两报所有权、管理权的移交，正是北京市与中央机构之间角力的结果。

北京当局惮于两报"中央身份"

通常来说，一份报纸在其所属地域，必须由当地党委直接或间接来管理，如此受制于宣传部的本地媒体，则无法刊发本地的负面报道。而中国的新闻人共同体在2004年前后形成一个"异地监督"的松散默契：即互相去对方所在地报道负面新闻。在2008年奥运会后，多个省市私下抱怨"异地监督"这种媒体行为难以监管，导致负面新闻频出。中宣部即规定，报纸不得做异地监督。事实上在实际操作中，异地监督仍然普遍存在。

但是，总部在北京的《新京报》和《京华时报》，对北京市的新闻报道，则不在"异地监督"的范围之列，因为这两份报纸是"中央级媒体"，北京市委无权管理。这种"在北京却不归北京管"的现象，一直让北京地方当局大为挠头。

两报对北京的负面报道，成为悬在北京市上空的变相的"异地监督"。在全国范围看，独有北京市管不了辖区内的《新京报》和《京华时报》。《新京报》从诞生之初，中间历经诸多风波，北京市对其的阻挠就从未间断。但北京市委宣传部忌惮于该报的"中央"身份，一直未有更为强硬有效的策略。

北京市委宣传部长鲁炜为计划的操作者

笔者近日在北京由北京市委权威人士处获知，此次两报划归地方，乃是北京市委宣传部向中宣部提出，要终止这种在全国独一无二的"变相异地监督"。因为北京多起负面报道，均出自《新京报》。这个动作正是针对该报而来。至于已经比较听话的《京华时报》，则扮演了"陪绑"的角色，属于躺着中枪。

这个计划的主要操作者，则是新华社前副社长、现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鲁炜。鲁炜早年在新华社广西分社主管经营，颇有经营头脑且长袖善舞，被总社机关看中调至北京，先后担任秘书长及副社长。

据该权威人士透露，鲁炜在今年3月份调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之后，最头疼的事情就是如何让《新京报》听话。因为中国的任何一个宣传部长，都不想让自己的辖区充斥负面新闻。于是他"创新"思路，向中宣部提出划归两报到地方的建议。不仅划归管理权，连经营权都收为己有。众所周知，在北京，这两份报纸的营收是最高的。

维稳压倒一切

然则《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两家，又如何愿意放手旗下这样的盈利企业？笔者认为，在当前体制下，在划归这两份报纸之时，"维护社会稳定"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稳定既然可以压倒一切，自然可以压倒这两家的利润。至于这两家如何退股、与北京市委如何移交资产，其利益分割如何，则无须赘述。倒是两报变更主管后，媒体表现更值得期待和观察。DW

洪深：大陆喉舌故意掩盖囚禁6女为性奴的罪犯官员身份（图）

2011-09-23T12:23:00.000+08:00

洪深：大陆喉舌故意掩盖囚禁6女为性奴的罪犯官员身份（图）:

（参与2011年9月23日讯）凤凰网昨日（2011年9月22日）在转载《洛阳恶男居民楼挖地窖囚禁六歌厅女做性奴》时，以新标题《洛阳一干部挖地窖囚禁6女为性奴杀死2名不听话者》揭示：所谓“洛阳恶男”，实为洛阳市技术监督局执法大队工作人员李浩，这一岗位属于执法官员。

网民起先只愤怒案件的离奇——消防兵转业的34岁洛阳男子李浩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瞒着妻子秘密在外购置一处地下室，耗时1年开挖地窖并将6名歌厅女子诱骗至此囚禁为性奴，并将两名不听话的歌厅女杀死。后因一逃脱女子的举报电话而告破。——但读到凤凰网转载时加的新标题，才明白，大陆喉舌在报道这一新闻，故意在标题中隐藏了其官员身份，而用“洛阳恶男”淡化之掩盖之，于是纷纷谴责喉舌无良——连敢言的南方都市报在报道时，也不敢挑明其官员身份。

知情人说，这并非喉舌们愿意如此，而是近来有关部门禁止在负面新闻中突出官员和富人身份——如深圳前天报道的“富二代在勒索11岁小学生保护费遭拒后用油漆涂满其全身”后，立即奉命更正：油漆伤人者并非富人官人。谁都知道这辟谣是谎言，但类似辟谣近来不断出现于各地媒体。

分析人士指出，这种刻意掩藏案件中的官员富人身份，表明了当局面对全民的仇官仇富情绪的极度恐慌。表面看来，这种保护权贵的政策可以缓解一些社会冲突，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一旦真相大白，人们的愤慨便会加倍爆发，引发更大的冲突。

专家认为，一个政府如果虚弱到连罪犯的官员、党员富人身份都要保密时，这个政府的垮台便指日可待了。

河南洛阳警方破获发生在地下4米深处的“洛阳一干部挖地窖囚禁6女为性奴”的案情示意图。

2011年9月23日

参与首发

铁流：60年大陆中国为何无大师级人物？读雷一宁女士编著的《“阳谋”下的北师大之难》

2011-09-23T12:22:00.000+08:00

铁流：60年大陆中国为何无大师级人物？读雷一宁女士编著的《“阳谋”下的北师大之难》: （参与2011年9月23日讯）当今中国大陆号称世界“经济大国”，但在学术与科研领域却一片苍白，竟无一人称得上大师级的人物。虽然一些国家部门也推出、评出不少“大师”，可是这些“大师”不是紧跟政治态势的尤物，便是拾人牙慧或抄袭的“劳种”，很少有真才实学让人佩服，故“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共治下的大陆，六十多年来竟无一人获得诺贝尔奖，虽有李政道、杨振宁两位博士于1957年联袂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奨，可他们与“新中国教育”根本无关。李、杨两人生在“旧中国”，亊实更进一步证明：“新中国”的大学和“新中国”的教育制度，是不能出大师级人物。

说来也巧，去年好不容易出了个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却又被抓进监狱。应该说，这个奖项是“新中国”一手打造出来的，如果胡锦涛主席不下令抓他，抓他后不处以十年重刑，那么刘晓波还是个刘晓波，绝不会成为世界级的名人。也好，胡主席在位十年“功不可磨”，填补了一项空白，不得不让全中国人民“刮目相看”。

十二年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50华诞之际，中共在北京隆重表彰并授予功勋奖章的研制“两弹一星”的23位元勋，可他们皆师出西南联大叶企孙教授门下。而这位元勋之父、之祖的物理奠基人，竟然在“十年文革”中被毛泽东定罪为“汉奸”，受尽“红卫兵”凌辱迫害，后来变成一个瘋子。没住房，没工作，衣食无着，瞎眼跋脚，成日只能拖着病残之躯乞讨于清华、北大之门，活活饿死于冷风苦雨的街头。试问：这样践踏人才的国家还能出大师吗？

一位资深的学者说：当代中国自陈寅格、傅斯年之后再无大师。我十分赞同此语。翻阅历史残章，方知三、四十年代的“旧中国”，堪称群星灿烂，人才汇萃，大师如云，巨匠溢朝。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有一句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此言十分有理。

新政前的大学没有党委，是校长、院长说了算，用不着向谁请示汇报，敢作敢当。叶企孙教授在任清华大学物理学院院长时，毫无门户之见，从1928年起，他先后聘请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霍秉权、孟昭英、王竹溪等具有真才实学的大师到清华和西南联大任教。吴有训来清华任教时，将吴的工资订得比自己的高。在教学中，他发现吴的工作能力很强，便于1937年主动辞去理学院院长职务，推荐吴有训担任，直到后来吴有训调任中央大学当校长，他才再继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现在中共治下的大学有这样高风亮节的校长、院长吗？多是争名于朝，抢利于市，庸俗不堪的奴才与工具，哪是办好院校的师表。我认为体制是当前中国教育不出人才、不出大师的根子，一元的党委负责制是扼杀人才的屠刀。“一切听从党安排”。教授没有新观念，学生没有新思想。没有新观念和新思想的大学，只能出蠢才、庸才、奴才，自无人才可言。如果说1952年的院校整调，是彻底摧毁了清至民国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运行机制，那么1957年的“反右斗争”就是把成就大师的的胚胎、芽子，全部连根拔除，斩尽杀绝了。北京大学物理系高材生宋林松先生深有体会地说：1950年新政伊始，“国家百废待兴，极需知识分子领军和参与各个领域的建设，毛泽东却把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活跃最具创造能力的那部分人打成了右派份子，而且人数超过了知识分子总数的十分之一，这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50年代前期每年都多有海外学人归国参加建设，1957年‘反右斗争’后一个也不回来了，不愿回来送死了。”反右结束，周天寒彻，白茫茫一片真干净。仅举一例，1939年出生于河南省宝丰县的崔琦，1951年赴香港读书，1957年赴美深造并加入美籍，1998年获诺贝尔物理奖。如果他在大陆，1957年定是“极右”，好在他远走高飞，要不然一生“贱民”。再举一例，出生于江西赣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高行健，是个自幼从“新中国”的小学、中学、大学读书读出来的学人，如果1987年不远去德国留学,再转到法国巴黎深造，接着宣布退出“中共”，断难在2000年以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等著作轰动于世。就连弹丸之地的台湾也有获得诺贝尔奖的李远哲博士。

台湾人、香港人自然是中国人，可是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陆中国，却无一人有此殊荣，原因到底为什么？执政中共至今毫不反思，仍“王婆卖瓜”标榜自已是世界上最“伟大、光荣、正确”的政党，一点也不感到害躁。所以大陆好多知识精英，携家带口纷纷移居海外。不是他们不爱国，是這个国家不爱他们，只能含着悲愤，满腹心酸一走了之。

1949年10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豪迈地宣布：“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站起来不是人民，是一党专制的中共。号称“新中国”的中国，其实是个没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国家。“没有独立人格的国家”，自然没有自由的思想，没有自由的思想自然没有批判的精神，没有批判的精神又怎能有创新发展？社会是个整体，人的人生观也是个整体。很难设想，一个政治上那么禁锢、思想上那么压抑的国家，却能在科学上思考出超越全世界所有人的创新，这不是天方夜谈吗？

“反右斗争”最大的恶果不是把50多万知识精英沦为“阶下囚”，而是彻底摧毁和改变了中华民族知识人固有不畏强暴的直言性格。过去是“文谏死，武战死”，视为做人之道。而57年之后呢？假话连篇，相互仇视，亲者厮杀，爱心无存，人性失缺。传统的人类精神文明，维系社会生活公认的道德准则，遭到了空前的破坏。放眼巍巍庙堂，泱泱华夏，“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专政独裁加无底线的暴力，把谎言和伪造当成真理来推行。这就是当今的中国现实，能不悲乎？

1957年这场反人性、反民主、反进步、反法治，倒行逆施残害精英的“反右运动”，受害最深的不是民主党派、国家机关干部，而是在校的大学生。大学时代本应是人生最为美好、最为珍贵、最为有理想、最为有追求的年代，他们哪里知道政治肮赃与阶级斗争的血腥，以为人生道路是铺满鲜花的自由之路。而更为险恶的是执政者以“革命”的名义与追求“进步”的词语，号召学生为党“提意见”，而后将这些莘莘学子送入地狱，成为政治祭坛上无辜的羔羊。此种犯罪行为丧尽天良，远胜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正如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句：“还没有开花就枯萎，在一个阴天的早晨。”

在那场千古“杰作”的民族巨灾中，中国名校北京大学抓了八百多名冒尖学生划为“右派”，“庚子赔款”开办的清华大学揪出五百多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列为“贱民”；北工、北地、北航等校自不甘愿落后，把数千名才华横溢的学子送去“改造”。笔者所在地的川大、川医、川师、川农四校平均“右派”人数均在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十以上。至于北师大到底抓了多少右派？至今仍是个谜？伤天害理的毛泽东竟然对数十万在校学生开刀，血淋淋的刀呀！不少资料显示：北师大的著名教授曾经比北大、清华还多，一级教授6人，二级教授16人，三级教授43人；6 位一级教授有四人被打成“右派分子”，计有傅种孙、钟敬文、黄药眠、武兆发。黄药眠当时是中文系系主任，为毛泽东钦定。而抱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从美国回来的细胞学专家武兆发，是反右中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教授，甚至死后还遭到“鞭尸”。学生右派有多少？当年北师大左派人物张迈先生，在他写的大批判文章《他们为什么会堕落成右派分子？》一文，开头就说：“北师大中文系219名本届毕业生中，就有49个是右派分子，70多名共青团（包括团内右派）因丧失立场，受到了团纪处分。”据《往亊微痕》“北师大特刊”组织者、推动者的雷一宁女士证实：仅该届六个班中的中四（一）班，33人就有13人划了右派，其中8名是极右！占全班人数的39.39%！这个比例，远高于张迈所说的数字。当年不足20岁的学生雷一宁划成右派后遣送到青海湖，這一去就十七八年，青春伴溯风，抱负埋荒丘，有罪有之？她现在客居美国，死不东望！他说：当年反右结束，这样的说法流传：在全国数北京最左，在北京数高校最左，在高校数师大最左，在师大数中文系最左。北师大是全国培养高校教师的摇蓝，而这个摇篮里的名教授均成了右派不说，它所培养的高等教师苗子（学生）近百分之四十为同样命运，“根”和“蕾”全完了，“大师”从何而生？

雷一宁女士在她《北京师范大学在1957》一文中说得直白：“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对于‘阳谋’，有由于无知和轻信而附和者，也会有能洞察事物的复杂与叵测而质疑者，北师大可能会有北京大学的林昭和四川大学的冯元春那样的中国的脊梁。可是由于当局对历史资料的百般封锁，至今人们只能推测。有幸的是，在这本《“阳谋”下的北师大之难》中，我们看到了一些仍被官方封锁的材料，如，二十多位资深教授为了办好教育提出的宝贵建议，幼稚单纯的莘莘学子为了铲除“三害”而提供的苦口良药——《苦药特辑》，更难得的是，还有一张在当年6月8日下午就贴出来的大字报《这会造成什么？——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可是，他们这些诚心诚意帮助党整风的批评、建议，后来统统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如果……如果，当年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人能听一听这些“逆耳”的“忠言”，中国的历史就会按另一轨道发展，中国的教育就不会至今如此糟糕……”

当时全国有近百万大学生，按各校比例推算，沦为“贱民”的不少于20万人，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记得，为抗击日寇，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占领贵州独山，中华民族面临存亡之时，蒋经国先生号召学生参加远征军，提出“十万青年十万军，寸寸山河铁铸成”！而毛泽东却在和平年代把数十余万大学生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剥夺了他们学习深造的权利，为祖国工作的权利，全成为“专政”对象，失去尊严，失去人格，有的还屈死狱中，有的飘首刑场，怎不叫人涕泪纵横，怒问苍天！

没有想到直到54后年的今天，中共继承者仍坚持错误，封杀历史，不准受害者言及此事。谁要去言及，不是监控打压对像，便是“维稳”重点，无所不用其极。然而，这些人至今痴心不改，热情不减，希望中共改过自新，从根本上摈弃毛泽东治国理念，回到当年所承诺的民主自由的建国构想，也就是普世价值的宪政之路。放弃一党专政、一党独裁，开放言论自由，否则大陆中国永无大师，永无诺贝尔得主！

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如果你去德国，看到城市中心最豪华的建筑，不用问，那是大学而不是政府大楼；如果你看到最漂亮的图书馆，也不用问，那是大学图书馆；如果你想听免费的高端讲座，不用请示任何人，直接进去就是，没有人有权阻拦你；如果你想上大学，不管年龄多大，申请就行，不需要参加任何高考。又有朋友告诉我说，在中国，1957年各大学的各科学习尖子，你不用问绝大多数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现今凡是坐豪华轿车和高级别墅的，你不用问，准是大官和拥有权势的豪商巨富。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9年，德国共有一百多人获得诺贝尔奖。如果把移民美国、加拿大的德裔算上，获奖人数将突破200人大关。德国诺贝尔奖获得者主要来自研究型的综合大学，其中哥廷根大学44人、洪堡大学29人、维尔茨堡大学14人（包括5位短期研究学者）海德堡大学10人、弗莱堡大学9人、图宾根大学7人、莱比锡大学6人，此外还有其他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未列入统计。从以上数据来看，德国大学的确是不折不扣的诺贝尔奖摇篮，其获奖简直如探囊取物一般容易。那么，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专家们做了一番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原来德国是个傻得到家的政府。何以说傻？德国与其他国家体制不同，多数大学是公立性质。大学支出的每一分钱都来自政府，包括教学科研人员的薪酬、校舍的建筑和维护、大学日常行政开支、学生补贴、免费的上网、图书馆大量的书籍等。遗憾的是政府作为出资人在大学里一点地位都没有，它不能决定或者影响大学内部的任何事情，包括校长和其他高级管理者的任免。校长和各学院院长由教授自己选拔，政府无权干涉，更不可能阻止自己不喜欢的人当选。因此，校长和教授根本不买政府的账，他们想做什么课题研究，不需要事先报批，也不需要任何人批准。在这里，大学是真正的"教授学生联合体"。大学，在英文University里的本意思是： "教授和学生联合体。这个词的原始意义表明，大学是一个由教授和学生组成的自治组织。也就是说，德国大学从传统上就是一个只管伸手要钱而不理睬政府的机构。那么，政府为何只出钱而没法管事呢？道理很简单：德国大学得到的钱并不是政府给的，而是老百姓所缴纳的税款，政府只起到一个中转的角色。老百姓花钱来培养自己的子弟，而政府只是帮老百姓把钱转交大学而已。因此，大学根本不看政府的脸色，更不可能对政府感恩戴德。其次，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状来看，德国的政党不能在大学委派自己的党务官员（纳粹时期除外）。现在的联邦德国有几个主要政党：联盟党（基民盟和基社盟）、社民党、自民党、绿党和左翼党。无论是大党还是小党，他们在大学没有任何常设组织，也没有校长兼书记或校长、书记各管一摊的现象。校长就是堂堂正正的校长，党派休想把黑手伸进大学。教授和学生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支持或反对某个党派，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要求。信仰在大学里面只是个人的事情，党派根本不可能决定人事任免，更不可能左右大学的发展方向和科研课题。如果你非要问党派起任何作用的话，德国学生会告诉你：党派可以花钱资助某个研究课题，而且还不能直接资助，只能通过具有倾向性的党派基金会来运作，所以才有了阿登纳基金会、艾伯塔基金会和瑙曼基金会等机构。至于为数不多的私立大学，政府和党派更无法插手。他们要进入大学进行宣传，想都别想。在这里，政府和党派如果不是过街老鼠，起码也是不受欢迎的机构和组织。也许有人会产生疑问：如果政府和党派在大学不起任何作用的话，大学不乱套了吗？大学不成了独立王国了吗？对于这两个问题，有兴趣者可以到德国大学考察一下，看人家是否乱了。至于独立王国的说法就有点夸张，在那里，教授、学生与社会及企业的联系非常密切。他们虽然不欢迎政府和党派，倒是非常欢迎企业和非政府组织进入大学。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可以随便来大学开设讲座，也可以建立某种形式的合作。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对这样的组织都没有任何反感，而是持非常欢迎的态度，许多科研成果就是在企业的资助下完成的。虽然德国严禁纳粹组织，但却没有办法阻止具有纳粹思想的人进入大学学习，也没有权力开除任何学生，除非他在规定的年限不能完成学业。至于"思想激进"的学生，只有在政治上才被称为激进，在其他方面反而认为具有创新精神，被大学和教授加以鼓励。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当年思想就比较"激进"，没有人会觉得他是一个怪人，所以也不可能被"会商"。因此，德国大学不断出现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他们看来，如果大学出不了诺奖，反而是一件怪事。

大学是大师的摇篮，培养诺贝尔奨项的温床。中国的“反右斗争”毁灭了这个“摇篮”和“温床”，凡是尖端教授、品学兼优的学人无不是“右派分子”。这场伤天害理残花摧英的运动，既灭了大师的“种”，又砍了大师的“苗”。“种”和“苗”都没有了，哪还有大师？为此，希望历史不要重演，希望灾难不要再来。希望执政的中共改弦更张，认真学习德国和美国的教育制度，把大学交给教授和学生自已管理，回到西南联大时代！让中国再次群星灿烂出现大师级人物。

参与首发

谁冒犯领导，就用警察去教训他？

2009-04-10T09:32:00.000+08:00

一个公民不堪地方政府以极低的补偿违法征地，多途径投诉和维权无果后，愤而将此事传到网上，迅速引起舆论关注，于是激怒了灵宝市有关部门。因为发帖者在上海打工，当地警察不远万里追到上海，跨省追捕将他“捉拿归案”。（见４月８日《中国青年报》）

灵宝警方的做法，让人想起“最牛县委书记”张治国进京拘捕记者的牛气，他们气势汹汹地跨省和进京拘捕中，都带着一种展示权力的炫耀和威胁意味：竟敢冒犯我，就是追到天涯海角也要将你“捉拿归案”；别以为在我势力范围外就奈何不了你，你永远也逃不出我权力的手心！

非常佩服灵宝网络警察监控公民的能耐，能从一则网帖迅速查到发帖者的身份信息，准确地判断出发帖者的位置，并迅速实施跨省追捕将其拘捕——如果在监控官员贪腐上有监控公民一半的能耐，公安、检察系统在反贪上也有这种敏锐、高效和严厉，反腐败何至于像如今这么被动和低效。在一些地方，一部分公权资源和监督资源都用在了严厉监控平民和打压公民身上，以至于腐败难以得到遏制，公民权利却不断受到侵犯。

然后很佩服灵宝地方在选择性执法上的高效。这个公民是求告无门、被逼无奈下才发帖揭露这个丑闻的，如果灵宝相关部门也能像“跨省追捕”那样高效地处理公民的举报，这个公民会到网络上寻求解决办法吗？

灵宝有关部门接受采访时说：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简直是胡说八道，给灵宝带来多坏的影响——这种说法是把灵宝整体形象、灵宝人的利益和灵宝政府的负面形象捆绑到了一起，把发帖人推到了所有灵宝人的对立面，这是什么逻辑？

跟许多类似事件一样，灵宝官员一口咬定发帖人是“造谣”和“诬蔑”，说“做事就要承担责任，受到一定惩罚，至少有点教训，下次不会再犯错”。一方面，是不是造谣不能由政府说了算，而应交由法律判断。另一方面，即使发帖人做错了事诬蔑了政府官员，应由法律对其进行审判并依法给其教训，跨省拘捕公民，违法关押，这样“教训”公民，显然是滥用公权力对公民进行打击报复。

中央曾三令五申政府不得滥用警力，警察不是政府用来“教训”公民的工具，而是为了保卫公共安全和保障公民权利——可是在不少地方，让人遗憾地看到，谁得罪了政府官员，谁冒犯了政府部门，领导就会让警察去教训他！（曹林／文　焦海洋／图）

消费爱国，请领导们先上！

2009-02-18T09:16:00.000+08:00

我原以为只有我胡思乱想的观点会雷到人，没有想到情人节一早起来就被人家雷到了。据今天的《南方都市报》报道，广东两会热烈讨论“扩大内需”，省人民政协的委员提出建议：共產黨人要带头进行爱国消费……不宜过分压低机关团体的公共支出……一位叫徐大章的特邀委员更是直言不讳：黨政机关都没有信心去消费，老百姓还怎么去消费呢？

　　各位哥们、姐们，我是彻底被雷到了！政协的全称是“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就是能够代表各界精英的委员给我黨和政府提意见治理国家的组织，所以，这些委员多少代表了人民，这可是人民向我们黨和政府（机关）发出的呼吁：黨员和领导都不带头用公款消费爱国，人民没有信心啊！

　　首先，作为一名老黨员，我真地无地自容，原本这消费爱国我应该一马当先，可我囊中羞涩，当然，无独有偶，我相信七千万黨员里像我这种应该不在少数，还不乏一些退休工人。所以，这黨员带头消费用私人的钱不实际，果然，人家说了，不要压低机关团体的“公共支出”——这个词儿和“公款消费”不是一回事吧？

　　其次，作为“人民”，特别是作为一名“网民”，我也深感惭愧和悔恨。我哪里知道在当今的中國，爱国的概念是如此的易变和难以把握？我原以为多洗头、多洗脚、有事没事找个小姐按摩就是爱国了，我哪里知道原来我和部分网民一直在干着阻扰人家爱国的事儿？

　　看看我们都干了些什么：人家地震灾区政府购买豪华车和万元笔记本电脑，这完全是扩大内需呀，结果我们去揭露人家，弄得人家小车不敢开，电脑不敢用；人家“机关团体”合理的公款旅游，我们却不负责任地把那些“消费爱国”单据在网络上曝光，搞得人家再出国时候就像派遣间谍特务一样偷偷摸摸；更过分的是，人家房管局周久耕同志只不过用公款买了几包贵了点的香烟，也被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网民人肉搜索了，结果人家被免职。这样大胆的消费爱国者被免职了，人家公仆还能、还敢、还想爱国吗？

　　看看我们这些网民，都干了些啥呢！如果消费爱国，如果机关和团体消费公款正是“扩大内需”的爱国行为，我真是悔不当初啊，原谅我，为什么在这个神奇的国度，我总想爱国，可每每就成了陷害真正的“爱国忠良”的汉奸和卖国贼呢？

　　如果我们这些网民一意孤行，严密监督黨员干部和人民的公仆们的爱国消费，那人家如何扩大内需？难道要逼我们的公仆烧钱爱国？或者像CCTV那样——你看，人家不知道如何花钱了，干脆就玩烟花，烧掉几十亿——几十亿啊，动用你每一个爱国的脑细胞计算一下，要重新建筑起来这样一个几十亿的大楼，那可是会拉动多少“内需”啊！看起来，今年感动中國的最大的消费爱国“机关团体”非咱们的央视莫属！

　　前两天我才刚刚酝酿一个理论，我认为得寸进尺的网民对权力的舆论监督和对腐败分子的人肉搜索可能在客观上损害我们各级黨政领导的“爱国消费”积极性和热情，从而阻碍内需之扩大，影响国家经济之复苏，社会之和諧，人民之安康。没有想到我的这一理论还没有出笼，就有人民的政协委员和我遥相呼应，你说，我是应该感到悲，还是感到喜呢？

　　其实，我要佩服政协委员们的犀利目光了，当今所谓鼓励消费扩大内需真正要起作用，不从七千万黨员以及“机关团体”的领导干部、人民公仆入手是无从说起的。中國老百姓不是傻瓜，你鼓噪一下内需爱国，他们就真把银行的那点准备用来养老或者送孩子读书、留学、娶媳妇的钱拿出来消费掉？你以为这消费爱国像到广场上喊喊“中國加油”那么简单？花自己钱的这种爱国哪里能够像我们留学生到悉尼和巴黎的街道上挥舞五星红旗那么过瘾！

　　只要我们不是那么CCTV，我们应该都清楚，当今中國的消费大头正是公款消费和公共支出，你到任何一个高级饭店去看一下，那些花天酒地的人都是哪个部门的不就知道了？当然，你会说，有些是公司的老板啊，还叫小姐呢。是吗，那你再看一下他们在请谁，在用小姐招待谁，不就清楚了？还有，社会上有大批的二奶，你真以为都是有钱的老板们包养的？老板们的钱都是自己的，谁舍得花啊？二奶绝大多数都是有级别的，处级二奶、厅局级二奶和部级、X级二奶，大多是靠纳税人的钱在养着……

　　说实话，如果网民们再接再厉地实行网络监督，弄得公仆们不敢随便花钱了，这对拉动内需还真起负面作用。所以，我在这里真心诚意地恳求网友们，为了热爱这个国家，让他们花费吧。我也对“机关团体”的领导同志们说一声：消费爱国，辛苦了，请领导同志们先走一步！

　　至于普通民众，各位，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能够鼓动他们消费的办法只有一个：增加他们的信心，就能够扩大内需。增加他们对自己的前途、对这个国家的信心，他们就敢消费，甚至提前消费、借钱消费都不在话下。

　　但你能够告诉我，一个在发大火的时候“让领导先走”的民族、在一个提倡“消费爱国”的时候让领导先上的国家，民众对前途能够有信心吗？

　　本来想写到上面一句就嘎然而止，用问句结束，留下回肠荡气的悬念，然而，今天是情人节，我不能冷嘲热讽、一拍两散、恩断义绝，所以，我想对那些心中还残留一些良知和爱心的领导同志们进一言：只有增强民众对国家和未来的信心，他们才会消费，他们才敢消费。那么，怎么增强呢？

　　我前两天才提到过，给每一个中國人或者学校孩子发一台电脑要比发钱更有效，不但可以提高教育水平，还可以提高国民素质。今天我换一种说法，地震灾区的“机关团体”用一万元购买豪华电脑“拉动内需”，只能让看到这个消息的广大民众对前途更加充满疑虑，更加舍不得花钱。

　　然而，如果我们某地的政府用这一万元为学校孩子购买四到五套国产电脑，那么，很多家长心中会感到温暖，会为自己的孩子生在这样的国家感到自豪，从而也会对未来更有信心，更倾向于去消费。

　　还有，鼓励“机关团体”不要过分限制公共支出，不能不让我想到公务员开会、旅游和公费出国现象，这些大概也是一种爱国的极致表现吧。但我告诉你，所有看到那些用公款出国旅游消息的国民，绝对会更紧地捂住自己的口袋，担心那些硕鼠随时会搜刮更多的民脂民膏去挥霍。

　　我倒有一个建议，如果你真想扩大公共支出，为什么一定要用在公务员身上？如果你真想花费钱在旅游上，花大笔的钱让他们出国学习、长见识，如此开“官智”，还不如花钱开“民智”，由国家买单，以抽签的方式从工人、农民、普通士兵、学生、中小学老师、农民工、失业人士中定期选出普通民众去旅游、去学习、去国外游玩。

　　这种使用纳税人的钱，用抽签的方式，把一些钱回馈到民众身上的做法，比那些掌握税钱的公仆花在自己身上，绝对会让人民对自己和国家的前途感到更加确定和有信心。

　　最后提醒某些同志最、最重要的一点，对老百姓，你们完全可以只说不做，但对你们自己，千万要只做不说，例如带头用公费爱国的事，一定要做到只做不说。千万不要让民众知道你们消费他们的血汗钱，还美之曰爱国，千万不要在民众面前泄露你们有可能号召七千万黨员带头消费，号召单位团体领导用公共支出爱国。

　　正如你们一直告诫我们的，我们的民众教育水平很低，素质不高，有时无法理解那种高端的爱国行为，如果民众误会了你们，就算你们帮这个国家度过了经济危机，我担心民众不但没有信心去消费了，有可能连这个国家都爱不起来了！

　　杨恒均2009/2/14情人节

　　作者:杨恒均

养老——压向人民的第四座大山

2009-02-06T11:38:00.000+08:00

　　继住房、医疗、教育三座大山之后，养老这第四座大山又黑黑压压地砸在了老百姓头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按照国务院要求，正式启动了养老金制度改革，主要内容就是把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降低到企业水平，理由一是财政已不堪重负，二是整个社会（不包括官员）向低收入看齐有利于实现分配公平。按照该部门统计，目前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高于企业2倍，这就意味着，该项改革实施后，全国事业单位3千多万人的养老保险将要缩减三分之二，退休人员每年拿到的养老金将仅仅相当于现在4个月的数额。“实现公平的办法，就是把收入高的拉下来向收入低的看齐”，这原本是30年来改革教诬蔑毛澤東时代的妖魔化描述，没成想，却成为今天铁一般的现实。此前我们一直在讲，如果说私有化改革主要是对蓝领的剥夺，那么殖民化改革将主要是对白领的剥夺。现在这个改革就是对白领的剥夺，这是继股市之后对白领的第二次财富剥夺，如果照此下去，更大的剥夺还在后面。

　　这让人不禁想起了港台流行的那句江湖诫语“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从九十年代瓜分国有企业开始所形成的历史欠账终于要还了。少数权贵瓜分国有企业剥离出的福利保障甩给了国家，优惠外资分离出的福利保障甩给了国家，国内民营资本实行血汗工资制度拒绝承担的福利保障也甩给了国家，再加上禁止罢工的法律又剥夺了工人反抗资本的所有手段，由环境资源、福利保障所构成的“底线财富”如同火山爆发般喷涌出来，又如长江大河般滚滚流向西方国家。我们之所以称之为是“底线财富”，是因为这是突破人类文明底线形成的财富，是其他任何文明国家都不曾拥有的财富。正因为这是底线财富，无论权贵富豪还是贪官污吏，都不敢将其留在国内，便争先恐后地向国外转移，不仅以个人和公司名义向外转移，买办集团甚至以国家名义向外转移，从而形成了一江财富向西流的悲惨景象。财富滚滚西流的结果，就是在举世瞩目的奢华繁荣之下，国家连发放养老金的钱都没有了。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资料显示，2000年到2006年，我国养老金亏空数额6年增加25倍，“空账”由360多亿元增加到9000多亿元，每年还在以1000多亿的速度增长。

　　让中國财政不堪重负的养老金是占GDP比重太大吗？恰恰相反，中國养老金占GDP比重不仅远远低于毛澤東时代和其他社會主義国家，甚至远远低于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远远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远远低于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其落后程度乃至于很难找出比中國比重更低的国家。2008年，中國社会保障支出6684亿元，约占财政收入比重11%，约占GDP比重2.2%，这还是在胡錦濤新政连年大幅提高社会保障后的数字。而同期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总费用占国家GDP的比重是：比较低的日本是13.7%，美国16.81%，欧盟27.2%，其中，瑞典、法国和丹麦均高于30%，超过我国十几倍。中國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公共性支出占GDP比重一直徘徊在世界倒数最后几名，与中國争夺倒数第一名的国家全加起来也不过三、五个。

　　这就出现了一个让未来历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目前中國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一方面，只要提到民生指标，中國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甚至连少得如此可怜的一点儿养老金都已亏空，这是在金融危机中许多濒临破产的国家都没有出现的可怕情况。另一方面，提到经济发展，中國又是世界财富增长最快的国家，是有史以来唯一经济高速增长30年的国家，是世界上最财大气粗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人，是全世界最大的黄世仁。而最强大的美国反倒是全世界最大的杨白劳。以至于整个西方国家都认为，正是中國白送给美国的财富太多了，养成了美国人大手大脚花钱的不良习惯，才造成了目前的金融危机。既然是中國养成了美国人大手大脚花钱的不良习惯，中國就要承担相应责任，增加购买美国债券，把更多的财富送往美国。由美国操纵的中國伪自由派更是掀起了一波新的政治浪潮，要求顺从美国的呼声响彻云霄，为美欧等西方国家向中國索取“人權利润”积极创造条件。

　　“人權利润”是和“底线财富”相联系的另一个掠夺中國的经济工具。一方面，作为改革教一路人马的买办集团突破人类文明底线攫取巨额财富，比如把罢工自由列为极左罪行加以禁止；另一方面，作为改革教另一路人马的伪自由派，又以禁止罢工违反人權为理由，带领西方国家对中國进行政治讨伐，迫使中國支付巨额财富换取稳定，从而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人權利润”。“人權利润”和“底线财富”是造成当今中國经济极度繁荣和民生极度艰难同时并存的直接经济根源。虽然追根溯源，私有制和两极分化才是总的经济根源，但是直接原因却是中國独有的“人權利润”和“底线财富”。正是“人權利润”和“底线财富”，把中國经济高速增长的30年，变成了西方国家高消费的30年，最终的结果就是掏空了中國资源，毁掉了中國家园，甚至连数千亿养老金都掏空了。

　　此前我们一直在讲，以毁灭环境和耗尽资源，以牺牲国民的工资、福利和健康换取的财富，虽然被西方国家拿走了（包括贪官污吏的腐败财富也流向了西方，已掌握的数字就超过6千亿），但是最终要由中國人民来偿还，要由中國的子孙后代来偿还。目前这个偿还已经开始了，虽然降低养老金的改革算不上什么，用改革教的习惯语言来讲，还在人民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但它却是一个历史标志，它标志着“让少数人发财，由多数人买单”的中國改革模式，正在由“让少数人发财”为主的阶段，过渡到“由多数人买单”为主的阶段。为破坏的环境买单，为透支的资源买单，为损坏的健康买单，为取消的福利保障买单，为坑蒙拐骗的市场买单，为道德崩溃的人际关系买单，为流氓横行的社会环境买单，等等。总之，无论是大自然赐予的，还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抑或是我们前辈创造的，或者是子孙后代应该拥有的，都已经被这一代人变现干净，甚至连我们的灵魂都已经变现抵押给了魔鬼。中华民族再也没有可变现的东西了，变现的时代已经结束，偿还的时代正在到来。目前养老金改革的标志性意义就在于此。如果说在“发财阶段”都没有富裕起来的白领，进入“买单阶段”后就更不用再做富裕美梦；如果说在“发财阶段”就在买单的蓝领，进入“买单阶段”后不仅会被更加牢固地锁定在买单的倒霉命运上，甚至有可能连买单的资格都会被彻底剥夺。

　　目前是中國财富变现的高峰期，各种资源变现的财富在全世界到处抛撒，仅投向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家美国企业的资金就超过2.5万亿人民币，相当于中國2008年4年的社会保障支出，甚至为了花钱，竟然发起了两年投资4万亿的花钱大跃进运动，在如此惊人的财富变现高峰期都没钱解决中國人自己的养老问题，一旦财富变现的高峰期过去，中國所有的历史欠账将如何偿还？谈到这里许多人仍然会继续前面的疑问：中國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为什么中國能拿出相当于5万亿人民币的资产购买美国国债，去支援美国经济建设，却连本国知识分子1千多亿养老金都感觉不堪重负？为什么能两年投资4万亿让各级官员上项目，却不能拿出1千多亿让知识分子安度晚年？既然投资4万亿是刺激内需，那么解决养老问题是最直接的刺激内需，并且无需转换浪费，可以直接消化掉出口受阻的那部分轻纺产品。的确，这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无法理解也不曾出现的现象。本来，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要满足本国人民消费，可中國却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相反现象，舍弃本国人民消费去发展经济。是中國政府不想满足中國人民的生活需要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中國经济舍弃本国需求而发展呢？

　　矛盾的根源就在于猫论。世界独一无二的猫论，造成了世界独一无二的畸形经济。“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政治伦理，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宗旨，把赚钱变成了国家的职能和任务，使中國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的以赚钱为目标的国家。国家以赚钱为目标，必然成为脱离本国人民的獨立经济实体，所有投资都要以盈利为目的。如此一来，本国老百姓就倒了血霉，由于国家和老百姓成为利益竞争关系，而老百姓又在国家统治之下，老百姓便成为天然的掠夺对象，必然成为弱势群体，中國的弱势群体就是由此形成的。比较一下中美两国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投资计划就会发现，中美两国振兴经济的逻辑是相反的。美国7千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并不是政府动用本国财政资金进行投资，而是由美国政府出面向世界各国发行国债，让世界各国出钱投资美国经济，继续维持并争取提高美国人民现有生活水平。在此，美国生产目的和生产手段之间的关系，倒确确实实有些类似于社會主義经济的性质。反观中國投资计划则相反，不是通过发展经济满足人民需求，而是通过牺牲人民福利发展经济。这就是为什么宁可花5万亿购买美国国债，也不花1千亿解决本国人民养老的原因。购买美国国债可以带来利息，用于百姓养老没有任何利益。当盈利成为国家投资目标时，结果就只能是像目前这样，可以把钱花在任何国家任何地方，就是不能花在老百姓身上，因为花在老百姓身上不会带来任何盈利。如同家长一旦把盈利作为目标，则无论怎么花也绝不会把钱花在孩子身上，哪怕是赌博一次性输光，也会认为是正当花费。这就是我们一直坚持批判猫论的一个根本原因，猫论已成为中國经济殖民化的自动导航仪，无论采取多少纠偏政策，只要不公开批判这一理论，中國经济就会自动驰入殖民化轨道。胡錦濤新政的民生路线之所以始终得不到落实，中國经济转型之所以始终无法完成，根源就在这里。

　　胡錦濤主席提出不折腾的初衷是好的，是想在实践中悄悄完成这一转变。但是目前看来要悄悄完成这一转变十分困难，国外敌对势力和国内买办势力，以及他们所操纵的伪自由派等汉奸势力，都十分清楚猫论是推动中國改旗易帜的最有效理论，是最终推翻共產黨和解体共和国的最有效武器，是把中华民族在精神上变成一盘散沙的最有效工具。这是一百多年来西方国家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兵不血刃奴役中國的最好方法，他们是绝不会容许中國摆脱这一历史陷阱的。最近，针对世界左转的历史大潮，针对中央放弃反左口号的政治转型，针对毛主席再次回归祖国大地的根本大势，国内外敌对势力策划动乱扯起的一面新旗帜，就是猫论创始人。这个新的政治动向，表明国内外敌对势力正在改变策略，由以往那种单纯宣扬散发着西方狐臭味的普世价值，转而采取具有中國特色的猫论武器来制造动乱和分裂，最近他们提出的“保护腐败论”就是猫论的具体运用。所谓保护腐败论，是由美国操纵的伪自由派争取现任官员的统战理论。他们告诫现任官员，如果让左派上台，腐败官员将肯定会被清算；如果让右派上台，腐败官员就能避免清算，得到有效保护。所以希望现任官员能够从自身利益出发，和他们一起联手解散共產黨，解体共和国。当猫论已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制造动乱和分裂的政治旗帜时，作为执政的共產黨人要维护和巩固其执政地位，就必须果断抛弃把13亿中國人民锁定在道德洼地上的这一实用主义流氓理论。这是落实民生路线，惩治腐败，摆脱殖民经济，避免被折腾的有效方法。

　　目前正在进行的养老保险改革再次证明了我们对中國经济的基本判断：官人经济加洋人经济。改革已成为官人和洋人占有和瓜分社会财富的基本手段。这次养老保险改革就是再好不过的典型。中國财政供养人员约4千万，其中公务员约一千万，事业单位人员约3千万。如果从减轻财政负担出发，应该是把包括公务员在内的4千万财政供养人员的养老保险，都降低到企业水平；相反，如果从社会公平出发，则应该把企业人员的养老保险提高到机关和事业单位水平。而目前的改革却是非驴非马，只把3千万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保险降低到企业水平，1千万公务员仍然享有高额养老保险。如同以往所有掠夺性改革都能创造出相应的学术明星一样，这次养老保险改革又成就了几个丧尽天良的学术新星，提出了所谓“融冰理论”，说什么养老保险改革如同融化冰块，先融化掉3千万事业人员这个大冰块，再融化1千万公务员这个小冰块就容易了。先不说这个融冰理论的逻辑顺序狗屁不通，就其改革目的来说十分明显，就是要好钢用在刀刃上，甩掉3千万事业人员，以便挤出更多财政资金让公务员享有更高的养老保险，又怎么可能融化掉“大冰块”后再去融化“小冰块”呢。

　　中國3千万事业人员的主体是知识分子，现在被官员赶下分享改革成果的福利列车，再次反映了中國知识分子兔死狗烹的历史命运。历史上中國知识分子兔死狗烹的不变命运，根源于他们总是扮演狗腿子的不变角色。当初权贵富豪打着改革的旗号抢劫蓝领时，知识分子齐声叫好，现在报应到了自己头上，知识分子才发现自己连最起码的呼吁能力都已彻底丧失，因为有能力呼吁的那些知识精英，在抢劫过程中不仅抢足了自己这一代人的养老保险，甚至连儿子孙子的养老保险都抢足了，不可能去管别人死活——哪怕是同类也毫不在乎。只可怜那些天天威胁孩子不好好学习就要去企业当工人的普通知识分子，到老却是自己落得一个享受企业待遇的最终结局。但愿通过这一番折腾，中國知识分子能够觉悟起来，能够意识到，知识分子的力量在于扎根于民众之中，而不是依附于官员之上。中國知识分子与欧美知识分子不同命运的根本原因就这里。当初毛澤東让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苦心也在于此。可惜中國知识分子不仅不感谢毛澤東，反倒被人利用来恶毒地践踏毛澤東，把教师节定在毛澤東逝世的第二天9月10日，由于中國人都是头天晚上庆祝节日，这就造成了每年9月9日都要敲锣打鼓的喜庆场面。如此人神共愤的歹毒设计，纵然是民心可侮，也定是天理难容！从那时起，便注定了中國教师冥冥中的悲剧命运：先是精神世界的堕落，所谓“公检法，国地税，人民教师，黑社会”，就是对教师精神世界堕落的描述；然后是社会地位的堕落，目前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教师罢课事件，就是教师社会地位堕落的反映。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个教师节，就把中國教师送上了灵与肉的赎罪道路，并且至今许多人也不明白，设置教师节本身就是中國知识分子宠物化的标志。虽然有时宠物也能上桌吃饭，但前提是主人饭多吃不了，现在主人的财政紧张了，宠物也就只能重新回到桌子下面吃残渣了。目前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还只是多与少之间的矛盾，如果财政继续紧张下去，等待中國知识分子的将很可能是有与无之间的矛盾。

　　中國财政规模已超过6万亿，并且仅外汇储备一项就超过13万亿人民币，何来财政紧张一说？这里的财政紧张不是相对于国家财力而言，而是相对于中國官员超越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高消费而言。中國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超过GDP增长，而用于官员消费的行政费用增长，又远远超过财政收入的增长。1978年中國财政收入是1132亿元，行政费用开支52亿元，行政费用占财政收入比重是4.6%；2008年中國财政收入是61316亿，按照有关专家和“两会代表”提供的数字，目前行政费用开支占财政支出比重大概在百分之二十左右，相当于1.2万亿左右。30年间，中國财政收入增加了54倍，行政费用开支则增加了200多倍，并且在十七大以前，仍然以每年23%的速度递增。中國财政收入增加的绝大部分都被官员消费掉了，无论和本国七十年代纵向比，还是和世界其他国家横向比，财政收入中除了行政费用开支火箭般上升外，其它所有指标，包括国防、医疗、教育、养老、保险等，无一例外地都在下降。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行政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都在向1978年的中國看齐，可见那时的中國不仅在政治文化上是世界的榜样，即便在财政结构上也是世界的榜样。目前行政费用占财政收入比重最低的日本是2.38%，因担负世界任务开支最高的美国也不过9.9%，除去比较特殊的美国之外，世界各国行政费用占财政收入比重一般都不会超过6%，中國已经被胡錦濤新政冻结的比重都高达20%，这就是中國官员能够拥有超越帝王生活的财政基础。如果中國官员的行政费用能够像往常那样没有任何障碍地继续增长下去，也不会拿3千万事业单位的知识分子开刀问斩，关键就在于以胡錦濤为代表的黨中央为贯彻新的民生路线，在十七大后强行冻结了行政费用的增加部分，对行政费用开支实行零增长政策。这显然触犯了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但是又不敢直接反抗中央，便采取了“打儿娘就范”的策略，把3千万知识分子退入火坑，通过知识分子闹事逼迫中央放弃零增长政策，以便继续维持官僚帝王般的生活。这才编造出了所谓财政不堪重负的借口。

　　其实，全国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总额也就是1千多亿，原本就不大的数额，再怎么减少也不会对财政负担有实质性影响，醉翁之意不在酒，打儿是为让娘就范，目的就是要给中央一点儿颜色看，这和他们去年制造股灾如出一辙。据中央电视台报道，中國官员一年吃喝游玩费用就超过9千亿，相当于9年全国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总额。改革不在那吃喝玩乐的9千亿上打主意，却偏偏在这1千亿活命钱上打主意，明摆着是在激化矛盾操纵闹事。如同西方国家向中國索取“人權利润”，台湾向大陆索取“统一利润”一样，中國官僚集团也学会了向中央索取“稳定利润”，增加行政费用就是其中一项“稳定利润”。可见，权利被架空又和民众相隔绝的中央政府，要想推行一套民生路线相当艰难。难就难在摆脱了民众制约的官僚集团却对中央政府形成了单向制约，中央政府所有的政策都要经过官僚集团的利益过滤，对官僚集团有利的政策无限放大，对官僚集团不利的政策则坚决抵制和扭曲，中央政府则完全无能为力。表面看起来好像中央政府十分强大，其实全部权利都掌握在官僚集团手中，中央政府没有任何獨立权利。

　　就拿国家首脑来说，无论是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是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或者是毛澤東主席生前，都可以直接任命一个老百姓当部长，全世界唯独目前中國的胡錦濤主席做不到。奥妙就在于当今西方国家的社团民主和舆论自由，与中國纹革时期的群众组织和四大自由，具有相同的政治功能和历史作用，就是对权利集团具有强大的约束作用，这就决定了当今美国和当初中國的官僚集团，只能是对中央政府和民众两头讨好，形成中央政府和民众两头拥有实权。官僚集团根本不可能像当今中國这样能够对上约束中央，对下鎮壓民众，无所顾忌地为所欲为。形成这种状况的根源，我们在其它文章中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只是简略概括出最核心的一点，这就是：中國官僚集团用西方精英民主的方法，在权利上架空了中央政府；又用妖魔化纹革的方法，在政治上架空了中央政府；把中央政府完全变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梁上君子，表面看上去很强大，实际上对内对外都十分脆弱。当初建立这种政治体制完全是为老爷子充当太上皇准备的，对上要随意玩弄中央政府，对下要准备鎮壓群众，就必须使两头权利虚置，形成官权独大的权利架构，让各类精英享有没有任何约束的民主自由。

　　可以说，目前中國叫喊民主自由的各类精英，即便是权利最小的文化精英，所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利，也超越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自由。当今世界所有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國家，绝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精英，能够拥有中國文化精英这样没有限制的自由权利。美国的文化精英不可能拥有随便辱骂耶稣的自由，也不可能拥有要求清算所谓耶稣罪行的民主；以色列的文化精英不可能拥有宣传犹太人是劣等民族的自由，也不可能拥有可以废除《圣经》的民主；无论是美国精英，以色列精英，还是欧洲精英，都没有侮辱民众信仰、剥夺民众财产乃至摧残民众生命的自由，唯独中國精英拥有这些自由。中國的文化精英可以随意侮辱民众信仰，中國的经济精英可以随意剥夺民众财产，中國的司法精英可以随意摧残民众生命。中國精英所享有的民主自由已经达到了空前绝后为所欲为的极端程度，并且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约束。如果中央政府进行约束，就是專制暴政；如果百姓进行反抗，就是纹革暴民。左手拿着暴政的大棒对抗中央，右手拿着暴民的大棒打击民众。在世界面前，把中國政府妖魔化为暴政，把中國人民妖魔化为暴民。中國人怎么做都是错，中國人干什么都有罪。就是在文化精英、民主精英、改革精英对中國的妖魔化过程中，中國逐渐沦落为国际社会讨伐的对象，成为西方国家宰杀的对象，成为国内外反華势力折腾的对象，甚至成为国内官僚集团折腾的对象。这不，全国各地教师罢课风波尚未平息，又开始折腾起了3千万知识分子。折腾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中央政府和民众的双输。在中央政府和民众互相折腾的双输中，中國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了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再从中拿出一小部分奖赏给中國精英分子，让他们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在中國继续折腾，为西方国家折腾到更多的中國财富。

　　所以，现在已到了废除官权体制，还权于民的时候了。只有实行包括每个劳动者在内的大众民主大众自由，才能切除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毒瘤——精英民主和精英自由。可以说，精英民主和精英自由，当今人类社会最大的祸患，无论是目前困扰世界的金融危机，还是困扰中國的腐败政治和殖民经济，其主要祸根就是精英民主和精英自由。而克服精英民主和精英自由的唯一选择，就是中國纹革创造的，目前美国已初露萌芽形式的大众民主和大众自由。前面提到的，无论美国欧洲的精英，还是以色列以及所有其他国家的精英，之所以不会自由地辱骂本民族是劣等民族，之所以不会勾结其他国家来民主地决定本国事务，就是大众民主大众自由制约的结果。可以说，如果今天晚上人民群众拥有了民主自由，那么明天早上太阳照耀到的，就肯定会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中國。所有那些带有殖民色彩的汉奸媒体，肯定会在一个晚上消失得干干净净；所有那些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汉奸学者，也会在一个晚上就完全销声匿迹。中國财富不仅不会再继续流向国外，甚至已经被逃亡官员带走的那近万亿财富也会回流国内。

　　中央政府应该坚信这一点，中國人民也应该坚信这一点。主席生前曾反复强调，应该相信群众相信黨。而目前中國最大的问题，就是黨不敢相信群众，群众也不相信黨。这主要是改革教在黨和群众之间设置政治防火墙的结果。被防火墙隔绝开来的黨和群众，同时失去了原有的强大力量，黨没有力量驾驭官僚，群众没有力量监督官僚，双方同时被官僚集团拖着走向与自己利益相反的方向。中國官僚集团为了永远地把黨和群众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一方面不断加固黨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防火墙，让黨和人民群众互相猜忌互相敌视；另一方面积极投靠西方国家，走上了买办化和汉奸化的发展道路。如果再不拆除这道防火墙，黨和人民群众将同时被拖向死路。拆除这道政治防火墙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实行社會主義大众民主。目前中國已进入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阶段，选择什么样的民主发展道路已是不容回避的迫切问题，既然中央已经宣布绝不选择改旗易帜的资本主义精英民主，就应该选择社會主義大众民主，此外再没有第三种民主模式。人类社会由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的过渡，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那些世界强大国家的力量，无一不是来自于向大众民主的过渡。国内外反華势力对纹革的妖魔化，使人们对社會主義大众民主形成了很深的误解和疑虑，总担心人民群众一旦拥有了民主权利，就会把矛头指向中央政府，就会导致社会混乱。各种反动势力就是利用这种担心和疑虑，不断制造人民群众的愤怒，不断激化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堵塞中國走社會主義大众民主的道路。目前，中國社会矛盾已接近白热化状态，随时都会爆发出来，如果不加以有效引导，把矛盾释放到国内外反动势力头上，他们就会引导群众把矛盾释放到共產黨头上。总之，积累起来的矛盾是一定要释放的，避免矛盾爆发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主动释放矛盾。虽然胡錦濤主席提出了不折腾策略，旨在化解矛盾于无形之中。但是，目前这种“大刀向百姓头上砍去”的改革措施，正在不断地把矛盾推向极端，并且把矛盾推向极端的速度，远远超过黨中央民生路线化解矛盾的速度。在这种情况下，胡錦濤新政化解矛盾的努力很难奏效，最后只能通过对民主的选择来解决矛盾。

　　是选择大众民主还是选择精英民主，已经历史地摆在了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面前，这是光明与黑暗的选择，是和平与动荡的选择，是统一与分裂的选择，是崛起与毁灭的选择！

　　相信中國人民一定会做出让中华民族崛起的正确选择。

愤慨任志强的高调不如反思草根的失声

2009-01-16T11:55:00.001+08:00

我们渴望看到更多草根阶层的代表委员能够坦然面对任志强们的公开叫板；同时，也希望看到各种媒体资源能够更多地关注那些草根委员的声音。

　　1月13日，在北京市政协会议上，任志强委员在发言中指出，房地产是北京发展的重要支柱，住房价格本身就是控制人口增长与控制人口素质的门槛。任志强同时认为，过度扩张保障性住房建设，占用巨大的土地资源，使得房地产投资量缩小。（1月14日《新京报》）

　　任志强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他总是不遗余力地推销自己“只给富人盖房”的理论，即使在两会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和地点，他依然毫不掩饰在商言商的利益冲动。

　　不过，任志强的此番言论比“只给富人盖房”更加荒诞不经——在任何国家，拥有适度的住房都是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因此，必要的保障性住房是不可或缺的。按照任志强的逻辑，任何最基本的民生需求似乎都足以成为“控制人口增长与控制人口素质的门槛”——医疗、上学等费用，甚至，无限提高粮食价格岂非更能直接“控制人口增长”？任志强所展示出的对原始丛林法则的追捧，令人不寒而栗。

　　当有人谴责任志强委员此番言论不合时宜的时候，我们也许应该面对这样一种现实，商人任志强和任志强委员其实并没有区别。无论任志强的意见是否正确，在政治协商的过程中，他都有发表自己看法的权利，而因为代表着特定的阶层，他不可避免地要站在自己的立场讲话。

　　政协工作旨在建言立论参与国事，从而了解和反映社情民意，其中，发挥界别作用是其显著特色。不过，既然是“协商”，就应该有多种针锋相对的声音出现，那么，反对任志强的委员们在哪里呢？实际上，近年地方两会期间，雷人语录屡见不鲜：从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的“看病最不贵是中国”，到国内首富张茵建议取消“签订无限期合同”，再到北京某房地产公司老总穆麒茹的“钉子户”导致房价上涨，直至此次任志强的住房价格控制人口增长……

　　然而，与“精英委员”雄踞讲坛侃侃而谈相对应，鲜见有代表委员针锋相对予以正面回应，而绝大多数普通草根也只能游走于网络论坛展开口诛笔伐。这样“关公战秦琼”似的论战实际上并无太多积极意义——草根不可能叫把握麦克风的精英闭嘴，精英也无法阻止隐匿于网络的草根发帖，长期对立的背后是双方隔阂与猜疑的加剧，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草根阶层缺少足够有力的公开代言人。

　　如果草根阶层得不到应有的话语权，不免会使任志强们的发言更加无所顾忌，甚至是干扰政府决策的判断。因此，在两会这样一个各抒己见参政议政的平台，我们渴望看到更多草根阶层的代表委员能够坦然面对任志强们的公开叫板；同时，也希望看到各种媒体资源能够更多地关注那些草根委员的声音，而不仅仅是把注意力放在诸如任志强之类“明星委员”的身上，从而真正搭建起一个公开对话、平等协商的平台。

　　两会过程中，与其愤慨精英委员的高调，不如反思草根委员的失声。按照常例，如果辩论双方有人弃权，无非导致两种结果：剩下的一方因没有对手而索然无味放弃宣讲；抑或因掺杂着利益诉求而更加肆无忌惮地喋喋不休。倘若不幸是后者，情况无疑更加糟糕——这意味着在失去代言人之后，我们只有忍痛洗耳恭听的份儿，而没有丝毫反驳辩解之力。（作者：赵志疆）（原标题：愤慨精英的高调不如反思草根的失声）

我国低工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2008-12-16T16:36:00.000+08:00

　　当前我国劳动工资的水平或者说年收入应该多高？从来没有人从宏观角度来进行测算。结果就出现了去年围绕着抄表工10万元年薪的事情展开了一场社会大愤怒。这是有点非理性的行为，就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状况，劳动工资水平到底应该多高，应当进行细致的分析。

　　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判断，年收入10万元已经不是多么高不可及的标准，这是经过精确计算的。问题是当前我国巨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导致了普通企业职工低工资的状态。这种格局必须要靠政治的力量打破。但在之前，舆论界要有清醒和深入的认识。

　　一、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工资水平

　　先不要对年薪10万元大惊小怪，这正是国有垄断企业在某种程度上优于私营企业的地方，实际上真正需要做的是向10万元的工资水平看齐，是提高中國劳动者的政治地位，维护他们的劳动权利和经济收益。

　　目前12家中央企业的人均人工成本在6-7万元之间，是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3-4倍。于是，央企成了被舆论批评的对象。人工成本6-7万元，平均月收入也就是五千多元，如果是全国工资水平3.5倍的话，那么全国平均工资水平月收入为1400元。这一收入水平对于我国广大的工薪者来说，高还是低？让我们从国民生产总值（GDP）角度来衡量。

　　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收入一般都占GDP的50-60%.而我国 200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19万亿元，这一年职工工资总额仅有19980.8亿元，仅占当年GDP的11%，其中國有经济单位12009.2亿元，城镇集体经济单位 867.8亿元，其他经济单位7103.8亿元。这一比例可以看出我国工资水平是多么低！

　　2005 年，我国城镇从业总人员数为27331万，国有单位、集体单位、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外商投资单位的从业人数分别为 6488万、810万、188万、45万、1750万、699万、3458万、557万、688万，个体户2778万。这一年，我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为 18405元，如果将这2.73亿从业人员都视为工资收入者，那么他们的工资收入总额应为5万亿元，约占2006 年20万亿元GDP的25%.这是将个体户都计入统计的结果。如果将我国的工资收入提高到占GDP40%的水平，以8万亿元除2亿从业人员（2.7亿城镇从业人口中有大量失业待业和非正规就业者，真正有工资收入的不到2亿人），人均年收入将达到4万元到5万元。这应该是我国劳动工资的合理份额。

　　由于在收入分配中，工资等级不同，假如以全国4万元的平均工资水平衡量，那么中等工资收入者的工资水平就应该在七八万元左右。因此，一些企业的员工拿10万元也并不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但2005年，我国职工工资总额仅有19980.8亿元，仅占当年GDP的11%，这种收入水平实在是太低了。无怪有学者惊呼：中國正在摧毁资本主义的道德伦理底线！这意思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最残酷的原始时期，劳动工资水平也没有这么低！

　　二、国民收入都到哪里去了？

　　从宏观经济数据看，目前，政府财政大约拿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35%，企业资本拿走了大约45%，农民和城镇劳动者拿走了剩下的大约20%.这是一个极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由此导致我国的政府部门财大气粗，企业所有者财大气粗，劳动群体日益贫困化。

　　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是：中國官僚资本特权集团已经在20多年来权贵化倾向的改革中牢固形成！这一集团一旦失去民主政治的制约，便会变本加厉地攫取社会资产。而这一环境之所以能形成，关键是中國的改革是一场权贵资本主义倾向的改革，劳动大众的权利已遭到严重剥夺，劳资关系的天平已经完全倾斜到资本的一方。

　　让我们来看看企业高管和资本的收入。目前企业的高管少则上百万元，多则几千万元，至于说老板的收入更是每年以几十亿的速度增长。看一下我国每年的富豪排行榜就知道他们的财富增长每年是多少。

　　举例来说，去年媒体报道说，联想公司总裁杨元庆2005财年的年薪为2175万港元！这一数字是这个抄表工人的217倍！是一个普通打工仔的2000多倍！然而舆论对这样一条高收入的消息社会和媒体却默不作声。

　　一抄表工的年收入达到10万元，舆论一致谴责，认为这是大逆不道，而那些年收入几千万上亿的人，却认为是应该的，合理的。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社会心理的整体颓废和畸形。一个普通工人多拿了一点，全社会愤怒，而一个高管拿几千万元整个社会却全无痛痒，麻木不仁。中國社会在是非判断方面真是出了大问题。

　　垄断企业不该拿高额的垄断利润，企业高管就该拿超高工资吗？老板就该拿比工人多得多的剩余利润吗？为什么这些年里中國社会没有一点这方面的抱怨和抗议？

　　窃国大盗无人过问，小偷小摸大呼小叫。看看当今企业在收入方面存在多大的差距！某山西私营煤炭企业，工人每月七八百元，但老板却成千上万地赚取利润，一百多万元一辆的进口高级轿车，老板一买就是十几辆。如果说效益不好，一些民营企业的大老板怎么能买得起上千万元一辆的豪华轿车、几千万元一栋的高级豪宅？

　　据说著名民营企业幸福集团的老板刘永好先生拥有三辆高级豪华轿车，最便宜的一辆也价值670万元，最贵的一辆约有900多万元。试问：如果用这些奢侈的钱来为企业职工发工资，工人们的工资能那么少吗？我国劳动工资水平能那么低吗？全社会能对10万元的工资水平如此惊讶吗？

　　这种现象恰恰印证了西方经济学泰斗亚当.斯密说过的一句话：“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必有500个穷人。少数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然而当今的中國社会却把贫富差距视为合理，把普通劳动者高一点的收入视为大逆不道。这岂不是巨大的社会心理扭曲吗？

　　舆论质疑该名工人高收入的主要原因是，这个工人是国企的职工，而这是个带有行业垄断性质的企业。对于行业垄断利润、垄断福利我们当然应该反对，但另一个问题也需要反思：为什么国有企业能给一名普通工人 10万元的工资，而一些私营企业却发不出来？是因为企业效益不好，利润率低吗？

　　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好像只有垄断企业才有暴利，其实，很多竞争性企业也可以赚大钱，也可以有暴利。但在那些企业里，即使是赚着了钱，大部分利润也流不到普通员工手里。我所看到更多的是，一些民营企业家把子女送到国外留学深造，到国外置产置地，或在国内奢侈消费，一掷千金。云南一个私企老板，两天的赌博便输掉了自己的一个价值几千万元的三星级宾馆。这些私企老板如此挥霍，而企业员工却拿着微薄的工资。

　　最近我看到一份湖南煤矿企业的调查，工人月收入几百元，老板年收入几十万元。能说非垄断企业的老板就没有高利润吗？因此，中國的社会要把真实的情况搞清楚再愤怒也不迟。

　　三、中國劳动收入被剥夺的野蛮程度已经打破了原始资本主义底线

　　我国的工资收入在GDP的比重中如此低，大多数国民收入都被企业和政府拿走，以致老板有钱大肆挥霍，政府有钱盖豪华办公大楼，民众工资收入却一直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加上不同行业的差异，整个工资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便会出现巨大的差距。于是，一个抄表工年收入10万元成了社会惊讶的事，这种现象真正反映的是我国道德价值和认识标准的紊乱！

　　现在让我们从银行储蓄方面来看看国家财富的分布情况。自上世纪末以来，我国连续实行了8年刺激国民消费的政策，然而在这8年中，个人消费占GDP总量的比重却下降了8个百分点，而且在继续下降。看一下下面这张表，就可以知道近些年来，我国家庭储蓄和企业储蓄发生的变化。

　　1996年，家庭储蓄还占GDP的20%，到了2005年降到了16%，而企业储蓄从13%增大到20%.估计到2007年，企业储蓄的比例会达到25%.

　　近十年来，在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政府财政收入和国有企业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而个人收入的比重是在不断下降的。目前，我国的家庭储蓄约占总储蓄的33%，企业储蓄占总储蓄的大约49%，政府储蓄占16%.这种变化导致我国的消费增长始终软弱乏力，人民群众缺乏消费能力，而政府和企业却有大量的钱用来开支和投资。说到底，这都是工资水平太低的原因。中國劳动收入被剥夺的野蛮程度已经打破了原始资本主义底线。

　　改革20多年来，为劳动群体说话的声音太少了，为资本辩护的声音太多太强了。有能耐的人都想多拿多占，而舆论阵地偏偏就由这一伙精英群体占据着，广大劳动者都处在默默无闻的状态，他们的要求极大地被忽视，他们的愿望根本得不到落实。

　　因此，当前真正值得社会关注的事情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利润成果正在被官僚资本大量拿走，被高管和权贵瓜分。尽管经济在增长在发展，但好处大多被精英群体分享，普通员工们永远都处在一副饿不死也阔不了的生存状态。这导致处于社会低层的民众很难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因此，在声讨垄断的同时，还应进行有关分配公允与否的讨论。

　　再来看政府税收对劳动收入的影响。2006年，我国的财政收入达到4万亿元，占 GDP的20%.我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上升，已从1990年代初的12%上升到20%多，这还不算各级地方政府的隐性收入，如果加上预算外的收入，我国财政收入可达到GDP的35%.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政府对国民财富的控制程度以及政府规模的庞大程度。

　　然而，国家财政收入是否可以无限制扩张？政府成本是否没有一个基本额度？这是中國改革这么多年来一直未解决的大问题。财政拿走一大块之后，剩下的一大块就是企业收入，也就是资本收入。在我国的GDP当中，资本收益约占40%多，大大高过劳动工资收入。

　　因此，改变我国的国民财富收入分配格局，是解决整个工薪阶层收入的最根本问题。只有改变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严重不平衡的现实，我国整个工资水平才会得以提高。劳动收入如果不能超过资本收入，中國将成为财富高度集中在国家和少数私人手中的国家，这样的社会将很难达到共同富裕和均衡发展。

　　所以，收入10万元，将不仅是一个经济目标，更是一个政治目标。国有大企业率先进入这一水平，既有不合理性，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合理性这一点上，私营企业要向国有企业学习。

　　但是，我写这篇文章决不是说垄断利润不应该批判，垄断企业目前每年不合理的掠取着几千亿的企业利润，垄断利润、资本和财政税收正在形成我国社会的三大寡头，他们合起伙来拿走了GDP和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中國的劳动群体要联合起来向这三座大山索取利润。

　　四、归根结底还要向制度找原因

　　市场经济是一个残酷竞争、大量裁汰劳动力的经济。资本为了过度攫取利润，不仅尽量压低工资，还会减少劳动用工，由此产生的社会两极分化和穷富矛盾会日益加重。几十年来，中國对资本主义的追求已经达到了顶峰，资本对劳动淘汰的程度也达到了顶峰，目前我国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是这种制度的结果。

　　由于劳动工资水平太低，导致消费乏力，需求不振，于是又迫使资本进一步压低劳动成本，减少工资成本，由此有进一步降低了消费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经济就只有依靠投资拉动型，完全靠投资来刺激。但这种模式难以持久，过几年就可能出现生产过剩和经济萧条。

　　目前中國正处在这种前景的边缘。但中國的前景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靠富人消费来拉动经济，但富人消费毕竟是有限的，特别是会带来社会负面效应，但腐败消费的确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拉动经济增长。中國下一步到底该怎样调整，已经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作者是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作者:仲大军

2008年教育部对以下9个成语解释的纠正

2008-12-16T10:41:00.002+08:00

2008年教育部对以下9个成语解释的纠正

1.知书达礼：仅知道书本知识是不够的，还要学会送礼；

2.度日如年：指当公务员的日子，非常好过，每天象过年一样；

3.杯水车薪：指公务员的工作，每天办公室茶，月底可以拿到可以买一辆车的工资；

4.知足常乐：知道有人请自己洗脚，心里就感到快乐；

5.见异思迁：看见漂亮的异性就想搬到她那里去住；

6.语重心长：别人话讲的重了，心里怀恨很长时间；

7.有机可乘：出门考察有飞机可以乘坐；

8.不学无术：不要白费工夫学那些不实用的东西；

9.夫唱妇随：丈夫进了歌厅唱歌，妻子跟踪尾随

评论:“短信骂人罚款两百”为何招来骂声

2008-12-16T09:03:00.001+08:00

一男大学生将房子转租给一位银行职员,因对方没交暖气费,他发了4条短信骂对方无耻.目前,他因发送短信干扰他人生活被济南警方罚款200元.(12月15日《成都商报》)
出人意料的是,这件小事在网络上招来了骂声一片:矛头并未指向骂人的大学生,而是指向了济南警方.看来,短信骂人是否应该被治安处罚,济南警方为何遭遇骂声,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短信骂人罚款两百”有法可依.《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可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将房子转租他人,对方未交暖气费,该大学生可通过协商乃至诉讼等方式解决,发送短信骂人则侵犯了租房者的正当权益,理应受到法律的惩处.

这一法条的设置显然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在现实生活中,公众也常常接收到他人发送的淫秽、侮辱、恐吓之类的信息.然而,面对这样的骚扰,大多数公众却往往求告无门:即便他们报警,警方也常常不予立案、不进行干预.从这个角度看,济南警方能够积极接警处理,反而值得赞许.然而,也正因为“短信骂人要拘留罚款”这一法条未被普遍落实,在遇到“短信骂人罚款两百”这一个案时,公众很容易留下“选择性执法”的印象.

很多网友提到了“林嘉祥涉嫌猥亵女童案”.深圳海事局原党组书记、副局长林嘉祥已被撤销党内外职务,警方已认定其行为不构成猥亵罪.但是,林嘉祥“我就是干了,怎么样?”“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我掐了小孩的脖子又怎么样,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等经典语录,至今仍备受争议.如果说短信骂人要受到治安处罚,那么当面骂人是否也要受到治安处罚呢?答案是肯定的.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也要受到与短信骂人同等的处罚.因此,即便林嘉祥猥亵罪不成立,也应受到治安处罚.

“林嘉祥涉嫌猥亵女童案”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显然比大学生短信骂人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大得多.遗憾的是,该大学生受到了法律的惩处,而林嘉祥却似乎只用承担道德的谴责——这无疑会形成法律管不了林嘉祥的恶劣印象.这不仅对受害女童及家属不公平,也使法律的正义性受到伤害,也难怪公众会产生“法律只管弱者不管强者”的错觉.

公众的这种正义创伤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2007年,在陕西省志丹县,因编发散布短信辱骂多名领导干部,数人遭到惩罚,其中两人被捕,一人被刑拘,4名科级干部遭到免职.同是短信骂人,为何骂普通人只是罚款,骂官员却要刑拘呢?警方的处理标准如此天壤之别,显然是说不过去的.不得不说,这样的案例在司法领域还有很多.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如果司法习惯于选择性执法、看对象执法,只会导致公平与正义一再受到创伤,也会使正常的执法工作失去公众的支持.

从欧美市长兼职看中国官员的幸福

2008-12-15T12:32:00.000+08:00

　一位检察官在酒后坦言：“现在当官不如以前了，说不定哪一天东窗事发，就得进监狱。”他在暗示，在中國，不贪的官员太稀有，只要严查，大多数有权有势的官都应该在监狱里度过余生。

　　其实，这位检察官只是把中國官员现在的处境与过去的处境相比，而没有考虑到我们有官员倒底是干什么的。

　　德国杜赛尔多夫市市长约阿希姆·埃尔温每个星期四下午，他会西装革履地坐在办公桌前，按规定接待来访的市民；但到了周末，他却要去“敲开市民的门，和房主热情地交谈几句，然后戴好口罩，做好准备工作”——认认真真地开始掏烟囱。约阿希姆·埃尔温以前曾是一名掏烟囱工，“由于市长的职务补贴少，不得不重操旧业。”当地媒体甚至给他的掏烟囱工作一个“技术过硬”的评价。

　　在德国其他城市也有兼职市长。他们有的做业余艺术家，有的做业余技工，还有的做博物馆的解说员。在德国北部小城吉夫霍恩，一位欧洲央行的计算机高级管理人员，为了政治理想，放弃了每小时100欧元工资的工作当选为市长，却承受了经济上的损失——由于有4个孩子正在上学，老婆失业在家，为了节省开支，他平日上下班都乘公共汽车，但他的“亲民”举动反而让他获得更高支持率，连续两届当选为市长。为了改善生活，2003年，他在一所社区大学里兼职当起计算机指导老师，拿每小时20欧元的外快。

　　公车不能私用，接待客人自掏腰包，连接受超过30欧元以上的私人礼物也算受贿……这便是德国的制度。有数据显示，在德国，一个普通官员的平均月工资仅为 2705欧元，65岁退休之后，他们只能领取原工资65%的退休金。即便这样，立法者仍然认为政府官员的退休金太高，应当减少到60%.在国外，市长的兼职往往是媒体热衷的话题——德国拜恩州班贝格市的市长，在市郊承包数亩农田，种些南瓜、土豆等出售，赚点钱以贴补自己孩子的日用；若在中國真要有哪位官员如此“作秀”，顶多也不过在承包农田的第一天让电视台记者跟着去拍些让老百姓觉得新奇的镜头，之后，早有许多马屁精以能到市长田里劳作几分钟为荣了，哪里还需要市长大人亲自动手？法国苏亚克市的市长阿兰。沙斯尼达奥尔，平时在巴黎阿歇特集团以秘书长身份上班，周末则赶往苏亚克市政府赶完他没有做完的工作；法国埃斯普莱特市市长安德列，2004年休年假的时候在我国成都的索菲特酒店的厨房“打工”当起了大厨，每天工作8小时，还顺便去看了熊猫……

　　更有甚者，美国科罗拉多州联邦高地市市长斯帕克斯从2005年开始，就到市里的唯一一家脱衣舞俱乐部去做兼职“门童”。可惜的是，2006年的一天，当斯帕克斯一如既往地来到俱乐部上班时，20多名警察闯了进来，逮捕了这家俱乐部老板，指控他违反了脱衣舞者与观众最近距离不得小于0.9米的规定——他的兼职就此泡汤。若在中國，有这样“门童”把门儿，警察还敢闯进去逮捕老板吗？

　　在法国，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少于5000人，那么市长、副市长都是不领薪金的，政府给的唯一补贴就是和法国其他城市交流时所需的伙食费与车费；在美国，部分城市的官员薪酬十分微薄，市长不是政府雇员，纳税人不需为他们支付福利，所以当“门童”的斯帕克斯“一个月才600美元”的工资，为了支付昂贵的健康保险和包括水电费在内的每月3500美元的账单，他只好兼职。

　　其实，很多时候，有的人当市长才是一种兼职——有报道称，洛杉矶地区有近90个城市，除了洛杉矶市长外，其余80多位市长基本都非专职，“有的是律师，有的是医生，有的是生意人，每周到市政府上班的时间不过一两天”。密歇根州就有个18岁高中生当选了一个小城市的市长，边上学边当市长。市长的权限主要在公共事业，用财政收入做好教育、医疗、搞好治安、城市发展规划，很少直接管理经济运营。在这种环境下，他想贪污受贿恐怕都没有机会，不象在咱们大中國，就连县级一个最清贫的文化局局长都有直接管理钱财的机会。

　　2008 年5月当选英国伦敦市长的约翰逊更是行为古怪“，十分平民化。他来北京参加奥运会的开幕式的旅程并不顺利，走下飞机时满脸倦容，后来英国媒体披露了原因：大概是这位市长看上去实在不太像市长了，英国航空公司竟然礼貌地拒绝了他从经济舱升到商务舱的请求，于是他只能在狭小的经济舱空间里捱过了九个小时。如果是在中國，象约翰逊这个级别的市长出行是根本不可能订经济舱的，既使没来得及订公务舱，在市长要求升舱时，早有随行人员与乘务人员沟通好了，如果有哪个空姐不识抬举，那耳巴子不甩到空姐脸上才怪呢。

　　比起欧美市长们的处境，在中國做官可真是太幸福了。首先是吃喝拉撒睡全部由公款报销，还可以利用纳税人的钱为自己建造形象工程而无须征得纳税人的同意，并且还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从工程承包商那里获取巨额回扣。有了钱，再包养几个情妇什么的也已不算是新闻了。利用人民给予的权力，办事收钱已成为常态。随意制造几个冤案，把敢于对自己不满的人打入十八层地狱更是官场的拿手好戏。他们动辙让警察进京抓记者，网上通辑胆敢向有关部门反映他们问题的人。他们可以随意吊销不给他们送钱或向他提意见律师的执业证书，并可以动用纳税人的钱向上级行贿，让上级维持他们的错误处罚，还可以向有关领导送钱，让有关领导向法院施压，让法院维持他们的错误处罚。为了掩盖自己犯的一个错误，不惜再犯十个错误来掩盖。他们更不会担心媒体监督，他们可以动用权力让媒体闭嘴，还可以用小恩小惠让媒体象哈巴狗一样站在他们身边向路人狂吠，为他们的倒行逆施助威。他们的上级更不会去主动查处他们，因为不给上级送钱送物就能被提拨的官员是罕见的。这缘于在中國官员并非人民选举，而是由上级任命，这就是中國官员不必“为人民服务”而只要一心唯上，把主子伺侯好就可以平步青云的缘故。

　　基于这些理由，我以为在中國做官是很幸福的。尽管黨中央一再加大反腐力度，可许多人还是一门心思往官场里钻，因为他们知道，在中國当官的好处实在太多了，被抓的不是站错了队，就是撞在了枪口上，毕竟在众多贪官队伍中还仅仅是极少数。

中国寡头统治之社会结构已定型

2008-12-11T19:39:00.000+08:00

　相对稳定的精英群体的形成，是社会结构定型化的组成部分之一。新时期精英的形成是伴随改革开放和由此导致的社会转型而来，而在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过程中，精英中不同部分所结成的联盟关系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现象。分析一下历史就可以看出，在80年代，当体制外精英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曾经使得体制内精英感到极不适应。怀疑和恐惧构成了双方关系的基本内容。当时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事实上与这种怀疑和恐惧是有直接关系的。怀疑和恐惧减少了对话和沟通的可能。

　　但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双方关系已经在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复杂的联盟与冲突的模式。在此背景下，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如下的几个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80年代末开始形成的“稳定话语”，形成了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联盟的基础。80年代末的事件使双方共同认识到，“不稳定”既不利于统治和权力，也不利于商业活动。因此，保持稳定是双方共同的利益之所在。第二，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80年代末事件的基本背景之下，中央政府一度采取压制私营、民营和乡镇企业的政策。但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中层政府官员立场鲜明地站在了后者一边，于是有“几不变”政策的出台。由此，在地方和基层的层面上，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此后，在“下海”过程中，一些官员或有极强官方背景的人变为商人，促进了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亲和性。第三，新保守主义的形成，则标志着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这个联盟的加入。实际上，后来由于政府的政策取向等原因，自由主义（主要是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以更大的规模加入了这个联盟。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的几年中，在精英联盟不断发育的同时，精英和大众之间的裂痕也在进一步的加深。典型的是对一些改革措施的争论。很难说争论双方谁对谁错，因为这是不同的利益。在最近的几年中，在国企改革、医疗教育改革、房地产热以及其他一些有关改革和社会政策的看法和主张上，精英和民众之间的分歧甚至裂痕已经大大地加深。在网络上，人们可以看到对精英的奚落和羞辱越来越多，而精英本身似乎也变得越来越专横和霸道。当房地产商说，我们是给富人盖房子而不是给穷人盖房子的时候；当北京的出租车公司所有者说，换什么样的车型是我们公司的事情与消费者无关的时候；当有知识精英说普通老百姓反对我的观点恰好说明我正确的时候，我们既可以体会到精英的霸道与专横，也可以体会到精英与大众的裂痕在加深。裂痕的加深会导致“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的结构形成。而在结构的层面上，则会显现出“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特征。应当说，这是值得警惕的趋势。ww

寡头统治

　　精英寡头化是资源高度集中和精英力量不受约束的必然结果。在当今世界上，有两个地方的寡头问题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一个是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的寡头统治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其中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大地产制度。到18世纪末的时候，大地产制已经在拉丁美洲占据了支配地位，大农场主、大牧场主垄断了大部分的土地资源，他们不仅掌握着最多的经济资源，而且对对政治事务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另外的一个地方就是转型中的俄罗斯。俄罗斯的“寡头”主要是由在20世纪90年代私有化过程中迅速暴富起来的大资本家构成。在俄罗斯的私有化过程中，那些控制石油、天然气、钻石、有色金属等重要资源的人逐渐成了经济寡头。俄罗斯众寡头不仅控制着俄的经济，甚至逐渐将触角伸至政治领域，包括垄断、控制和操纵媒体，通过提供赞助等方式左右选举过程，干预决策、立法等，有的还亲自出任政权机关要职。2000年5月，普京就任总统几个月后，便开始对经济寡头进行打击。到目前为止，俄罗斯的寡头力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遏制。

　　最近几年中，有关中国社会中精英寡头化的议论在开始出现。其中所涉及到的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做大做强”和“抓大放小”战略思想推动下，国有寡头企业凭借垄断优势发育迅速，同时中小企业和个体户大量消失；在一些行业和领域中，资源积聚迅速，如在房地产领域中，“寡头垄断”这个概念已经是众人耳熟能详的“口头禅”；在一些地方，已经形成的政商联盟掌握着行政经济等多方面的权力，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不受控制的地位。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国转型时期精英联盟的寡头化，与俄罗斯社会中的寡头统治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寡头化精英并没有俄罗斯寡头那样巨大的财产，寡头发挥作用的制度化空间也没有俄罗斯那样大。其实，中国精英寡头的问题之所以凸现出来，与其说是由于其自身的强大，不如说是由于其他群体社会与政治权利的被剥夺以及由此造成的无力状态，以及其权力的靠山。

　　就现实的情况而言，精英联盟寡头化的结果之一，是侵占了其它阶层的发展空间。这当中有两个迹象是值得警惕的。一是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生存环境恶化。国家工商总局前几年发布的一组数据表明，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2004年这一数字下降为2350万户，6年间净减少810万户，平均每年减少135万户。另外一项研究表明，1994到2004年十年间，全国有770万家个体户消失。相反，垄断行业占有了全民资源，却只向国家交纳所得税，剩下的利润全都留给企业。二是中产阶层在最近几年中开始成为掠夺对象。在房地产热中，开始出现中产阶层成为掠夺对象的新现象。拆迁中的受损害者不仅包括城市的下层，也包括了一部分中产阶层。某大都市一个项目的拆迁过程被人们称之为“一个中产阶级社区”的噩梦。他们所居住的小区，在没有履行合法程序的情况下，被强行拆毁。而从该小区250户居民的职业构成看，大多数从事的都是公认的“受尊敬”的职业，有高等法院法官、局处级干部、军官、警官、医生、教师、作家、民营企业家、外资企业高级职员等。但即便如此，也没有避免被强行拆迁的命运。而房价的上涨，也构成对中产阶层的直接影响。在许多大城市，不但普通市民，就是收入不菲的白领阶层，面对不断攀升的房价，也苦不堪言。对于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白领来说，存钱的速度往往赶不上首付上涨的速度。对于相当一些白领阶层成员来说，即使努力买了房子，经济负担的沉重也是可以想见的。有专家指出，随着中国个人消费信贷（特别是住房信贷）规模的急剧扩大，一些大城市的居民已经悄然成为高负债一族。其中，上海和北京的家庭债务最高，分别达155%和122%，已经超过2003年美国的平均家庭债务比例115%。结果，就是生活质量的明显下降。

赢者通吃

　　稀缺的社会资源，从类型上说可以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物质性的财富，即经济资源，一是政治上的权力，三是社会威望或社会声誉。在任何社会中，这三类资源都是稀缺的，但在不同社会中，分配这些资源的原则是不同的。一种方法是弥散型分配，即分配不同种类资源时实行的是不同的原则。在这样的社会中，拥有某种资源较多的人或群体不一定也拥有较多其他的资源。而在另外一种社会中，则可能实行一体化的原则。也就是说，各种不同的资源往往是集中同一部分人的手中。按照这两种不同原则进行资源分配所产生的结果和社会影响是完全不同的。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资源的分配主要是一种弥散型分配。原来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比如农民、城市中没有固定职业者、两劳人员，其经济地位首先获得了改善。其中，中国社会中最早的“先富者”或当时的“万元户”，往往是从这些群体中产生的。但这些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却往往不能与他们拥有的财富成正比。社会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一方面嫉妒他们的收入，另一方面又用歧视的眼光看待他们。而干部和国有企业的工人，在收入上往往低于这些“先富者”，但他们不仅享受着“先富者”不能享受的种种福利，而且他们的地位和职业在当时看来是牢不可破的。因此，他们的社会地位仍然是高于“个体户”的。另外的一个群体则是知识分子。改革伊始，就倡导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过去的“臭老九”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社会和文化上，他们开始收到社会的尊敬，以至于当时社会中有“老九上了天”的说法。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却得不到改善。在这样一种资源配置的格局中，几乎每个群体都有自己可以自豪的，也都有自己感到失落的。

　　但在9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在90年代个体户这个阶层仍然存在的话，作为富人代称的含义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当中尽管个别的人可能发展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私营企业主，但大部分人回归到了较低的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在新富阶层迅速崛起的时候，个体户阶层已经逐步失去了在短时间内可以令他们颇为自豪的经济优势地位。而城市中的工人，在改革的过程中不仅逐步失去了种种过去令人艳羡的福利待遇，而且其中有几千万人失去了过去以为不可能失去的“铁饭碗”。即使是没有失去饭碗的，不仅也面临失去饭碗的压力，而且原来能够令他们自豪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也一去不复返了。在80年代初期收入迅速改善的农民，实际上在80年代中期开始就过了短暂的黄金时代。上述阶层在今天能够令自己自豪的资本已经很少。但在另一方面，一个以拥有总体性资本为特征的阶层，迅速地吸收社会中的种种资源。

　　值得警惕的是，赢者通吃开始扩散到社会生活许多方面。在前几年，伴随豪宅热，一些地方的自然资源开始被瓜分和蚕食。在庐山莲花洞这个闻名全国的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历史上儒、释、道、天主四大教派的聚集地，园内居然兴建起大约50幢豪华别墅，其房主大多是政府官员和富商。在北京的香山，有开发商说“要把这里变成京城的第二个富人聚居区。”在上海，市郊一处山林名胜周围就被圈走1000多亩地，建造了100多栋超豪华别墅，一栋别墅的最低售价为1800万元，其中最大的一处竟占地20亩，标价1亿多元。此外，泰山、崂山等一些名山大川也已成为开发商猎取的目标。当然，这只是表面性的特征。在这些表面性特征的背后，是赢者通吃的现象已经开始全面形成。（原题为《社会结构定型与精英寡头统治的初步凸现》作者：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

被侮辱者，拿什么来维护自己的尊严

2008-12-11T19:36:00.001+08:00

江西女子徐桂莲只身前往浙江打工，并与奉化男子黄裕彪相爱。在一次流产后，徐桂莲提出了结婚，换来的却是无情暴打。带着伤痛，徐桂莲开始维权。其间，她因病站立不起，不能自控，把尿拉在了民政局的地板上。奉化大桥派出所以妨碍干扰机关公务秩序为由，对徐桂莲羁押了14天。在旧伤未好又添新伤的情况下，最终导致徐桂莲无法正常行走。徐桂莲的事件惊动了公安部，目前，浙江省公安厅督察总队已经介入调查（2008年12月9日江南都市报）。

　　话是可以说尽的，但是故事却可以不断发生。很感谢我们秉笔直书，道义良心不泯的新闻媒体，让我们得知这块神奇的国土，每天都有不少文治武功的伟业发生。人总有欺软怕硬的癖好，若还手握权力那就更显得放肆。不管是在众目睽睽的公共场景之下，还是在冷漠如刀的衙门，都能将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奇技施于他人。这些受害者，在他们看来，本可省略不计，但很不幸，被侮辱者却推动了社会前进的车轮。

　　江西女子徐桂莲的不幸，算是民间社会悲剧里一个极其普通的读本。媒体的报道，总难逃脱挂一漏万的法则，若当事人不苦苦抗争，或许永难有见于天日的机会。况且抗争也是要倚靠机遇的，否则还要担心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危险。

　　事情起因于苦难的婚姻，负心汉的恶毒背弃已足够摧残人心，骄横的公权力却又飞来一脚，小人物的命运总是如此多舛。有时候受人帮助不见得是好事，摊上人道主义的救助更要小心谨慎，因为邪恶常伴以道貌岸然的表情，而人道时因心虚而生。徐桂莲在民政局被拘，高速公路上被推下车，派出所警察的反复无常，就让人领教了人道主义的好心，而政府本应救民于水火的职责却并不包含在内。

　　习惯了别人仰视的公权力，总容易心生猜忌，将公众的合理要求视为藐视政府权威的刁难之举。而喝多了太平盛世酿下的蜂蜜，自然难以容下公众“屁大点”事情的多次上访。胡搅蛮缠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被送往民营养老院了事，以及悄然送回景德镇老家的攻防中，徐桂莲胸椎骨折又添新伤，直至站立不起，身体不能自控，小便失禁。而奉化大桥派出所息访的“封口费”也迟迟不能兑现，当然权力的膨胀足可以让人飘忽矜骄，最后连封口的遮掩都不愿。

　　事情惊动了公安部，浙江省公安厅督察总队已经介入调查。看来事情遇到转机，青天大老爷终于为民伸冤了，中国古代戏曲里最常见的情节，在现代文明社会里的演绎，竟然如此熟巧，并被报以热烈掌声，或许这是特殊国情里无法忽视的表情。但这样的待遇并不多见，大部分的社情民意就在官员的太极拳中被推脱或忽悠。如此言之，徐桂莲何其悲哉，何其幸哉！然而又忍不住想，其他被侮辱者，又拿什么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呢！

腐败之路

2008-12-05T15:02:00.000+08:00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作者的话：这篇文章是我政治文化系列的第四篇，准备近三年，今年6月动笔，历时三个月，直至9月1号写出初稿，然后分发给10位朋友征求意见。最近才得空做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大力削减篇幅，将初稿的2万2千字，删减为现在的1万6千字。原有的框架和主要观点保留原样，未作改动。只是在结尾处加入了朋友的两点看法，在此表示谢意。

　　一、盛世，还是乱局？

　　在公元2004年以前，每年的10月18日，对重庆市万州区而言，都是一个非常普普通通的日子。多少年来，千年古城的每年这一天，人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月不居，水波不兴。可到了2004年的10月18日，不一样了，这座风光旖旎的江城，风云突变，龙吟虎啸，爆发了一场震惊全省的事变。这天下午1时许，「棒棒」（挑夫）余继奎途经太白路，不料肩上的扁担碰到背后的一位妇女曾庆容，曾庆容随即上前打了余继奎一记耳光，继而其夫胡宗权又夺过扁担连续殴打余继奎的双腿，意在断了这个挑夫的生路。路人实在看不下去，劝其莫打。但胡桀骜不驯，说：“我是房地局的局长，打死他也不过赔20万！”周围群众一听胡是局长，且出此狂言，就如火星溅入汽油桶，立即烈焰冲天，将胡、曾夫妇团团围在众人的怒火中，一时交通为之阻塞。

　　不久，警方到场。警员只简单盘问了“局长”夫妇几句，未给说法，未予公断，就强行驱散民众，将“局长”夫妇保护性地带上警车，绝尘而去。民众认为这是官官相护，愈加愤怒。于是人群越聚越多，外电报道约有三四万人，一拥而去包围区政府大楼，高呼口号，示威抗议，要求交出打人凶手，给予严惩。警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在慌乱之中，立即组成人墙，阻止人群冲击政府。示威民众用砖头瓦块砸向政府大楼，并且推倒和焚烧数辆警车。事态甚为严重。万州区委领导召开紧急会议，成立前线指挥部，启动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公安部门随即抽调大批警员，保护黨政机关及重要场所。稍后，重庆市委书记以及正在北京中央黨校学习的万州区委书记也分别接令火速赶至万州。

　　当晚，万州区常务副区长发表电视讲话，承诺一定查明真相、严惩肇事者。入夜，当局开始清场，数千防暴警察全副武装，驱散大楼前和广场上的人群，事态逐渐得以平息。

　　官方媒体对此事件只作低调报道，并称聚集民众只有千余人。对官方的统计，民众早会折算，有道是：“报道好事，要打对折听；报道坏事，要加十倍算。”如果聚集民众只有“千余人”，何必动用“数千防暴警察”？以至当地警力不足，还紧急从周边县市调派军警？如果积聚的民众只有“千余人”，怎会定性为“突发性大规模群体事件”？

　　但凡国内出现大小民变和骚乱，当局都说民众“不明真相”。上一世纪后30年，在天安門广场出现的两次震惊世界的政治大动乱，也说广大群众“不明真相”。可毛澤東谆谆教导我们，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可怎么一出现群体动乱，群众就成了不明真相的群“盲”？其实民众是心知肚明，只是当局在掩盖真相，掩盖“官民冲突”的真相，害怕民变所透露的国不泰民不安会有损“盛世”形象。

　　万州民变闹得如此之大，起因则甚小，路人无意相碰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在全国任何一个人口比较密集的城镇，每时每刻都会发生；而且绝大部分都无需民警调解，便会自行平息。可是万州的这样的小事何以会演变为非动用数千军警才得以平息的民变呢？主要原因就在于当事人胡宗权他自称是“房地局长”，是“官”！于是平时郁结于胸的对“官”的愤懑就爆发了！最可笑的是胡宗权并非房地局长，据警方调查宣称，他只是房地局下面的一个水果市场管理员，而且还是个临时的。这真是讽刺喜剧！如果当初他不假冒局长，绝不会酿成后来那么大的乱子！可他偏偏假冒了，终于使得由此所引发的乱子已不再是一般的民事纠纷，而变为深刻的官民冲突；包围政府、焚烧警车所发泄的也已不再是对胡宗权这一个“官员”的愤怒，而是对整个官僚阶层的仇恨了！

　　天下未乱蜀先乱。在万州民变之后，同年十月底，四川汉源也发生了因政府修建电站，淹没农田，而克扣赔款，补偿不公所引发的十几万人的大规模骚乱。在这此以后，全国各地越来越乱，势头也越来越猛。2005年中國《社会蓝皮书》说，中國群体性事件从1993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参与人数也从73万增加到307万。2005年7月，公安部部长周永康指出：十年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增加了6倍多。特点是：数量明显增多，规模不断扩大，涉及各个领域，行为方式激烈，而且组织化倾向明显。这么多、这么大、这么广泛、这么激烈的乱子，大多数是因为政府机构或官商勾结侵害民众利益，尤其是在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移民安置等问题上更为突出。

　　2001年12月下旬，我被友人拉去参加由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作家和报人所组成的江西“红土地采风团”。数天来，经南昌、叶坪、瑞金等“红色根据地”，一路接受“红色”教育，感慨良多。最后来到赣州。28日下午，我在赣州古城外，见有很多小摊，便与一书摊的摊主聊天，我说：“你下岗了？”他马上说：“什么下岗？失业！”我说：“生意好吗？”他说：“好什么！这个地方能有什么生意？城里不让摆，见到就没收，只好到城外摆；城外还缴税，一个摊位两块钱，共產黨税多，都给贪官发奖金了！”他还说他有一邻居也失业，去年年终家中穷得只有咸菜，没法过年，就全家上吊了。此时另一摊主愤愤的插话说：“现在就缺陈胜吴广了！”

　　我一听大为震惊，虽然这句话在此以前也听过，但都是听别人转述，而转述者也是听别人所说；这次我却是亲耳听到，是在“红色根据地”听到，是在数十年前出过共產黨所领导陈胜吴广（红军）的地方听到；而且是面对面地听很可能是未来的陈胜吴广中的一员亲口所说，这对我的震撼是巨大的，长久的；每当想起“现在就缺陈胜吴广”这句话，我就感慨万千，惴惴不安，因为我绝不希望中國再出现陈胜吴广，绝不希望再以暴易暴，那是时代的倒退，那是民族的浩劫，那是历史恶的循环而不是善的更迭！

　　我不知道中國的官员是否也曾像我一样亲耳听到民众亲口说出的这句话；如果听到，他们作何感想？他们是否知道中國官员在民众中的整体形象？他们是否知道如今官民之间的关系何等紧张？

　　是什么致使官民关系如此剑拔弩张？

　　原因当然很多，但最直接的、最经常的原因可以一言以蔽之：是腐败！是官员的腐败！是官员史无前例的腐败！是官员史无前例的穷凶极恶的腐败！

　　二、见过腐败的，没见过这么腐败的！

　　谁也无法说清当代中國各级官员的贪污和各个领域的腐败严重到什么程度。

　　还是听听中國老百姓怎么说。老百姓说起腐败，没什么高深理论，没什么精确数据，但极为朴实，极为形象。民间有一流传甚广的经典“段子”，说的是：“如果把中國所有局以上干部统统枪毙，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现在又有了最新版，说：“统统枪毙也没冤枉的。”还有一句民谚，也很经典，说：“不反腐败，就要亡国；真反腐败，就要亡黨！”这两个“经典”的警示意义和深刻程度，实在是超过所有中央文件、领导报告、黨报社评、学者高论！

　　以往，贪污万元便是大案要案，贪污百万便是巨贪，不枪毙也要判个无期；而今贪污罪款数字巨大，动辄千万，甚至上亿，如：广东中银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贪污40亿；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公司原负责人陈满雄4.2亿；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原宣传部长张宗海2亿；湖北省政府驻港办事处原主任金鉴培1.88亿；云南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诸时健1.8亿；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1.6亿；今年落网的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1.6亿；还有最近被“双轨”的上海原社保局局长祝均一涉嫌非法动用社保基金32忆！

　　以往，揪出一个局长，就算是大老虎，就会引起震动，就会口口相传，议论很久。如今贪官太多，多得让人难以记住，多得让人熟视无睹。老百姓说，如今揪出的局长、厅长可以坐满一百个人民大会堂，揪出的科长、处长可以站满十个天安門广场。现在就是揪出个省长、部长，人们也已不再大吃一惊；即便揪出个把政治局常委，也断然不会像以往揪出陈希同那样举国震惊，兴许人们会追问：还有更大的吗？

　　当今中國的腐败和以往不同，和国外也迥然有异；中國的贪官们也随着社会的转型与时俱进，在贪污的规模、腐败的层次、应对的策略、选取的方法等等方面都有创造性的发展，确有鲜明的中國特色。

　　1、集团化

　　中國的腐败在20世纪的后50年，绝大多数是单枪匹马，各自为战，基本上是一人一案。那时的腐败分子只是一锅饭里的一粒老鼠屎，一堵墙上的一块“豆腐砖”；腐败分子之间很少同谋合污，很少窝案串案。自从上一世纪最后十年，腐败分子逐渐结伙抱团，动辄便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甚至出现数十人、数百人的贪污集团，规模化了，集团化了。上一世纪末的陈希同一案和湛江特大走私案且不说它，进入本世纪后，集团性的腐败越演越烈，遍布全国，年年都有大案，案案都有大官。

　　2001年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涉案的腐败分子有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省公安厅副厅长、国家安全局官员，还涉及军队、政府、警察、海关等方面人员200多人。

　　2002年4月，黑龙江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买官卖官一案案发，绥化市下辖的十个县市，一半以上的处级以上干部，将近260多人都卷入此案。同年，顺藤摸瓜，又相继揪出原绥化市市长王慎义以及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赵洪彦。

　　2004至2005年，安徽阜阳市颍上县原县委书记张华琪和他的后任徐波因贪污腐败先后落马，张华琪一案涉及120人，徐波一案涉及78人，先后共有200人纷纷倒台。此前，从阜阳政坛走出去的干部中已有两位省部级、8位市委常委、11位厅级领导干部因腐败落马。阜阳虽然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但却是专出腐败干部的高产地。

　　2005年初，黑龙江原政协副主席韩桂枝贪污一案被揭露，再次引起黑龙江政坛大震荡。原副省长付晓光，原省人大副主任范广举，原省委秘书长张秋阳及原省检察长徐发、原省法院院长徐衍东均被免职。此后，黑龙江省厅局级以上干部调整之频繁，如走马灯令人眼花缭乱，先后有牡丹江、佳木斯、鸡西、鹤岗等多个地市，以及交通厅、人事厅、司法厅等部门的主要领导被撤销或免去职务，整个黑龙江政坛几近瘫痪，以至中央不得不在短期内向黑龙江紧急派出6位省部级领导，分别担任副省长、省委组织部长、省高院院长等职。此后，中央又从北京、上海等地加派21名正副厅级干部和5名处级干部，“空降”黑龙江，分别进入各省级黨政机关综合职能部门，出任省长助理、省委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如此的大改组，大换血，史无前例！人们说，下一个该是哪个省市呢？

　　2、部门化

　　腐败的集团化是以地区划分，或某地的省市委，或某地的地县委，主要是指黨的系统的腐败。但中國从来黨政不分，黨的干部往往兼有行政职务，所以在一个大的腐败集团里，是不以部门为界的，一定会牵连到各个部门。而且一个地区的黨的主要负责人如果出现腐败，才有可能出现腐败集团。

　　而腐败的部门化，是指某一地区的职能部门和行业系统的腐败，虽然这也有集团性质，但其部门的特点非常突出，所以单列论述，如交通部门的腐败、组织机构的腐败、司法系统的腐败、教育单位的腐败、军队领域的腐败、医疗事业的腐败等等。

　　在所有部门腐败中，交通部门的腐败也许最为严重。全国交通厅长犯罪之多，骇人听闻，1997年至今，计有江苏省原交通厅厅长章俊元、四川省原交通厅厅长刘中山、广东省原交通厅厅长牛和恩、贵州省原交通厅厅长卢万里、云南省原交通厅副厅长晋福祥、黑龙江省原交通厅副厅长王孝慈等近20名省交通厅长、副厅长，因腐败纷纷倒台。至于市县一级腐败的交通局长，就更不计其数了。今年7月12日，安徽省的原交通厅厅长王兴尧也因贪污倒台了。明年还有跟进的吗？难说！

　　最不可思议的是河南省竟然三任交通厅长曾锦城、张昆桐、石发亮像接龙似地前“腐”后继。按理说，在同一个部门里，前任翻车，后任自会本能地格外小心，不太会重蹈覆辙，谁知主管交通的这些厅长们，居然如此不遵守“交通规则”，连续出现“交通事故”，而且一个比一个跌得更惨，一个比一个更贪！

　　共產黨的组织部门本应是最守黨纪，最讲原则，也是最为清廉的清水衙门。以前说跟着组织部，“提高觉悟，思想进步。”如今则是“倒腾干部，发财致富。”到了本世纪，凡是腐败的组织部门统统成了“官帽批发商”。

　　1996年3月到2002年5月，安徽的韩希鹏在担任颍东区委书记及市委组织部长的6年间，总共卖出23顶官帽，平均一个季度出售一顶。收受钱物75次达90多万元。韩希鹏把家当成了“顶戴花翎”门市部。他说1998年春节，往市机关大院行贿送礼的车子有几百辆，往他家买官送礼也多得要排队。

　　今年落马的湖南郴州市的刘清江，曾化100万元向他的亲家市委书记李大伦买到组织部长官帽一顶，然后两人狼狈为奸，干脆让市委大院当成“乌纱帽批发公司”，各种官帽均按含权量大小论价出售，总共收受2000万元。如今，卖官人的乌纱帽给摘了，可买来的乌纱帽还戴在不少人的头上。有一个官帽买主，至今还照常上班，还照常赖在科长的交椅上。他说：“这把交椅我是花钱买的，所有权就是我的。我要是买了一辆自行车，是小偷偷来的，后来失主知道了，要我还，我能还吗？要还也行，把钱退给我！”说得还理直气壮，真让你哭笑不得！

　　最为疯狂的应是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他在离任前大肆卖官，从“零售”到“批发”，不到两个月时间内，突击“批发”官帽432顶，致使该县许多单位官多兵少，甚至有官无兵。整个县委机只有打字员等6人是兵，其余全是官，全是领导。有个会计竟升为法院副院长，有个司机当上县委办副主任，！全国各地领导让自己司机当官的其实并不少，上海就有！

　　组织部门的腐败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人腐败和集团腐败，它已是制度性腐败，已是剧毒攻心，病入膏肓的腐败。

　　3、市场化

　　腐败有市场，不是指腐败在当今中國有孳生的空间，而是指腐败有买方，有卖方，有交易，有核算，有价格，有行情，有讨价，有还价，有投资，有回报，有行规，有利润，已经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因此腐败市场就必然按市场规律办事，讲究供求关系、经济核算，彻底的市场化。市场化了的腐败，当然也注重价格，各个部门、各个行业都有约定俗成价码。这在商业腐败中，毫不足奇，可如今连根本不是商业的部门如教育部门也因为贿赂的价格杠杆作用而成为商业，成为了学店。

　　学校在采购教学图书和教学器材时，都有回扣，明扣的金额一般占到图书码洋（定价）的15%到25%，暗扣则占到20%以上。如果学校直接从出版社进书，回扣率甚至高达50%~55%！再如招生，据报道，考生报考某音乐学院，如果想被录取，非得给主考教授12万，还决不二价！这就是当今一些学店里的教授的铜臭面孔。

　　医药行业的腐败最常见的是购销药品器材的回扣和医生收取病员的红包。采购人员可以从药品供应商中按一定的百分比索取回扣，医生也可从给病人开出的药方中按药价多少提成。这都有明码实价。至于医生收取病家的红包大小，则主要按医生的级别划分。某三级乙等医院，开个一般的刀，主任医生的红包2万，副主任医生的红包1万，主治医生医生至少8千。此外还要给麻醉师、给护士长数额不等的红包。如果开大刀，如脑外科，那红包的价码更高。

　　建筑行业中的大项——住房以及教育、医疗都关乎民生大计，在一个号称社會主義的国家中，这三者理应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政府有责任让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医，学生有其校。如果住房、教育、医疗全部市场化而且是腐败的市场化，那腐败的巨大成本必然会转嫁到百姓头上，尽管都以冠冕堂皇的改革为名，但百姓却不堪重负，难怪说：“房改是把你荷包掏空，教改是逼得二老发疯，医改是给你提前送终。”

　　组织部门腐败的市场化也极为突出，2006年5月，一个自称“在郴州官场打拼近二十年还是个小科长的人”，署名“景克功”，在网上“把中外媒体还没有揭露的有关郴州官场黑幕爆爆料，为纪检监察机关提供些线索。”他说：

　　在郴州，县处级领导没有一个不是花大价钱买的官。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长这些肥缺也都是送钱买的官。根据这几年郴州官场家喻户晓的买官卖官的市场行情，我们可以把李大伦（市委书记）、宋甲武（副书记）和曾锦春（纪委书记）三人合伙批发“乌纱帽”的市场价格归纳如下：

　　县委书记—200万；县委副书记－60万；县长－120万；副县长－50万；县政法委书记－60万；县纪检委书记－50万；县委常委－40万；县公安局长－150万；县检察长－20万；县委办主任－30万；县政府办主任－20万；北湖区（苏仙区）书记－150万；北湖区（苏仙区）副书记－60万；北湖区（苏仙区）区长－100万；北湖区（苏仙区）副区长－40万；郴州市公安局长－200万；郴州市政法委书记－200万；郴州各个局长：50万（按15个局算）：750万。

　　根据李大伦身边的人透露，每项乌纱帽的批发收入一般是按照下面的比例进行分配：

　　李大伦占50%；曾锦春占30%；宋甲武占20%.

　　真触目惊心！

　　卖官者一定是贪官，买官者也一定会变为贪官；买官者一旦权到手，一定会以数倍的利润赚回他们买官的投资，使得官场全然成为市场，买进卖出，卖出买进，越买越贪，越卖越贪，恶性循环，往复不已。

　　当一个政黨的干部和一个政府的官员可以随意收买和出售时，它离崩溃也就不远了。

　　如果腐败市场化了，那就实际上不非法了，而是半合法化了，半公开化了，这离崩溃更不远了！

　　4、黑帮化

　　腐败的黑帮化，主要是指司法系统的“涉黑”，以致警匪勾结、官匪一家，以及在执法过程中使用非法的黑道手段。司法人员和盗贼本是猫鼠关系，可一旦司法人员涉“黑”，成了黑社会的保护伞，甚至成为黑道中的一员，这种腐败就极为可怕！

　　司法系统的黑帮化最常见的是司法干部和偷、赌、毒、娼等领域的黑帮人员共同作案，坐地分赃。

　　偷——成都火车站派出所的150多名干警中，有三分之一警员在候车大厅执勤时，收取小偷的“入场费”和“保护费”，少则几百，多则几千。交费之后，小偷即可放心大胆地在候车大厅扒窃旅客财物。如所偷财物折款在千元以上，还要向警察按比例另外交纳“烤火费”。一些警察在银行办有专用信用卡，每月由小偷按时汇钱，有的警察仅此一项就聚敛百万元。

　　赌——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的黑社会头目张凤祥开设赌场，被公安机关查封，于是他电邀原省公安厅纪检委纠风办的徐某亲临该市为之说情。次日徐某当张之面给当地公安局主要领导打电话，打通关节。3天后，张凤祥在该市勃利县的又一家赌场得以顺利开张。更不可思议的是，1999年12月，徐某还为这个黑社会头目、赌场老板办理了省公安厅特邀监督员证，真的是黑道白道一家亲了。

　　毒——湖南省永州市原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兼任永州市打黑除恶领导小组组长，可他却是永州黑恶势力团伙的后台老板。这一黑恶团伙，私藏枪支，贩卖毒品。王石宾主管禁毒，却参与贩毒。这一黑恶势力放高利贷，王石宾也直接放贷，数额高达4500万元，被称为永州“地下银行行长”，他光宝马、奔驰等豪华车辆就有16台！永州市一政法干部说：“王石宾是一个双面人，在台上做扫黑除恶的报告，俨然是正义的化身；下了台在背地里，却完全是‘鬼’，是黑帮老大。”

　　娼——今年济宁市信访局一干部，在市中区公安局莫名其妙地坠楼而死，由此暴露了一个黑幕：原来济宁市反扒大队的全部经费竟是抓嫖、抓娼、抓偷的罚款。其实很多县、乡两级的公安，除了工资由财政划拔，其余经费则自筹自支。卖淫嫖娼罚款很重，一般的行情是五千/人。有的地方治安大队对协警也实行奖励，举报一个嫖客，妓女奖励500元。正是这种利益驱动，导致各地公安热衷“扫黄”，工作的重点就是抓嫖。某市一反扒机动队队长杨某仅2004年罚款一项就进账20万，2005年则高达50多万。一些地方的警员还勾结发廊小姐，“蹲守放鹰”，设套诱嫖，获取罚款。更有甚者，一些恶警，如民谣所说：“脱下裤子嫖娼，拉起裤子扫黄”。为何“黄”久扫不止？嫖客和妓女都是这些警察的衣食父母，把黄扫掉了，叫他们去哪里拿奖金？叫他们到哪儿去白嫖！

　　今年是为“打黑除恶”年，中央当局督办的重点为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截至６月中旬，最高检察院直接督办了黑恶势力“保护伞”12件16人。如：湖南新化县原公安局副局长伍福全、广东四会市原公安局副局长陈国阳、安徽亳州市原打击黑恶团伙专案组的副组长浅玉祥、锦州葫芦岛地区原公安局副局长朱良、湖南永州市原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山西霍州市原公安局原副局长杨国宏。

　　奇怪的是为什么上述6例案件，腐败的怎么都是公安局副局长或专案组副组长，都是副职？连2001年10月被判处死缓的李纪周也是副职，公安部副部长！今年3月还有一个大案，江西省广昌县案犯谭志雄因绑架人质，勒索巨款，在受到围捕时饮弹自尽，他是该县的公安局原副局长，也是副职！

　　一年尚未到，这么多公安局副局长和副专案组长纷纷倒台，正局长和正组长都干什么去了？需知：腐败的黑帮化会促使权力内部变异，形成极有封闭性的帮会规则，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致使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内部很难相互检举揭发，即便偶然失手，也会迅速化解。所以不得不问：局长是一班之长，是正统帅，你们最亲密的战友副统帅出事，你们有没有察觉？察觉了有没有揭发？你们是负责公安的，连自己身边都不安，怎能“公安”？如果不做一点交代，人们有理由怀疑你们可能是你们副手的“保护伞”，是这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的“保护伞”，不是吗？

　　腐败不可怕，怕的是腐败黑帮化。

　　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

　　权力一旦发黑，那天下就黑了，就暗无天日了……

　　三、贪官的品性低下、肮脏！

　　贪污为了什么？贪污就是为了腐化！贪官几乎无一不在酒池肉林里餍足吃喝玩乐，在纸醉金迷中消受声色犬马。因为靠的是权势，无所畏惧；用的是黑钱，无需成本，所以骄奢无以复加，淫辟登峰造极，人格低下到最底线！

　　吃。如河北贪官李真所言，至少4000元一席，这还是几年前的规格。如今早已不是大吃大喝，而是猛吃猛喝：一顿饭，不上万，面子太难看。鸡鸭鱼肉赶下台，乌龟王八爬上来；生猛海鲜不新鲜，少了鱼翅没档次。而今万元一席大菜也成小菜一碟，视为最低消费，南方的一席黄金宴价格高达99999元，某些地区甚至还从日本引进“女体盛”，那更是吓人的天价！食色性也，日本的“女体盛”使得“食色”二者合为一体，既大饱口福，又大饱眼福；既弘扬了中國传统文化，又美其名和日本国际接轨。商家的生意经和官家的政治口号，也合而为一，相得益彰。

　　中國人素来好吃，贪官更是老饕，所以贪官少有不脑满肠肥的，都是吃的。那便便的大腹，老百姓不叫“啤酒肚”，干脆称之为“腐化肚”。大官吃，已经不是新闻；小官也吃，穷地方的小官更吃。越吃越穷，越穷越吃。银川同兴县，我是去过的，此地无论如何也算不得富裕，可自1998年以来，该县邮政局在当地鸿雁宾馆定点欠账请吃招待，打下白条1932张，装满15个牛皮袋，拖欠金额26万元。

　　那稍稍富裕的一些地方呢？也照样吃，也照样能吃穷。据新华网报道，陕西干县王村镇大王村原是咸阳市命名的“小康村”，近年来村干部吃喝挥霍，举凡村中婚丧嫁娶、小孩满月、老人寿诞、新房落成无一不大吃，大王村的干部成了吃的“大王”，就这么吃、吃、吃、吃……8年间村干部集体吃了1999次，2000年的7月29日这一天竟吃了6顿。这八年就硬是把一个“小康村”吃空了！整个中國尚未到达“小康”水平，如果全国贪官张开大口也像大王村这样吃法，也迟早会把中國吃空！

　　喝。民谚说：“贪官不怕喝酒难，万杯千盏只等闲。”贪官们喝的是什么酒呢？外国名酒轩尼诗、人头马，中國名酒茅台、五粮液，在贪官的眼中也已等闲视之，行贿者进贡的这些中外名酒和其他高档补品在贪官家中已堆积如山，成了超市。在某饭局上，一位原是贪官的秘书与我邻座，我问他的前领导喝的最昂贵的酒是不是路易十四。此秘书说：“你土了吧？他们现在最喜欢喝饮料。”“可乐、雪碧、桔子汁？”“不，天然饮料。”“什么天然饮料？”“你真的不懂？”“真的不懂！”“人奶！”“啊！”“而且不要瓶装的，要原装的，要新鲜的，要现吸的……”“真的？”“我说你土得掉渣了吧！”我苦思：是我土得掉渣了，还是整个社会烂成污泥了？

　　玩。玩什么？老百姓说：“玩山玩水，玩出国游；玩赌玩车，玩保龄球。”其实贪官们早就与时俱进，不玩保龄球，而是玩高尔夫了。原云南省长，大贪官李嘉廷就说过：“我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就是打网球、打高尔夫。”有一民间传说：甲贪官老婆问乙贪官老婆：“这高尔夫是啥玩意儿？”“高尔夫就是提高你丈夫”“提高个啥呀？”“品味呗！”“啥品味哟，不就是打洞嘛，晚上打洞，咋白天还要打洞呢？”民间讽刺的不是高尔夫球，讽刺的是贪官。高尔夫如今风行全国官场，连村官也学时髦，赤着膊，戴草帽，挖个洞，拿着竹竿把球往洞里打。上有所好呀！

　　赌。北京大学中國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研究员王增提出，中國每年约有6000亿元人民币流向港、澳、越南、老挝及俄罗斯等地的赌场和赛马场。1998年2月至1999年6月间，沈阳原市长大贪官马向东，到香港、澳门等地豪赌十余次，将400多万人民币挥霍殆尽。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原交通运输管理处处长蔡豪文，挪用公款300多万元人民币到境外赌博，也是挥霍一空。这只是随手所举的两个例子。一业内人士分析：华人一年输在赌场的钱约1600亿人民币，其中至少30％——500多亿人民币是大陆官员（当然是贪官）输掉的赌资。500多亿呀，这些都是真正的“人民币”——“人民的币”呀，是亿万工农大众、知识分子以辛勤的汗水、以诚实的劳动挣出来的钱，可都被贪官污吏侵吞了、掠夺了！

　　色。贪官大多是色鬼淫棍，他们什么都不强，就是性欲最强。记得两年前就有报道说，80%的贪官有情妇，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又有人指出95％以上的贪官都有“情妇”，上升了15个百分点了。

　　南京奶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金维芝，号称金陵“奶王”，既是奶业集团的“奶王”，也是“包二奶”的“奶王”。他说：“像我这样级别（副厅级）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 海南省临高县在原县委书记吴光华的带动下，当地一些领导干部公开包养小蜜，并公然带在身边出入酒席和公众场所，以致在当地的官场纷纷以没蜜为耻，以多蜜为荣，相互攀比炫耀。原云南省长李嘉廷的情妇徐福英也证实官场的情色风之盛，她说：“我跟李嘉廷一起出去玩，看到不少领导干部都带女人来，那些女人大多像我一样是情妇，大家一起吃喝玩乐习以为常了，没有什么回避和尴尬的意思”。

　　《扬子晚报》报道，江苏省供销社原主任周秀德，自1989年至2001年，任职12年，贪污近千万，在这12年里，他记下14本“性日记”，详尽记录他与上百个女人的性事：女人姓名、通奸的时间地点以及自己的性感受等等，应有尽有，绘“性”绘色。每年还进行“年终总结”，统计当年通奸的人次。更离奇和恶心的是海南省纺工厅原副厅长李庆普，迹近变态，竟在保险柜里“珍藏”他嫖过的236个妓女的阴毛……

　　“审丑”多了，不但会“审丑疲劳”，还会恶心。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抖落这些贪官的丑恶事，实在是因为两性关系最能呈现一个人道德水准。以上种种案例无一不凸显中國贪官的人品低下，灵魂肮脏。如果说“十官九贪”有所夸大，那说“十贪九色”可以定论。老百姓早就说贪官除“工资基本不用”之外，还有一条就是“老婆基本不动”，可见“中國贪官的特色”就是“特别好色”！

　　最难容忍的、也最荒唐的是一些贪官竟然利用手中之权，安插自己的姘妇、小蜜当官。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赵增军，在担任绩溪县县长时，泡上一20岁女子。他对她说：“小乖乖，你年轻又有文化，我要把你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让你当乡里一把手。”不久，他的这位“小乖乖”果然当上乡黨委书记兼人大主任。湖北省原荆门市市委书记焦俊贤，他的情妇陈丽原是“三陪女”。焦书记指令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为这位“床上培养”的“干部苗子”，伪造正式黨员、正科级干部、大学本科学历等假档案，于是“三陪女”就成了该市开发区的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三个局的副局长。这简直是天下奇！

　　千万不要以为贪官栽培姘妇仅是小城镇或地县级的把戏，以为他们如此荒唐是因为天高皇帝远，才如此大胆。其实离开“皇帝”并不远的省部级或直辖市的大贪官也如此。以前有过一个内部规定，当官当到了一定级别，只要政治上对“皇帝”忠诚，这些事情都可以不予追究；除非在政治斗争中落马，这些丑事才会当作炮弹抛出来。

　　外国的官员也好色，外国的贪官也有情妇，但他们把公权力和私生活分的很清，尤其是民主国家，万万不敢滥用手中权力为情人谋私利，绝不敢给她们安排一官半职。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连任四届的总统，但他却有三个情人——两任女秘书和一位挪威公主。但是罗斯福始终未提拔她们当个市委书记或人大主任，克林顿也没有把莱温斯基从“拉链门”安插到部长衙门，去当个什么部长。只有中國才有这类奇事！

　　说到此处，需要为“情人”正名。男女之间相互有情，才可称之为“情人”。说中國贪官有情人，那是对“情人”一词的玷污。中國的贪官只有“二奶”、“小蜜”、“姘头”、“性伴”。他们的关系不是建立在感情上的，他们只是一方以金钱和地位，一方以美貌和肉体进行的赤裸交易。他们只是“性侣”，不是“情侣”。如果真的有情，试问：他们双方，不论哪方败露，有谁为对方“殉情”的？“二奶”没有，“二爷”也没有为包养他的女贪官殉情的，都没有。他们只会立即摆脱干系，相互揭发。他们连中國古代的某些嫖客和妓女都不如，更不要说和钱谦益、柳如是，和冒辟疆、董小宛这些古代的情男、情女相比了！

　　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979年我和两个朋友创作了《假如我是真的》，这是在纹革结束之后第一部反映干部特权的话剧。也可能以前的戏剧都是歌功颂德的，而这部却是首次揭露疮疤的，所以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中央还为此在北京专门召开创作座谈会。其实此剧是根据上海真实发生的一个案件编写的，揭露的仅是干部要求掉换大一点的房子，要把在外地的子女调回上海之类的小事，结果被认为是给共產黨抹黑，遭到禁演。

　　事实上谁也不能给共產黨抹黑；能够给共產黨抹黑的，只有共產黨自己。25年过去了，共產黨虽然有能力禁止这出戏，但却禁止不住越演越烈的特权和腐败。

　　1985年，没想到我也当了官，当了正处级干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上任伊始，我便提出我不分管最有实权的人事和财务，只管艺术。我还告诫自己：清清白白地上台，不带污点地下台。没想到我诚惶诚恐地干了四年，还要我再干四年。不干不行，逼着你干，没办法，于是印了张名片，上面特地写明：“我，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长久的；某某主席、某某顾问、某某教授、某某理事——都是挂名的。”以昭示我继续当院长的被迫。八年干下来，真担心在众人皆醉的官场里，我是否还能保持清醒；真真担心再这么干下去，我是否也会不知不觉地变成贪官。于是我再次辞职，终于获准。有人说我傻，说我再干下去，有好处，会升官。我说：“尚憎驽恋栈，肯羡鹤乘车？”这八年，我虽然做错过一些事，得罪过一些人，但让我欣慰的是，我没收过一份礼，没贪过一分钱，谢天谢地！不过，如果再干下去，尤其是干到现在，那就很难说了……人是会变的，包括我。

　　正因为我写过《假如我是真的》这出戏，而且被禁，所以我很早就比较关注中國的吏治状况，说得好听一点是关注黨风廉政建设。正因为我当过八年官，而且并不恋栈，所以我对中國的官场就有比较感性的认识，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力不胜任的我有勇气、才使得忧国如家的我有责任来写这篇《“腐败”文化》。

　　在前面三章，我“野心勃勃”地试图勾勒当代中國的腐败全景。“勾勒”之后才深感我的不自量力。这个“力”还包括“想象力”。因为当代中國的腐败，是全社会的，是各方面的，是极疯狂的，是无底线的，是难理喻的，是超想象的；当代中國的腐败，没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因为没有人具有这样超凡的想象力。如今连幼儿园的孩子都会给阿姨送红包，你能想象得到吗？在当代中國，在机关、在银行、在军队、在课堂、在法庭、在病房、在超市、在菜场、在大街、在小巷……24小时，任何角落，随时随地都在发生腐败。腐败就在你眼前，腐败就在你身旁，腐败就在你不会怀疑之处，腐败也在你想象不到的地方……腐败在当今中國已经成为了行为准则，成为了生活方式，成为了政治制度一个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可以侵蚀精神生命、影响民族性格的一种“文化”！

　　面对如此严重的腐败，光靠花拳绣腿是绝对打不倒的。须知，中國的官员太会做表面文章。中央不是要反腐吗？好呀，合肥市包河区委书记便带领100多位科级黨员干部到包公祠接受廉政“教育”，在包公像前宣誓，要“廉洁奉公、防腐拒变”。真亏想的出！

　　扬州市呢？要廉政吗？好呀，他们就在寸土黄金的市中心重金建造“廉政广场”，占地数千平方米，以“清恪”命名，取“清正廉洁、恪尽职守”之意，以此来表示他们拒腐的决心。造个广场表决心，有用吗？

　　江都市另有一招，为了“把家庭建成一个反腐倡廉的坚强堡垒”，他们让全市1000多名主要官员的夫人在家里经常“审问”丈夫几个问题：“在外吃喝时，是否属于违纪吃请；带回高档礼品时，来源是否正当；拿回大额现金时，是否不义之财；深夜未归时，是否去了不该去的地方……”把当官的丈夫当孩子呀！

　　长沙市也闻风而动，在全市开展“廉政歌曲进歌厅”活动，市纪委不但向各政府部门发放“廉政歌曲”光碟，还向全市一些歌厅、舞厅、KTV等演艺场所免费赠送，让全市大树荣辱观，大唱正气歌。这真的是表演了！

　　更搞笑的是，一些地区甚至还号召购买或免费发放“廉政台历”、“反腐扑克”，以及“永不沾牌不沾锅”，“手莫伸牌保险柜”……唉，多少人假反腐之名搞这些低智商、高笑料的事情呀！可我笑不出，我觉得可悲。

　　中央政府为了反腐制定和颁布了无数个文件、指示、条例、规定，甚至连吃请只能四菜一汤、男领导不可用女秘书这样的细微末节都规定了，但都给各个地方政府“演艺化”了，不问作用，只问作秀。这也说明中央的种种文件、条例也确实作用不大。

　　学习“叁個代表”和“八荣八耻”有无作用呢？对贪官而言，毫无作用！中國的贪官都是两面人，巧言令色，口是心非。东北贪官沈阳原市长慕绥新，在位时的口头禅是：“千好万好不如人民说好，金奖银奖不如人民夸奖！”好像在唱他家乡的二人转。重庆贪官原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也极擅言辞，他说：“要发扬草鞋精神，做一个草鞋公仆。为了更多百姓不穿草鞋，过上好日子，我宁愿自己永远地穿草鞋……”真不愧是宣传部长！广西原省长成克杰当年说：“想到广西还有700万人没有脱贫，我是经常晚上睡不好觉哇！”当年还真的有人为他的这句话感动流泪。这些贪官在做报告、在表态时，在他们这些豪言壮语和煽情台词中，毫无例外地都有“叁個代表”、“先进性”等流行用语充斥其中，他们可以一个字不错、一个标点也不错地熟练地加以引用，加以发挥，以示他们自己就代表着先进，绝不会腐败。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秘书秦裕在今年7月13日担任宝山区副区长，25日又“当选”为区长，在他的施政演说中就当令及时地出现了如今最时新的政治口号——“八耻八荣”了。可他8月22日上午还在宝山区主持加强黨风廉政建设干部大会，下午就因自己的“耻”而被“双规”。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也是对政治思想工作、学习“叁個代表”“八耻八荣”的嘲弄。嘲弄者为谁？是这些贪官们！

　　为什么用了几十年的政治思想教育的法宝如今不灵了？这是因为共產黨发生了变化，从革命黨转向了执政黨。革命年代，需要忠诚无私、需要铁的纪律、需要统一意志、需要洗脑教化。那时的意识形态确实可以发挥“团结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如今是执政黨了，需要科学执政、需要民主执政、需要依法执政。科学、民主、法律的作用大大超过意识形态。以前需要思想原则，如今需要办事规则；以前需要上下服从，如今需要相互合作；以前需要牺牲自己，如今需要公私两利；以前是理想维系着黨员队伍，如今是利益才能使黨员聚合。明乎此，就可以知道“叁個代表”和“八耻八荣”对这些贪官究竟能起什么作用了。

　　窃以为，反腐之所以越反越腐，一是在于打击力度不力，重拳出击不重。何谓力？深入入虎穴谓之力；何谓重？击中要害谓之重。以前虽然也查处了许多大案要案，但大多是狼窝，并非虎穴。虎穴在何处？上海！

　　上海在中國的政治地图上绝对是半壁江山，加上它特殊的背景和纹革的历史，真是举足轻重。改革开放以来，上海贡献甚巨，但奇怪的是，上海的官场好像洁净无比。全国各地不时爆出大案，揪出巨贪，唯独上海的共產黨员和干部好像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都是拒腐蚀永不沾的清官，都是用特殊材料制造的人。全国的江河都发臭，黄浦江能干净吗？可信吗？其实中央也不相信，三年前，中央就曾派大员来查过，查出周正毅这一大案，但盖子刚揭开，即捂住。这么大一个案子，好像只有周一人单独作案，没后台，没同案，结果，周只判三年，便敷衍过去。最不可思议的是与此案有关的原告律师郑恩宠，也判了三年，好像各打五十板，打了个平手。其实是在包庇，更是在示威，传达出的信息是：上海是我们的地盘，你们谁也别想动！

　　等了三年，闻道上海父老，常北望，翠葆霓旌，终于等到了中央空降天兵200多人，深入上海虎穴来了。朝野震惊，世界瞩目。不到两个月，从社保局长祝均一直到宝山区长秦裕，已有数位官员被锁定调查，而且三年前的周正毅一案，又被遭遇不公的拆迁户重新提起，纷纷上访。观察家们议论，认为北京再次下定决心要揭上海的盖子了。但结局尚不得知，还需看最后的较量。

　　上海是一个虎穴，还有一个更大的虎穴是政治局。有人吓一跳，说我胆敢怀疑政治局？我说，为何不能怀疑政治局？他说，这种话你怎么能说？我说，为什么不能说？闻一多有首诗：“有一句话说出来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如果一句话能点起反腐的正义之火，即便我身陷火海，祸及自身，也在所不惜。中國总要有人说话，哪怕五千年都没有说破，如今也要说；如果不说，谁能猜得透火山的缄默？如果火山一旦爆发，那就不是我一人之祸，而是国家之祸，是民族之祸，是苍生之祸！

　　中央领导，中央文件早已表明任何一级的领导人如有问题，公民都有权利举报，被举报者都必须接受调查。胡錦濤總書記自己也说，反腐监督可以从他开始。况且这么多年来，对政治局某些成员的举报一直不断。中央应该有个说明，有个回答。遗憾的是至今还没个交代。

　　要做到真正的彻底的反腐败，仅仅依靠中央纪委的重拳出击还是不行，那是钦差大臣的做法，是青天大老爷的遗绪，它执行的是非公正的、非透明的、非合法程序的法外之法，而且各级纪委还要接受同一级别的黨委领导，并无獨立性。但是在现行的体制下，对付贪赃枉法者，也只能暂时用这“善”的“非法”来对付贪官们的“恶”的“非法”，这是目前万不得已的暂行之法。虽然这样也能反出一些腐败分子，但是绝不可能彻底；而最大的腐败分子，不但不会反，还会因妥协而加以保护！

　　当今的腐败根源是制度腐败，在这高腐的制度之下，不腐败也难，从这个角度说，腐败分子也是这个制度的牺牲品。正因为不腐败也难，大家都腐败，所以很多地方是腐败分子在领导反腐败。

　　腐败是这个政权的执政基础。以“法”治国，以“德”治国，其实是自欺欺人，以“腐”治国才是实情。当腐败的程度能让各级官员满意而又不让百姓太不满意时，便是这个政权最理想的政治局面。如果这个理想状态、这个平衡被打破，就将危及政权本身，这才有了所谓的“反腐”。所以在極權体制下的“反腐”，并非要“根治腐败”，只是要把腐败控制在广大民众尚能够忍受的程度。

　　要真正的反腐，根本之法，真不在于打击力度的大小，而在于改变極權体制，在于：开创民主政治，实施宪政大法，三权逐步分立，保障公民权利，实行言论自由，开放报禁网禁，民主选拔官吏，“主人”监督“公仆”……只有如此才有可能真正的反腐，也才不至于陷于这样一种权力斗争的怪圈：总是当今的天子，揪出前朝的奸臣；下一任天子，也依然如此，始终逃不出这可怕的周期率。而且贪官们被揪出之后，毫无申诉权利，在司法不獨立的情况下，人民看到只是贪官们态度极好的认罪书，看不到他们真正的辩护词。这都给以后留下隐患：我上台，我整你；他上台，他整我，很难真正整出铁案，不是权力之争，便是丢卒保车。若不进行已经迫不及待的政治体制改革，别说反腐，就是建立和諧社会也可能是心虽好却办不成的空话。

　　以上这些道理在当今世界，在信息时代，早已是一般常识，根本不必再费唇舌去解说，不必再著书立说去论证。这也是早被民主和进步国家认同并在实行着的普适法则。我相信当今的中央领导并非不懂，也许因为积重难返，需要时间；也许担心混乱，需要时机；也许考虑利弊取舍，举棋不定；也许意见尚未统一，黨内纷争。凡此种种，致使至一时尚无法开创新政。只要坚持开创，可以等待；如果拒绝开创，将是灾难。因为拒绝民主政治，不但会孳生腐败，而且拒绝民主的本身就是一种腐败——政治腐败。当今中國因腐败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真的不希望非要腐败到烂掉了，才有变化，那将是又一次浩劫！我突然想到赣州城外关于陈胜吴广的对话……

　　作者:沙叶新

自由星空

身处中国不能想像的美国言论自由

中国贪官的五星级豪华监狱轰动网络

中国贪官的五星级豪华监狱曝光轰动网络 (组图)

晚清中共权力维稳 越维越不稳

缅甸民主春风使北京难堪

武二郎终究还是武大郎

少将李双江“级别论”遭到老军人和网民炮轰--转录

少将李双江“级别论”遭到老军人和网民炮轰

浏览 15679 次 | 评论 45 条

令人震惊的自信与自由 ---转录

维基解密：中国士兵被骗执行六四屠杀

也门、叙利亚军人倒戈相向，天朝独裁者在颤抖 (图)

世界媒体看中国：上海的混乱与主旋律

吴学灿：中国警方只抓妓女不抓嫖客

河南板桥水库浩劫，全球头号灾难

相关日志

两“京报”何以被整肃？

洪深：大陆喉舌故意掩盖囚禁6女为性奴的罪犯官员身份（图）

铁流：60年大陆中国为何无大师级人物？读雷一宁女士编著的《“阳谋”下的北师大之难》

谁冒犯领导，就用警察去教训他？

消费爱国，请领导们先上！

养老——压向人民的第四座大山

愤慨任志强的高调不如反思草根的失声

我国低工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2008年教育部对以下9个成语解释的纠正

评论:“短信骂人罚款两百”为何招来骂声

从欧美市长兼职看中国官员的幸福

中国寡头统治之社会结构已定型

被侮辱者，拿什么来维护自己的尊严

腐败之路

晚清中共权力维稳越维越不稳